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洗脑以外，住在招待所的主要目的是等待分配工作。每一个人都需填写《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除了个人简历，《登记表》上有三个问题：你回国的经过情形？你在国外对新中国的认识及回国动机？你回国后有何感想？
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硕士王继祖写的很坦诚，“我对新中国的认识是很肤浅而片面的，所以今后希望经过一番学习和改造后略就所长为祖国及人民服务。”王继祖出国以前就跟女朋友订了婚，可是他1954年回国才知道，自己的未婚妻左等右等等不来未婚夫回来，就和别人结婚了。三十一岁的王继祖除了学习和改造外还要面临终身大事。
密西根大学文学硕士饶敏写得更诚恳，“在美国没有前途，又不愿流浪在这个国家。我很向往新中国的新社会，尤其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很想对于这个新社会的建设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他的妻子周彤芬有些天真，如实暴露自己的想法，“我们早就有回国的意思，却一直在犹豫，起先是因为对新中国认识不清楚，然后考虑到一些个人利害问题：回国后是否会受到鄙视？思想改造会不会很困难？分配工作会不会拆散夫妻？不管我们将遭遇到任何困难与牺牲，只要是对国家有好处，我们就顾不了许多。”审阅的人在这些话下面画上了红线。
在加州伯克利念生物的朱丽中还用美国思维方式思考，在“工作志愿”一栏中写道，“希望能够一面工作，一面攻读副博士，不适合于教书。”从1956年回国到1966年她做什么工作并不重要，反正跟博士无关；从1966年到1976年大概什么也没做，1978年随丈夫吴锡九回到美国。
从比利时回国的唐蔚凤在填写家庭成员时填写弟弟的名字：“唐国栋”，在何部门工作：“在乡下受改造去了？”他打了个问号，不愿意相信是真的。
爱荷华大学水利硕士李功受嘴不够甜，“我在离国前本就定了三年回国的计划，即便是蒋政权仍存在，我也是要回来办水利。所以新中国在这方面只算是给我实现我愿望的保证。”这张嘴以后是要吃亏的。
伊斯曼音乐学院硕士李维渤的回国动机是，“（1）因为亲属关系回来；（2）无作白华的勇气；（3）为了祖国的建设”。这张嘴也不够甜，把（1）跟（3）对调一下就好了。“白华”是当时留学生中流行的说法，是指愿意在白人社会里生活的华人。
昆虫学博士赵养昌咬文嚼字，“个人回国动机基于留学志愿个人留学志在吸收有用的专门知识以为人民服务之张本学业完成回国服务自属当然之举祖国革命完成建设开张亦予莫大鼓励此外个人身受无理歧视家庭需要照顾亦促成返国之要素也”，一气呵成，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统计博士林少宫1956年回国，在写“回国动机”时一语中的，“说到我要回国的动机非常单纯，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但紧接下来的话就有点不中听了，“我积极准备回国已经好几年了，但因为贪图无用的学位，加上生育小孩和身体不好的关系，延迟至今，实在惭愧。”林少宫出国以前在重庆北碚“中美合作所”工作，回国过程又“比较顺利”，虽主动写大篇文章赞美祖国，但更引起怀疑，使国内单位没有人敢要。
学哲学的人大概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南加州大学哲学博士葛力填写的家庭成员政治面目很可爱，父亲的政治面目是“热爱祖国”；爱人“知努力学习，为人民而服务”；弟弟“前进青年，服从领导”；在美国的朋友“对祖国的光明前途有信心”。
学政治的人敏感性强，理论道理随心应手，可是还是不敢相信下面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陈光辉1954年说的话：“我瞻仰祖国的走上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道路。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作独立的思考，它不但适合世界社会发展趋势，也适应中国的国情。我希望能就自己所学专业，用马列主义观点与阶级斗争立场作批判与改造。只有在祖国的怀抱中，从实际的考验中，才能真正求进步。” 他在美国有个女朋友，因回国问题感情闹翻了。
在填写“回国后有何感想”时大部分老海归们都写得很光亮，对祖国的变化深为感叹。从丹麦回国的吴几康回答说“最深刻的印象是人民的政治水准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人民是何等可爱，”“伟大的三反运动把一切假面具与恶习气彻底革除了”“伟大的自吾批评方法永远是真正革命的唯一武器”。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曾性初写道，“当我们到达祖国边境深圳，看见可爱的山河，熟悉的同胞面貌，便自然地发生一种亲切之感，这种感觉只有在回到祖国的怀抱才会有的。”
1954年从法国回国的吴乐懿写道，“回国之后，耳闻目睹，真有阔别数载，气象万新之感。过去帝国主义者昂首阔步的上海，现在已经真正属于人民自己了。”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育博士董时光最兴奋的感受是厕所，“初入深圳，第一次碰到的公共厕所的改良。以前公共内屎尿满地，苍蝇成群，使人把上厕所视为畏途。我这次入境后，先是极力忍耐到了忍无可忍时，只好迎着头皮进去，出乎意料之外，里面完全干干净净，地上没有一点脏东西，苍蝇也没有。”
路易斯安那大学硕士朱康福回忆当时填写履历表时，不知厉害，如实填写“家庭出身”、“个人成分”、“曾否参加反动组织、会道门”，甚至还有“有无亲属遭到镇压”，当年考上国民党公费留学，出国以前要“入党”，想不通的思想问题，甚至一些善意的建议，以后给自己找了许多麻烦。
很多人对这些问题很反感，在美国FBI也是用怀疑的态度问他们类似的问题，回到祖国还要再来一遍，真是里外不是人。每个人还要写一份“自传”，用共产党的语言就是“交代材料”。老知识分子不会撒谎，又信任共产党，以后吸取了教训。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曹德谦后来说，“反右以后我就想各种办法欺骗共产党，再也不跟共产党说真心话，变成一个说谎话的人，这是我人格的堕落，也是自我保护”。连钱学森也学会了自我保护，大跃进时谎称“保证合理光照可亩产40万斤粮食”。他后来解释说，是不小心写错了。搞导弹的怎么可以不小心写错？
宾夕法尼亚大学冶金博士叶渚沛对钱学森的这种谎言大为反感，在一次民主讨论会上说，“这几年有一股‘大气压力’，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充满着误会、猜忌、不信任的气氛。这种压力使得许多人学会了说谎和言不由衷。要科学家说谎，等于是毁掉了他们。”
除了进行思想改造外，刚回国的留学生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自己所了解的海外留学生情况报告给政府。老海龟们纷纷拿起笔，在“自传”里把曾在一起读书、工作的同学朋友的人名、专业、通信地址和思想动态，以及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