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四中读书时所认识的高干子弟
我是于1960年从西城区一所普通小学考入北京四中的。初入四中感到有许多新鲜之处,比如班上有三个同学的爸爸是将军,而在小学时同班同学的家长中连个当科长的都没有。
这几个同学能告诉一些我闻所未闻的事,以前我不知道吉姆车和吉斯车,他们告诉我如何识别和哪级高干可以坐这样的车。
这三个高干子弟之中有一人叫梁凯民,他的爸爸是梁必业中将。初一时我们班曾开过一次班会专门批评梁凯民。现在努力回想他犯了什么大错吗?想不起来。他是有点散漫,有时对老师有些顶撞,这些都不是大事,但在大部分同学都对老师毕恭毕敬的年代他就显得另类了。当然这些不足以构成开一次批他的班会的理由。导火索是他与同学聊天时大骂赫鲁晓夫是大流氓,而这位多嘴的同学向班主任告了密。当时中苏分歧尚未公开,按当时的惯例骂赫鲁晓夫就是反苏就是反革命。一两年后我们才理解他提前得到高层动态,知道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了。开班会时他是有口难辩,无法说出原委,只好自认倒霉。
61年暑假快结束时梁凯民突然骑车来我家,因为第二天他要补考俄语,希望我能帮他复习一下。我随他来到一座离中南海不远的四和院。在他的房间里高悬着一张大字报大小的表格,上面写着五个孩子的姓名和各科成绩,看得出他们的父母很重视他们的教育。我浏览了一下这个表格,很明显五人中以梁凯民的成绩最差。我帮他复习期间他的爸爸梁必业中将曾过来与我们打招呼,从没面对过这么大的官,我显得很拘束。那天梁凯民工作得很认真,但临时抱佛脚没能起作用,他的俄语补考失败了,成为我们班近五十多人中唯一的蹲班生。
梁凯民蹲班后与我是同校不同级,之后他不曾再留级,我上高三时他仍在四中读高二。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上网查了一下,得知他不幸因癌症先于其父离世,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
我们班的陈崇北的爸爸是陈其涵上将,时任最高军事法院院长。陈崇北学习好并平易近人,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好学生。我们初二的班主任是一位刚出校门的女教师,可能很想接触高级干部,于是找借口对陈崇北进行了家访。陈崇北的父母很热情地接待了她,全家陪她共进了晚餐。可我们的班主任饭后依然滔滔不绝,迟迟不离。我们私下都认为她此事做得不得体。
我在四中时每学期考试后,总务处在每班挑几个学生帮他们将各科成绩抄在一张学籍卡片上。学籍卡片上记载着每个同学的家庭情况,就这样我们知道了陈崇北的爸爸的工资是440元,它的母亲(一个工厂的党委书记)的工资是220元.两人工资加起来是660元,对我们平民百姓来说绝对是超高工资。那个年代人们丝毫没有仇富思想,同学都觉得对于出生入死干革命的人,享受这个待遇,完全应该。
陈崇北曾送给我和另一同学两张话剧票,使我俩能有机会在民族宫剧场欣赏了南京部队文工团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是我出国前看到的最好的话剧。63年陈崇北在升高中的统考中以几分之差未能升入四中,录取他的是八中,那也是一所在北京名列前茅的中学。
63年的夏天,即我们从初中升高中的那个暑假,我被选入市射击集训队为全国青年射击通讯赛备战。与我一起被选上的还有我四中同年级邻班的两位同学,一个是粟裕的儿子粟寒生,另一个是姬鹏飞的儿子姬军。我们同睡在一张通铺上,享受着运动员的伙食待遇,训练之余我们一起打牌,日子过得很潇洒。八月中的某天,他俩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不幸的是他们都没能被四中录取。我明显感到他俩的失落,记得粟寒生还为此潸然泪下。
63年9月我升入四中高一,在新的班上有了更多的高干子弟,有薄一波的大儿子薄熙永,孔原(时任中共调查部长)的大儿子孔丹,五个同学的爸爸是将军,其中包括带领部队击毙日本名将之花的陈正湘将军。那年的录取分数线是260.5，所有人在分数面前一律平等，差一分也不行，不论家长的官有多大。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初中时与孔丹同班,没能达到260.5，未能如愿留在四中,因而去八中。走后门仅有一例，某人的爸爸是将军，初中是四中的，他考了256分，只得离开四中。过了几个月靠西城区教育局长（母亲老战友）转学回来。
孔丹是在四中读的初中,并获得银质奖章而被保送升高中。当时四中的初中有六个班,近300学生。在这些学生中只有两人荣获金质奖章,四人荣获银质奖章。当时教育局有严格规定,必须在初中六个学期中主课全部是五分,副科为四分的不可超过两三门的学生才能与奖章有缘,而且是只问成绩,不论出身。那年拿下金质奖章的一名同学就是出身不好的平民子弟。可以肯定地说孔丹的银质奖章是完全凭自己的实力获得的,与他爸爸是不是高干没有任何关系。
孔丹的文笔出众,高中作文课上老师常把他的文章作为范文读给大家。至今我还能复述出他一篇范文中的精彩段落。孔丹的一篇文章曾被登在当时全国发行的”中学生”杂志上,那篇写得短而精练,读后叫人有少一句则不足多一句则有余的感觉。因学习成绩优秀和组织能力极强,在高中三年中孔丹一直担任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64年十一前学校要求每班排演一个舞蹈节目,这可难坏了众人,我们班里只有笨手笨脚的秃小子。孔丹利用自己观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记忆,愣是排出一个让全校刮目相看的歌颂长征的舞蹈。其实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令我欣赏的正是他不拒绝小事,认任真真地去办好每件小事。
当时的校领导把孔丹树为全校典型,并把他发展成全校第一个学生党员。离开四中已有四十多年了,可以肯定现在我与孔丹在政见上已经相差甚远。即管如此,我必须承认.在我在四中上学的六年中,一个学生能让全校师生都认识,都佩服,孔丹是仅有的一人。
我印象中的薄熙永常微笑着。记得他说过报纸和杂志上总说革命者被捕后如何坚强,可据他爸爸的朋友说,那时被捕后叛变的是多数...。爱听他聊天,因为我们可以听到在报刊上读不到或与之截然相反的东西。他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文革中在其父薄一波倒台,其母自杀后一次与我们三两个出身不好的同学闲聊中，他说谢富治趁文革搞投机,早晚要被揭穿。当时正是谢富治大红大紫之日,说这些话是要冒风险的,尤其是作为黑帮子女的他,是罪加一等的。另外,当时盛行揭发,他本应将这些话藏在心里,看得出他信任我们,确信我们中没有告密者。
高干子弟不都一样，就像其他阶层的子第一样。孔丹朴素。在号召继承革命传统时爱穿一件粗布灰军装，是他父亲红军时穿的。让其他同学羡慕不已。他还告诉我们他父亲原在江西萍乡做裁缝。另一高干子弟（且称之甲）就不同。衣冠光鲜（在用布票的时代）外国名车（自行车）名表名笔（自来水笔）。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功课不错，可吊儿浪铛。
最后谈谈高干子弟的缺点。文革中我发现绝大部分高干子弟发自内心地接受老毛对17年教育战线是修了烂了的极左分析,他们比我们更深地卷入极左思潮。他们中不少人批评校领导歧视压制打击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文革害了他们，使他们变得不理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