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看不上的鲁国权贵臧文仲曾经说过一句让后世引用无数次，被人反复品咂的名言：“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罪己”和“罪人”，原本是有特指的，即最高统治者对旱涝瘟疫等自然灾害主动承担责任的义务和把责任推诿于别人的行为。臧文仲说这话的时候，也是因感于听到宋闵公承认宋国遭受水灾跟他“不敬”有关而发的。两千多年来，从最初的特指扩展为所有天灾人祸，而且罪己者兴，罪人者亡，几乎成为华夏古代政治学中的定律，或者可以叫“臧文仲定律”。
人类社会组织领袖的产生，在中国古代大体上经历了血亲组织中按辈份自然形成到选贤与能，部落联盟中的禅让和国家组织中的世袭几个阶段。与此相应，领袖也经历了由责任大于权力，到二者相埒，再到权力大于责任的演变过程。在中国古代，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从“罪己”到“罪人”。
罪己的原始形态，我们可以从传说中的商汤面临大旱，危及族群生存时，主动到桑林以自己做敬天祭祀的牺牲可以依稀看到一些痕迹。虽然汤只是做了些剪发、剪指甲的象征性献祭仪式行为，但在更早时，可能会以首领做献祭上帝的牺牲以换取风调雨顺，阖族平安。
“法先王”的儒家对此保留了一些历史记忆，孟子透露的最多。综合他的说法，最初，首领职位或“王位”可以自己引咎辞职，也可以由家族和宗族决定撤换。（见《梁惠王下》和《万章》下）也就是说，有主动罪己的责任或被动罪己的义务。孟子列举朋友和官员失职，齐宣王都毫不犹豫予以绝交和罢免，而到了自己失职则回避，可见他清楚知道有这种主动辞职或被罢免的规矩、制度。伊尹罢免太甲，自己取而代之，三年后返还，未见有人反对，依然在商朝享有崇高地位和良好名声，应该也是这种流风遗俗的表现之一。
从先秦到汉，人们的记忆里还保留着“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贵以贱为本”，“国君含垢”等“罪己”观念。它决不是秦以后专制集权社会能够产生的。
从夏开始，“罪己”的传统基本上是向两个方向发展：一、由罪己改为罪人。人类社会早期的习惯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道德品质，一旦首领地位不再通过选举而由世袭决定，便不可避免地滑向“罪人”。桀、纣、周厉王是其代表。尤以纣最为桀骜，“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这样高智商的独裁者，怎么可能还会罪己呢？追究责任，那可赖不着我，有千条理由，我绝不顶锅。二、“罪己”完全流于形式，成为虚伪的表演。历代帝王下的“罪己诏”，以及伴随并行的移居（从豪华宫殿暂搬到差一点的房屋居住）、素服、撤乐、减膳等把戏，没有丝毫诚意，更没有主动承担责任的自觉。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在位17年，下过6次《罪己诏》，临终还是归咎于“诸臣误我”。
不罪己一般都会把责任推给别人和客观条件上，这种把别人都当做傻子的做法，后果会很严重，因为将失去民心，而失民心者失天下，必定危及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古人对此十分重视，不敢掉以轻心。据说在尧舜部落联盟时曾经为了及时收集听取意见，特意树立“诽谤之木（形状类似后世的华表）”（见《吕氏春秋/自知》《史记/孝文本纪》等），让部落成员们把意见写在上面绑的木板上。这种做法和实行过的“进善之旌（在某种旗下直陈己见）”“欲谏之鼓（击鼓宣告有意见要说）”等原始民主措施一样都成为部落联盟的习惯法。以后逐渐完善，先秦时在王权日益膨胀的情况下，又精心设计了一套限制王权的监察劝勉制度。
其中最完备的一套由周厉王时召公表述出来：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士谏， 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周天子的周围，有一个庞大的网络，从高官到平民，从亲戚到外人，几乎毫无遗漏的动用了所有能发挥点滴能量的人，运用了所有文字与思想载体形式，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温和地规劝、警戒、监督、修补和规范天子的言行。先哲们在设计这个网络时，思路之缜密，用心之良苦，不能不让人感叹。看上去还真有点民主社会言论自由的色彩 ，这让我们习惯了秦汉以后政治气候的人来说，很有些不适应。
先哲设立的制度，对王权的制约有一定作用。然而这一制度的本意是希望通过规劝、说服的途径，使天子行事合乎规矩，从而达到社稷安稳，王权巩固的目的。在设立之初，有强制性的成分。比如，伊尹处罚太甲，应是“近臣尽规”权力的原始形态。商末，王权强化到顶点，微子、比干、箕子等规劝无效，被杀的被杀，逃跑的逃跑，关押的关押。西周初年，略有恢复。但周公别说仿效伊尹，即使忠心辅政也要被人疑心。厉王时彻底否定了传统法对王权的规劝、监督作用，反而以特务恐怖政治钳制社会舆论，消除不利独裁的影响。以后尽管国人抗争，实行了短暂的一段“共和”，却终究没能恢复古法的权威。
