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 1959 – 1961/1962
戴相陵
我有幸在九岁到十二岁期间，度过了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又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据官方报道：1959年到1961年的连续三年里，我国九亿亩耕地中，有六亿亩受灾。三年自然灾害，据说是导致1960年到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些都是官方的新闻导向。而非官方的说法，却有很大的差异。首先是农学家和气象学家，他们对连续三年有全国范围的自然灾害说法，提出质疑。而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归罪于1958年大炼钢铁、大跃进和三面红旗的政治和群众运动。
三年困难时期的特征是以大饥荒为代表的物质匮乏。据某个非官方统计，我们江苏省算好的，饿死153万人；而临界的安徽省就很惨了，饿死了633万。三年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3200万以上。
购物要计划和排队
三年困难时期，可以算计划经济的顶峰时期了。在1958年以前，我国就实行了粮油棉的统购统销。所以购粮证和粮票布票，人们已经习惯了。
拿粮食为例。爸爸妈妈是国家干部，每个月28斤。外婆和杨姨算社会上没工作的，吃25斤。中学生每月32斤。我在三年级以后，有24斤，两个妹妹还小，只有20斤。
家里买米是我的任务。每次去粮站买米，都要带上粮证和粮票。交粮票后，还得在粮证上做记录。标准（面)粉一毛六一斤，大米一毛四一斤，中熟米一毛二。由于中熟米的出饭率高，南京话叫“胀锅”，所以也要计划，不是有粮票就能买到的。
购买食油也是这样，油票和粮证都要带着。进入三年困难时期，食油的定量从每人每月四两减为二两。如此之少的油水，所以麻油就算奢侈品了。当年的记忆中，很少有麻油香。
随着国民经济越来越困难，票证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几乎涉及了所有的生活资料。肉票、糖票、豆腐票、煤票肯定是要的。鱼票、禽蛋票、酒票、香烟票、工业卷，好像也是有的。
由于涉及面过大，总不能每件商品都印发票据吧，比如说火柴、煤油？于是又新添了购物证。在物资匮乏的顶峰，买酱油也要在购物证上登记了。这时，外婆叫我去买了好几次食盐，囤积在家里罐子里，以防不测。果然，没有多久，买盐也要购物证了。那时，烧菜用有点发黄发黑的粗盐，一毛多一斤。精白的细盐，又算稀物了，偶尔在饭桌上用作调味的。
低工资、低消费，连温饱都不能达到的社会里，吃，确实是每天的头等大事。粮油的定量如此之低，肉的定量是每人每月二两，人们只有把眼光投向了蔬菜。
蔬菜也要凭证按计划供应。可是有计划并不能保证供应。菜场去迟了，就没菜买了。所以要起早排队，才能买到菜。我是家中长子，十岁左右，妹妹还小，于是买菜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排队买菜，是困难时代里的一道风景线。每天天不亮，我就得起床出门去菜场排队了。人们吵吵嚷嚷，插队吵架打架，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日子长了，必定会睡眠不足。于是就想出了一招。在前一天晚上，就去放上一个破篮子或者砖头，算是排过队了，第二天仍然算数。可是这招棋很快就不灵了。第二天跑去一看，破篮子早被踢到远远的一边了。看看排头几个凶神恶煞的嘴脸，我只好排到最后一个了。他们都是地头上有名的恶少，人家也要每天吃饭。
偶尔也有占便宜的时候。有时候，菜还没到，突然前面一阵骚动，说是换地方了。于是一声呼啸，大家都向新卖点不要命地冲去。这时，我短跑、爆发力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一阵冲刺，我往往都是前几名。任奶奶是任应培老师的老伴。她小脚跑不动，每次换地动静来到以前，都要叮嘱我，要我也要提起她的篮子再起跑。
开始，菜场还有苞菜卖，后来苞菜变成了“飞机苞菜”。那是一种没有长好、不能包拢的苞菜，菜叶厚厚的，灰色，有点带紫。缺油少盐地烧出来，很难吃，发苦。最后，就连“飞机苞菜”也没有了。每天只能买到一点点浸泡过的黄豆和粉条。
大饥荒
一代祖国的花朵，我们老三届，在童年长身体的关键时刻，遇到了共和国史上、甚至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饥荒。这三年，对我们后来生理和心理的成长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我们城里的一群，应该感到幸运，因为老天没有把我们投到一个乡下农民的娘胎里。即使在供给最紧张的年月，我们每月24斤商品粮的计划，一直在供应着。城里人，尤其是大城市人，是不大会饿死的。
