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情招待，参观访问，游山玩水之后，老海归们便和一些所谓“旧知识分子”一起进入“中国人民革命大学”学习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当前政策、党的建设四门课，共六个月。华北、华南、华东、华西都分别成立了“革大”。华北革大建于1949年3月，旨在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共产党干部，校长为刘澜涛，位于北京西苑一个荒凉的大院子里，校园里没有草坪树木，只有二十幢灰色的两层楼房。这个大院曾经是清朝禁卫军的兵营。后来日本人来了，就成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西苑集中营。后来国民党政府将集中营又改成兵营，被称为西苑兵营。
沈从文对华北革大有如此描写：“我现在坐在西苑旧军营一座灰楼房墙下，面前二丈是一个球场，中有玩球的约三十人，正大声呼喊，加油鼓掌。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两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
老海归们恐怕有如同沈从文的离奇感觉，这一辈子哪儿受过这种教育，开始明白李正道不愿意回国的原因了-“怕洗脑”。“革大”把在校学员分成“积极”、“中间”和“落后”三类。丁则民是华盛顿大学历史硕士，32岁，被分为“积极”类，对他的“思想基本特点”评语是，“46年入国民党，曾任美军华北作战部作翻译。有青年热情，历史单纯，旧社会影响不大。自高自大，背年轻、进步的包袱，对帝国主义很崇拜。思想顾虑少，有啥说啥，口吻直率不策略。感情脆弱，经不住打击，容易感情用事。入学动机为适应潮流，情绪饱满，进步要求迫切。靠近组织，没有或很少怀疑，对我们也能批评建议。”
朱耀忠，29岁，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硕士，被分为“落后”类，对他的评语是，“入学动机为找职业，镀红，对学习不感兴趣，政治与我无关，自高自大，瞧不起别人。近来变化较大，主动听大课。承认改造，但思想认识不够，缺乏自信。对自己不批评，发言是按文件一边倒，有混时间想法。对组织不靠近，表面应付，对我们有怀疑或看不起。”
在革大学了四门课后，老海归们最大收获是知道天下还有“自我批评”这一说。这些喝洋墨水的博士硕士们把写论文的精神都使出来了，“毕业”后还是满脑子疙瘩，“革大”就有了外号叫“疙瘩”。
俄亥俄大学物理博士虞福春的自我批评：“过去，我是一个不过问政治的人，但我还自以为很清高…今年二月准备回到祖国时，我心里存在一个矛盾。我想：呆在美国是为美国人服务，回到祖国总是为中国人服务，我应该回去。但是，我有些贪恋美国式的物质生活。最后，我的爱国思想促使我回来…我感到这次学习运动对我仅仅是一个开头，我决意更加努力不懈地改造自己。”
在联合国工作过的金善宝的自我批评：“我为了补偿自己的过失，我决心要跟着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事实一件一件地在考验着我、教育着我，也改正了我在思想上的许多错误观点，事实证明：只有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大家才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向前迈进！”
回国稍早些的梁思成也没能躲过自我批评：“我这样的挖根是要今天的我分清敌我，站稳立场，爱我们人民中国，坚决地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我的分析还不够深入，这不过是现阶段学习中初步的认识而已。我的问题离挖根到底还远得很。我还要不断学习改造，希望大家多帮助我。”
“革大”没有维持多久，华北革大与人大合并。1955年以后回国的留学生都没上革大，洗脑工作在招待所进行。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回国留学生招待所。北京有两个，一个是给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留学回国的，另一个是给从西方国家回国的。后者先设在西单白塔寺王府仓，由教育部主管，后来搬到前门西河沿永安饭店，由国务院专家局管理，所长叫刘志安。
永安饭店是一座三层楼的老式拜占庭建筑，木板地板楼梯。楼下多半是单间，给单身留学生，浴室和厕所公用。楼上有套间，给携家带口的。一楼有个餐厅，四五张圆桌，每张桌子可坐十人，一日三餐，好吃好喝。每天都安排各种娱乐活动，从参观名胜到戏曲欣赏，逢年过节周恩来总理都忘不了会见招待这些老海归。二楼有个会议厅，每天都要在这里进行政治学习，内容基本上和革大差不多。大人开会学习的时候，孩子们由小刘阿姨照顾，有时候带他们逛街，有时候教他们游戏、唱歌。这些孩子在中国学会的第一首中文歌是“三只老虎”。小刘回忆说，整天跟一群咿咿呀呀不会说中国话的孩子们团团转，最后也竟能听得懂“bathroom”“water”等简单的英文字。毕竟是在华人家庭中长大，这些孩子也能似懂非懂地听小刘的话，但大人说正经事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懂了。有时候孩子们跑到楼上，在会议厅外面偷听大人开会，晚上莫名其妙地问大人，你们为什么总是说“Jane eye”，问得大人也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大人在谈“将来”。
改革开放后，永安饭店成了一家普通旅馆，多次改名。周围的建筑都拆除了，唯独这所曾经接待海外归来的老海归们的老建筑仍然伫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