其实，就算古贤有限制王权的意图，也绝非软弱的社会舆论所能办到的。在古法本身就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缺陷。一，所有人的做法都是规劝、说服，光摆事实，讲道理，是礼制上的义务，不是后世那种强制执行的法律。这一点削弱了古法效力，使之不具备权威性。二、对规劝、说服、意见，建议，王要通过自己的“斟酌”，决定如何行事。这一点进一步保证了王权，使任何对王权不利的舆论起不到丝毫作用，沦为表面的摆设。如果遇到商纣这样雄主，那么古法遭到颠覆就是必然的了。
作为否定古法的新制，王权设计了另类监督系统，包括由御史发展出的监察、弹劾官员的制度和由心腹掌管直接对王权负责的监督全社会的特务组织，以及在宰相与六部官员之外的由亲信低阶官员组成的核心智囊决策机构。一方面加强监督官员，另一方面进一步分权，便于直接掌控。这一点至今仍然实行。文革时，江青曾不满地指责监委，好家伙，监督到我们头上了！一度废除，文革后又以纪检的形式恢复。
历史进入现代，中共在不放弃集权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作为三大作风之一。在延安整风时，毛几次提到这是从苏联学来的。然而其来源颇为可疑，因为苏联领袖自己就不喜好这口儿。与其说是从苏联学来，或中共自创，还不如说是旧酒新瓶，仍然没有摆脱罪己与罪人的套路。批评（即罪人）经常成为发泄个人恩怨的武器，自我批评（即罪己）则基本没有，轻描淡写和文过饰非倒是常见。尤其像毛这样的枭雄，本身就做不到，如何要求别人呢？七千人大会时，迫于形势，毛说过，“不要怕讲我的缺点”。事实上，刘澜波的回忆道出了其中的真相：“毛泽东同志缺少自我批评精神，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我们很少看到毛泽东自己开展自我批评，相反，尽是压制、打击和报复批评者。七千人大会上，一面大讲民主集中制，一面还说：‘全国几亿人，一人提一条意见，那还得了？’他在那个大会上的自我批评也就是‘高指标、瞎指挥，我有责任’，言外之意，责任还是大家。而对林彪的‘交学费’一说则‘深得我心’。我还不止一次的听毛泽东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在毛泽东看来，自我批评就是皇帝的罪己诏。与此相应，批评，自然就是“罪人”，不过是换了个现代词汇罢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否定了臧文仲的定律，根本不承认罪己能挽救帝王的危局，改善帝王的统治。虽说这一点看得很准，专制不改，表面文章能起什么作用？但同时也透露了他内心对善恶是非毫无底线为所欲为的可怕偏执。
由于中国始终以专制集权为统治集团生存的牢固支柱，所以几千年政治思想也只能死死纠缠在开言路上。虽然也有激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拉下来之后，还是实行老一套，没有拓展向其它方向开辟的空间，如像西方古代建立执政官任期制等。它所达到的最大成果就是文革式的民主。毛泽东找到的新路----文革时期的“大民主”，看似“言路”大开，各阶层、各领域争相上书，大字报铺天盖地，但是民意经唯领袖之首是瞻的文革小组上达天听之后，评判标准掌握在毛泽东手中，他雄才大略又非帝辛可比，“大民主”反而促成了独裁的空前强化。这条新路首先是以承认毛的绝对权威为前提的，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以王权为中心的古代政治修缮设计。结果，暴露出所谓“民主”的死结，乱成一锅粥的舆论内战，极大削弱了舆论的作用。这一点有点像当今的网络论坛，说得热闹，对民生国策政局影响甚微。而且常常不是舆论监督，而是监督舆论。回顾几千年的探索，证明了仅有民主监督，或者单独强调任何一点，都不足以克制独裁弊病。必须多管齐下，多头并进，多重保证，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控制系统，才有可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政治难题。
与中国推崇权力，保护权力，巩固权力不同，西方则警惕权力，限制权力，制衡权力，防范独裁。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议会选举制度，总统虽有否决权，但不敌议会弹劾权和罢免权，从而避免权力集中、独裁专制，从体制上提供了对权力无限膨胀实行监督防范的可能。若仅从监督者的身份范围来看，似乎不如中国古制广泛多元，是民主的倒退，然而，这些立法者、执法者是在民选基础上产生的有任期限制的精英，民主选举制度从目前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上约束了统治集团的权力，规定了他们的行为走向，因此提高了监督的有效力。它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却是当下最好的制度。孙中山曾经设想仿照西方社会民主制度改造中国，但是在民国时期，收效甚微。所以，毛先生的一套说辞才赢得了在战乱中来不及认真思考的人们。
罪己与罪人，看似关乎个人的道德品质，究其实，还是社会制度的法理逻辑。它是集权专制社会才有的问题，而在真正民主法制的社会中，既容不得罪人，也不满于罪己。人民或公民有权直接弹劾，独立的不受政府操纵的执法机构会根据获罪的大小决定官员的去留，完全用不着看任何人的表演。个人的道貌岸然、哭天抹泪或穷凶极恶都不好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