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无数求助信中，有一封穿插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桂琼华于1955年向中国外交部写信求助：“我的爱人刘永铭是1947年底去美的，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攻读桥梁建筑工程，于1949年春得硕士学位，旋因京沪解放，美国政府加以阻挠，使得家庭对其经济断绝接济，未能继续攻读。五月要求回国，被美国政府认为是神经失常，送入密苏里医院医治。在医治当中，我的爱人设法寄信回家，字里行间毫无神经病患者的表现。只说一切无自由，寄信不自由，与外界隔绝，无人去看他，切思早日脱离苦海，回到祖国的怀抱。根据以上情况，很显然我的爱人刘永铭是因为要求回国甚切而遭到美国政府的迫害软禁于医院当中的。50年下半年以后，连这简短设法寄出的信也没有了。自此曾不断寄信医院询问，只间或由医院回复说他病好了，可以出院，但一直没让他出院。1951年后连答复的信也没有了。”
虽然信的内容有些蹊跷，但仍引起当局重视。外交部收到桂琼华的来信后，首先查询了留学生名单，结果却查无此人。通过红十字会正式了解到，刘永铭确实在医院治疗。长话短说，刘永铭精神恍惚地于1956年2月回到北京，继续接受治疗。
《人民日报》不断以大量篇幅报道刘永铭，从他在美国的境遇，留学生们的抗议，到他回国在香港再次受阻，妻子带着女儿失望地在广州守候，又获特许赴香港，回到祖国与家人的团聚，到各地参观，医生给他做健康检查和诊断，在北京受到的热烈欢迎等等，详尽之极，报道篇幅和次数不亚于华罗庚和钱学森。
美国政府承认此事，但坚持刘永铭精神不正常，在密苏里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另一方面，香港方面不发给他入境证，医院方面表示刘永铭出院后必须离境，不能在美国居住，因为没有自理能力。到了1956年，香港才发给入境签证，上船前刘永铭回答了记者的问题。
国内亲人好友写信“没有回音”有可能是来往信件“丢失”。至少美国政府在监视这些信件的往来。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有机化学博士何炳林回忆说，“我的一个朋友事先和家人约好，在摺起来的地方作记号，因此常常可以发现美国当局拆阅我们的信件。我从可靠方面得知，美国政府雇佣了一批中国人专门阅读截获的信件。”
一些留学生觉得光靠写信了解国内情况不够，但又不敢“回去看看”- 尽管周总理说“现在国外的留学生想回来看看再出去，是可以的，已经回国的愿意出去，也可以。”- 便与家人说好在香港见面。1959年，潘宏道和妻子张银蟾，施龙和妻子吴盈彬来到香港想与久别的亲人见面。张银蟾的母亲张复民经上海公安局多方调查，认为没有政治问题，平常表现很好，可以放行，走以前对她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告诉她应该怎么争取女儿女婿回国。
张复民见到了阔别十几年的女儿。她回到上海后汇报说，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留学生在国外的地位也随着提高，对待留学生也好多了。她反映说，留学生们对国内早开会晚开会很反感，而且听说吃的东西也不够，喝不到牛奶；对三反五反、反右、人民公社都有不正确的看法，还担心工作会不称心。
另一对夫妇很失望，他们的家属没有得到批准来香港。张复民转达他们的问候，解释说，你们的孩子正在读高中，中断学习不好，老太太行走不便，不能远行，很希望你们回去看望她老人家。施龙很不满意，对张复民说“人民政府给你的是活路，给我的是死路。”公安局对施龙的两个孩子的鉴定是“思想意识不好”，所以没有批准去香港见父亲。
这两对夫妇最终都没有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