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有多家媒体获得了一份特朗普私人律师迈克·科恩（Michael Cohen）的财务报告，里面有科恩通过一个空壳公司从多家企业、公司获得的付款记录。如此私密的信息被透露出来及其不寻常，引发了一场“谁是深喉”的猜谜游戏，财政部总监也启动了一项调查寻找消息来源。本周三《The New Yorker》（纽约客）上一篇2018年新科普利策奖得主Ronan Farrow的文章《Missing Files Motivated the Leak of Michael Cohen’s Financial Records》解开了大部分迷。
“风暴姐”的律师Michael Avenatti在多方媒体上透露特朗普私人律师的经济秘密。（《华盛顿邮报》视频截屏。）
原来泄密的是一位政府的执法官员。而他泄密的动机是因为发现有两份关于科恩的财务报告从财政部维护的一个叫FINCEN（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的数据库中“消失”了。该执法官员对Farrow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任何东西从系统中消失过......。这是银行的一个保障系统。也是一个信息储存中心。当应该被储存的东西不见了，我立即就会警觉、担忧。这也是为什么我铤而走险站了出来。”于是，他通过“风暴姐”的律师Michael Avenatti，把这些对特朗普极度不利的信息透露了出来。风暴姐是号称与特朗普有过一夜情的成人电影明星Stephanie Clifford（艺名Stormy Daniels，故称为风暴姐）。
“风暴姐”的律师Michael Avenatti向媒体提供的有关特朗普私人律师的SAR报告。（《华盛顿邮报》视频截屏。）
政府要求所有银行对任何可疑的金钱往来，如有洗钱、欺诈嫌疑等的金钱交易，都必须提供给政府一个SAR报告（suspicious-activity report，可疑活动报告），而所有的SAR报告都将永久保存在FINCEN数据库中，可供成千上万的执法人员和其他联邦政府人员进行搜索。并不是所有SAR报告都代表违法行为，但这些报告可以为执法人员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就如泄密的执法人员所说，从来没有数据从FINCEN数据库中消失过。这件事被披露后，多方专家也有各种猜测，比如，是不是现在政府开始限制部分人对部分报告的阅读权限？但为什么单单就是这两个报告不见了呢？也有人猜测是不是调查“通俄门”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或是调查科恩经济问题的纽约南区的检察官暂时对外屏蔽了这两个报告。但这样的举动在FINCEN数据库的权限控制上是闻所未闻的。
所泄露的SAR报告中透露科恩从多家公司获得收入。（《华盛顿邮报》视频截屏。）
上周泄露的科恩获得的多方付款信息都来自于同一个由First Republic Bank银行递交的SAR报告，First Republic Bank就是科恩的空壳公司Essential Consultants, L.L.C所用的银行。该份报告中详细罗列了科恩从制药公司Novartis、电信巨头A.T. & T.，以及一个与俄罗斯政治寡头Viktor Vekselberg有关联的投资银行获得的数十万收入。也包括在报告内的还有韩国公司Demeter Direct, Inc.。上述的后面两个公司又都有非常蹊跷可疑的背景。
Viktor Vekselberg与普京关系密切。（《华盛顿邮报》视频截屏。）
从公开的材料看Demeter Direct, Inc.是一家韩国食品公司。但该公司现在已经下线的网站却表明这是一家全球咨询公司。在科恩的账户被暴露后，该公司的执行总裁Mark Ko告诉CNN说他其实是作为一个主要由韩国政府拥有的航空公司的中间人。根据First Republic Bank银行的报告，2017年11月，就在特朗普总统访问韩国的同一个月，该航空公司付给科恩15万美金。而同一时期，该公司正在争取一个颇具争议的、与美国空军的数十亿美元的合同。
科恩从一家叫Columbus Nova的公司得到过8笔付款。Vekselberg所拥有的一个公司是Columbus Nova的最大客户。Vekselberg的亲戚Andrew Intrater、Columbus Nova的执行总裁，向与特朗普相关联的事业捐赠了30多万美金。科恩与Columbus Nova的交易被列入SAR报告是因为Columbus Nova在向科恩的空壳公司转入大笔资金的同时，也给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及其他事项做了大笔捐款。
自科恩的空壳公司在First Republic Bank银行开始业务之后，该银行已经向政府递交了三份SAR报告。上周被泄露的是最近的一份，涵盖了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包括了近百万美金的金钱往来。这份SAR报告中还提到了另外两份SAR报告，第一份跨越了7个月，涉及1百多万美金，第二份虽然只是3个月的时间段，却涉及超过200万美金的交易。这就是那位泄密的执法官员所说的“消失”了的两份报告。报告中的金钱交易究竟涉及哪些个人或公司仍然是个谜。现在能够猜测的是，种种迹象表明，科恩空壳公司的大部分收入最终都进了科恩的私人腰包。Morgan Stanley独立递交的SAR报告说明，在同期的三个月内，科恩在Morgan Stanley建立了两个账户，并分别从他的空壳公司向他的私人账户存入了三张支票，金额分别为两张25万美元和一张50万美元。
还有多个其它银行都递交了与科恩相关的SAR报告。有的银行还将从新闻中获得的信息联系起来，拼凑出比较完整的信息。可以看出，科恩在利用他与特朗普总统的关系，以可以影响白宫作为诱惑，从多家公司获得收入。
依照法律，SAR报告是严格保密的。FINCEN的规则是，泄密者的最高惩罚可达250万罚款和5年刑期。这次泄露秘密的这位政府执法官员深知此举所担的风险。他对Farrow说，“我不相信泄密者能够有一个安全的港湾”。他承认，“说我现在害怕极了是说轻了”。但是，“文件被从系统中删除这样的事，对我来说是更深层的恐惧”。正是对其后果的恐惧才使他铤而走险，泄露了SAR报告。
把《五角大楼文件》透露给媒体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于1972年在电视上。
美国历史上类似这样泄密的人不少，众所周知的就是泄露“水门事件”的“深喉”马克·费尔特（Mark Felt）和把《五角大楼文件》透露给媒体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费尔特很幸运地没有被暴露；艾尔斯伯格则是在媒体报道《五角大楼文件》后主动公开自首的。他自首时这样说：“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我无法再以合作的方式对美国公众隐瞒这些信息。 我这样做绝对是给自己制造了危险，我也准备好了面对这个决定带来的一切后果。”
现在这位泄密者能否安全过关，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纽约客》该文作者Farrow也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Farrow是调查记者、律师，也是出过书的作家，他对Harvey Weinstein性丑闻的深度报道为其赢得了普利策奖。这个爆炸性报道会不会最终作者和泄密者都全身而出，非常值得关注。
本文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Chinese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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