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老海归们家里都有些洋玩意儿，生活都很富裕舒适，像林兰英一辈子清贫的人大有人在，而且得看专业是什么，在哪儿工作，家庭情况。在科学院工作的物理博士李荫远生活情况相当好：“李系3级研究员，其爱人系北京钢铁学院6级讲师，二人每月工资390来元。两个小孩，一个保姆，每年还有稿费收入，经济上不困难。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无特殊要求，对生活表示满意。”
学运筹学的博士刘源张在生活上就差多了，“该同志自回国后定为6级副研究员，在59年以前只负担一个祖母的生活费。自60年以后，家中人口增多，到目前家中共有六口（爱人、两个孩子、祖母、保姆），平均每人25元，因此家庭经济开支一般较紧。该同志的爱人张宁，有时做储蓄所的代办员，一般每月有20-30元，听说目前又没有做了。” 刘源张遭陈伯达迫害，文革入狱8年8个月。
卢肇钧（哈佛大学土木工程硕士）的大儿子于北京工业大学读书时，学校曾想派其出国，但因为拿不出需家庭支付的部分费用，而未能成行。用组织上给的3000美元买回器材的杨承宗（巴黎大学化学博士）日子就过得很希荒。因为家里的经济困难，杨承宗回国后卖掉了自己从法国带回来的高级照相机、手表等东西以补贴家用，为了维持全家生活需要，他还不得不向同事们借钱…几十年后，1994年冬天，儿子回国探亲，家里的暖气不够，83岁杨承宗冻得大棉袄腰间绑着一条宽布带。一直到 1998年经济上也没见多大起色，中科院卖给职工福利房的时候，杨承宗的全部积蓄仅够支付购房款的一成，余下九成由子女凑齐。
吴文是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工程物理博士，1955年回国后定为四级副研究员，每月收入300元。到了60年代，家中只有爱人和一个女儿，每月给父母寄50元，照理说生活应该很宽裕。因为爱人殷在芳“在经济开支上无计划”，经常负债。
北京外语学院的熊德倪毕业于牛津大学，翻译权威，把《茶馆》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晚年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妻子曾靠捡破烂补贴家用，两个孩子定居海外，鞭长莫及，是老海归中少数较凄惨者之一。
回国初期，国家对老海归们在生活上的待遇还是不错的，学理工的工资一般在两百到三百元，特级研究员高达360元。学文科和改行教英文的也有八九十元，都比普通老百姓高得多。不敢保证大家都能住上洋楼宅院，但住房也比普通老百姓宽敞一些。北京中关村科学院有三栋公寓楼被称为“高级楼”，每套单元都配有木板地板、浴室和凉台。上海中科院也安置老海归们入住建国西路的成套独立公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老百姓都在吃糠咽菜，而老海归们能受到与国家高级干部同等待遇。拿北京来说，在高级知识分子较集中的海淀区，专门开设了一个“特供”商店，位于海淀镇驴市口。按教授和研究员等级不同，每月可凭本购买定量的鸡蛋、黄豆、香油、红糖、前门牌香烟等市场短缺物品。1956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照顾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夫妇关系的通知》，要求尽量安排留学生夫妇在同一城市工作，这是普通老百姓不敢奢求的。
大部分老海归们在文革结束后突然感觉到了“春天”，春蚕到死丝方尽，一头又扎到书堆里贡献“余热”，在改革开放的“向钱看”潮流中都没尝到什么甜头。从2000年起，国家也想尽办法为他们提供些补偿，除了名目繁多的“冬季取暖补贴”、“水电补贴”、“电话补贴”等等，还专门为老海归们设立了“早期回国专家补贴”。以后出台新政策，老海归们都算可以享受“归国华侨待遇”，除了特困户可以申请补助外，在外汇兑换、申请护照等方面提供方便，在子女工作调动方面也有照顾。后来国家更富裕了，开始给他们颁发各种奖金。闵恩泽和陆婉珍是一对博士，一次奖金高达5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