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学理工还是文科，不管是从美国还是欧洲回国，老海归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古典音乐。有的人是到了海外受到了古典音乐的熏陶，有的出国以前就醉心于古典音乐。孙世铮（芝加哥大学经济博士，1950年回国）特别喜欢古典音乐。一次听到《红色娘子军》选断《快乐的女战士》时说：“我怎么老有一种错觉，从舞台翩然而至的不是女战士，而是扑棱着翅膀儿的小天鹅”。《娘子军》的两位作曲者--吴祖强和杜鸣心，都是五十年代苏联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的，深得老柴的真传，写《娘子军》时自然逃不出老柴这个如来佛的手心。学小提琴的女儿不懂父亲的意思，孙世铮拿出《天鹅湖》的唱片，放给女儿听。
蒋锡夔（华盛顿大学化学博士，1955年回国）也特别喜爱古典音乐，在日记里写道：“我整个的理想受着音乐的影响，伟大人格的灵感将渐渐渗入我的心灵深处。我听着音乐，它会一步一步地把人性中的平凡、庸俗、丑恶从我心内向外扫去。”他特爱贝多芬，说自己的灵魂原是《欢乐颂》中的灵魂，因为它给了我“美丽、欢悦、强烈的生命力”。留学期间他写给家里的信中说，自己在发思乡之愁时， 唱着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中的乐章，以慰亲情。 匹茨堡都堪大学化学硕士赵绵（后来在农村喂猪）不但带回古典音乐，还带回美国乡村音乐的唱片，可算独树一帜。巫宁坤回国时没带唱机，回国后家人送给他一台，可是没有钱买唱片。于是把带回国的一本英文《资本论》卖给了图书馆，在旧货市场买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和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等，视若珍宝，百听不厌。
老海归们带回来的唱片，很多都被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抄走了。很多老海归像王补宣一样在红卫兵来抄家以前就“自行处理”了。颜鸣皋（耶鲁大学博士，1951年回国）回忆红卫兵到家里来，却要他自己砸毁唱片，一直心痛不已，“感觉太可惜了”。郑林生（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博士，1956年回国）特别喜欢西贝柳斯的作品，带回来很多唱片，文革都给砸了。以后让他气愤不过的是，看了章含之写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里面讲乔冠华请章含之听唱片，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凭什么你们高干有这种特权，而我们要砸毁自己心爱的唱片。杨澄中（利物浦大学物理博士，1951年回国）避免了砸唱片的场面，因为他带回国的唱片都是老78转的，在托运时没包装好，到家打开一看都碎了。
不是所有唱片都遭厄运，两弹元勋郭永怀夫人李佩回忆说，刚回国时，郭永怀从不休星期天和节假日，从不午休，早出晚归，埋头书案，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以后大部分时间都在青海，偶尔回家，更没有时间听唱片。她只能回想起两次在家里听唱片，是两个星期六下午。最后所有唱片，包括两箱从来未开封的新唱片全部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郭永怀，加州理工大学流体力学博士，1956年回国，参加两弹工程，1968年一个人跟随一名警卫从青海核试验基地飞回北京，途中飞机失事，直到夫人李佩99岁去世也没有人向她交代出事原因—可能是国家机密吧。到底为什么郭永怀一个人从青海基地回北京，有各种猜测。一种说法是李佩被揪斗，郭永怀得到消息无法安心工作，请求回北京。另一种说法是试验场地发现新数据，郭永怀要回北京汇报。还有一种说法很诡诈，郭永怀在发展核导弹问题上与聂荣臻起了口角，妨碍了导弹研发，于是接到回北京的命令…一个星期后，《人民日报》报道郭永怀逝世，全文：“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郭永怀同志，因不幸事故牺牲，终年五十九岁。郭永怀同志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了贡献。”三个星期后，中国第一颗核导弹发射成功。）
虞福春是美国俄亥俄大学物理博士，1951年回国，收藏的唱片中有十几张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闭着眼睛就能听出是谁指挥的哪个交响乐团。文革期间，红卫兵打他，把耳朵打得整天耳鸣，还砸毁了所有唱片。以后下放到干校，因听不清军代表的命令常常受到训斥。1977年学校宣布恢复虞教授的名誉，儿子想了一个极妙的方式来庆祝。他从朋友那里借来《命运》交响曲的唱片，要给父亲一个意外惊喜。朋友说，要借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让虞教授听是谁指挥的哪个交响乐团。几天后，儿子还唱片的时候高兴地说，老爷子耳朵还行，听得真亮，是托斯卡尼尼指挥的美国国家交响乐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