军统之花
作者：博凌
第九章：人贩子
中学毕业后，我按照父母的意愿投考了师大外文系。时局一天比一天坏，师大几个月的课都是动荡不安中度过的，即便如此，学校也没有维持下去。政府天天喊着保卫南京，重要的机构却一个个赶着往武汉撤。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快打来了，师大最早决定和教育部一起往武汉撤。同学们有的和父母跑回浙江乡下，有的准备往江西、湖南跑，只有一部分家不在本地的决定跟着学校南迁。我当即决定和学校走，父亲本来反对，他想让我和母亲、弟弟一起躲到乡下亲戚家去。我只说跟着学校走，人多安全，到了后方也有机会复课。父亲还不放心，我就说康民也一起走，父亲才答应。父亲把母亲、弟弟和二太太，姨妈，都送到了乡下。自己却不顾劝告和启轩的父亲留在南京守店。
康民家的船厂，当时已经把部分产业和船只，运往四川，大哥也早就在四川住着管理。 他家里也就没怎么反对他和我们一起走。康民家的船厂，船运公司，在战时是紧俏产业，学校同学、老师们找船也承了他不少人情。
等学校迁到武汉，还没上课，日本人又打来了。学校于是又忙不迭往四川迁，一路上，兵痞、土匪、流寇，骚扰不断，好在大家人多，保护着自己，不至有失。
好不容易到了重庆，日本鬼子的飞机又天天来轰炸，学校从市区迁到沙坪坝，又从沙坪坝迁到青木关。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还牺牲了几位老师和同学。
出来了几个月，家里早就音信不通了。只听说南京城破，日本鬼子见人就杀。到了青木关，安定下来，才收到了母亲的信，说是父亲和姨父一直留在南京，生死未卜，音信全无。
看过信我当时就晕了过去，醒来以后对着守在床边的同学，嘴里只有一句话“我要去延安，我要参加国民革命，去抗日救亡。”我告诉康民我不准备等复课了，决定去延安，听说那里有抗战大学，我想参加抗战大学，哪怕给抗日的队伍洗洗衣服也算是为抗日做了点事。康民拦不住我，苦求我等时局稍平稳，路上太平些再走。
在重庆待了一年多近两年，学校挣扎着复了课。家里的经济来源早就断绝了，唯一的救济是国民政府发给流亡学生每月8元的生活费。我还得省下一些，留着以后当路费盘缠。后来一群东北流亡学生来到了青木关，他们背井离乡多年，恨死了国民政府不抗战，铁了心要去陕北。看了他们几场演讲，我就决定和他们一起走，马上！
我问康民走不走，他犹豫了一下，说我要是嫁给他，他就和我一起走。我告诉他，我还是一个人走吧。我们过了青木关国民党的关卡，他才追了出来。
我们一行十几人，全靠两只脚，一路往成都走，出了成都，还没到陕西边上，就遇到前面退下来的人，说是去陕西的路上土匪很多，走过去就会被劫。大家又不甘心回去，就停下来就地等消息，准备太平些再走。大家的盘缠都耗尽了，几乎断粮。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偶然遇到了师大附中的张老师。张老师在学校声誉很好，经常帮助贫穷学生，还指导启轩他们戏剧社的活动，思想比较进步。他接济了大家，安排大家在他任教的中学礼堂里住。
他听说我们要去延安，就询问缘由。我们就说想去抗大。他也没说什么，只说路上危险，劝我们等等。没过多久，他就拿着一张登有“抗战青年干部培训班招录”的报纸来找我们，说反正都是抗战，哪里都一样。这个班是军事委员会办的，绝对可靠。
东北学生里有几个就留下了，我和康民见去陕北的路走不通，也有点犹豫。最后，康民劝我先去看看，不行再说。我们无论如何也想到，这个班，“不行”是不可以“再说”的。
大家都穷困潦倒，张老师为什么生活安稳，又恰好在大家耗尽钱财的时候出现。那个时候我和康民谁都没有怀疑过。
临去成都报名前，张老师还说他在军校有熟人，写了一封信让我们拿着。就是这封信，带着我们到了考试地中央陆军官校。简单考试以后，淘汰了几个人，留下的全部转往重庆。到了重庆，从云南，贵州，武汉各地转来的青年汇聚到了一起，大家全部被接到了纟巢丝厂。
转了一个大圈，我们重新回到了重庆，进得却是个不同的校门。新的一页就此翻开，而内容是人们不会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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缫丝厂位于磁器口，离市区尚有一段距离。后面靠山，树荫环绕，地形隐蔽，警卫都是便衣。
我捧着新发的灰布军装和简单行装，沿着狭长的走廊踱步，略带好奇地打量这个陌生的环境。院落里规整整洁，规模并不大，据说是原来的湖广会馆。走廊的墙壁上用白灰粉着一些标语：“我们是领袖的耳目”、“我们是总理的信徒”、“主义之花，先烈之血”等等。领袖的耳目，抗日干部怎么是耳目了？我皱了皱眉，没有多想。
前院是几个比较疏朗的大房间，里面摆满桌椅板凳，厢房住着警卫排。侧面有个小门，连着一个院落，门口却是荷枪警卫。后面相连的院落规模与前缘相仿，正屋挂着一块招牌----办公室，两侧的房间挂着教官专用的牌子。再往后走就是挂着一队，二队，三队牌子的房子，穿过这个院子，有个小院，门上挂着“女生队”。
这就是我们女生的宿舍了。我捧着衣服走了进去，随便找了个房间推门进去，屋里的两个女生，一个在铺床，一个在整理着什么，顿时放下手里的东西看我。
“你是新来的吧？”一个脸圆圆，身材娇小的女生抬起头问我，她的脸红润得可爱，眼睛亮晶晶的。她大方地伸出手来，“我叫余英华。”
我点点头，微笑一下握住她的手，“叶雅纹。”
另外一个女生年纪似乎稍大，容长脸，脸上隐隐几点雀斑。她对我略一颔首，算是打过了招呼。我也对她微笑了一下。
“听你口音不是四川人，你从哪里来？”余英华站在床边，好奇地打量我。
“南京。”我低着头，手僵了一下，很快又忙碌起来，把床铺理了又理。
余英华楞了一下，没有多问。过了一会，她递给我一本书。
我一瞄封面，一株梨花下，一个美丽的女子背对观众而坐，书上几个大字：玉---梨---魂。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忙把书推开，脸上红了一下。
她吃吃笑了起来：“不是坏书来着。不就是说了寡妇再嫁嘛。”
我满眼惊诧地看着她，她满不在乎地笑笑。
“好点没有？”她捣捣我。
这一紧张，的确没有刚才那么难过了。原来她拿这本书出来是让我转移注意力的，我感激地看了她一眼。
“我是南通人。”
“是吗？我在南通有个表叔呢。”
我们就这么聊了起来。她告诉我她是三战区招过来的，同来的还有十几个人。
正说话间，一个身材高挑的军装女子推门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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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公开招人的时候，用过各种名义，抗日青年干部训练班，无疑是最具迷惑性的。还有用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办军事干部训练班。或者用中央军校的名义招生。甚至用“农科所”招生的名义招过学生。目的只有一个，和共产党争夺学生，免得人都跑到延安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