可是没有足够的食油、素菜和副食品的支持，每天八两米对我来说，是肯定不够的。当然，粮食不够是针对每个人的，爸爸妈妈外婆他们，也不够吃。
我们家不知从什么地方搞了很多胡萝卜。每天中午都是胡萝卜饭。后来，胡萝卜吃完了，又来了胡萝卜干。长期下来，我对胡萝卜产生了反感，以至于见了就恶心。直到现在，不管再怎样宣传其营养价值，我对胡萝卜都产生不了食欲，正所谓是“被胡萝卜吃伤了”。
其实，我是没尝过没了胡萝卜的滋味。那就是中饭从两尖碗缩成了两浅碗，那晚饭不是更等不及了吗？
家里的晚饭倒是白粥，没加倒胃的胡萝卜。可是两小碗稀饭对我来说是打不到底的。每当第二碗吃得不见一粒米时，我就开始添碗。那些粘在碗上的粥汁，对我来说是那么香甜、过瘾，绝不忍放弃。舔过的碗，干干净净，在灯光下反着光。在我眼里，连洗碗都不需要了。
我恨吃蔬菜是有历史原因的。三岁到七岁在全托幼儿园里，就是蔬菜伺候。七岁回家后，才开了一年荤，又赶上了这三年，中上的四块肥肉就没影了。
一开始天天是炒青菜。对我来说，难吃之极。有一次，我试图强行吞咽时，还真的怄了出来。以至于阿爸指责我，怎么见了蔬菜就要哭了？
那时我害怕学校老师的程度超过家里的妈妈。我的“不吃蔬菜”一度曾是开家长会时，妈妈向老师告状的主要项目。
后来，青菜也没了，“飞机苞菜”上了桌，我都记不得是怎么吃饭的。
现在回想起来，有一口吃的，算很不错的了，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了。我更要感谢降临在一个父母是当老师的家庭里。
我们家在院子里一直被视为“有钱”的。爸爸妈妈的工资确实远远超出一般老百姓的所得。可是在那个年月，有钱也不见得能买到东西。我之所以能渡过难关，身体后来还可以，有着其它的原因。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每天早晨，我们家都有两大瓶新鲜牛奶，瓶盖上扎有南京农学院实验牧场的腊封纸。那时，该牧场的奶牛，就养在附中北操场后面的山下。每天凌晨送奶人沿街送奶，自行车后面的两边，挂着一瓶瓶的牛奶，也是当时的一道风景。
牛奶一直是高档食品，当然不是每家都能喝到的，尤其是在每月二两肉二两油的日子里。月底去续订牛奶时，必须要验证“公家证明”。一份是阿爸的，证明有病。大概是指他1956年的那场肺结核的恢复，需要长期营养吧。另一份是妈妈的产妇证明。我的小妹妹姜树容在1960年4月15日来到了这个世界。
两大瓶牛奶原先是两磅，后来又变成了两斤，瓶子也更大了一点。每天早饭时，滚烫的牛奶倒进了四个小碗里。阿爸有他的一碗是理所当然的。其余的三碗，就给了我们作为接班人的三兄妹了。妈妈、外婆和杨姨，好像她们只煮牛奶，没大喝过。
我对家里的牛奶，印象一直很好。尤其是稍微冷却后挑起的奶皮，可称为盖世佳肴了。
感谢附中和教育学院的领导，或者医务室和总务处。他们开的这两张证明居然有“终身制”效应，使我们家的牛奶供应延续下来。直到1968年10月，我才暂时告别了牛奶，奔赴苏北农村，改喝胡萝卜山芋干玉米粥了。
那几年，附中有时会搞到一些山芋分给教工。山芋一到，各家奔走相告。在后山地窖里分山芋时，好像一直是笑眯眯的丁文卿老师记账，以后就在妈妈的工资里扣钱。过秤后，用板车拖到家里，堆在床底下。
山芋是个好东西，比胡萝卜好多了，生的熟的都很好吃。一次的分得，可以解决很长一段时间的肚子问题。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削山芋，大妹妹一刀削到了手指，鲜血直流，嚎啕大哭。
为了解决油水问题，我们四处打听，想方设法，在店铺里买点东西回来。
我一度每天中午到一家叫三牌楼公共食堂的馆子里，在第一张桌子上等服务员的菜单。菜买到后就放在饭盒里带回家。没多久，这家馆子也没荤菜了。陵村旁边的一家干炒作坊，我也去买过油炸毛鱼。三牌楼有一家卖猪大肠猪头肉的卤菜店，是我们家第一个发现可以买到肉汤。于是全院子每家都去了，三毛钱一锅地打回来。用肉汤晚上煮菜稀饭，要强过萝卜干、咸菜、白粥好几倍了。问题是，这些探索发现，都是昙花一现。不久，不是店铺里人满为患，就是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了。
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全家也偶尔上馆子打牙祭。不过，那要花去家里很大的一笔钱。
下关的一支香、山西路的味正香、鼓楼的马祥兴和鸡鸣酒家、杨公井的四川酒家，都是我那时的记忆。其中味正香的那只烧鸡，使我终生难忘。吃完回家得意之际，妈妈非常严肃地警告我：不准到外面乱讲我们上馆子的。
再到后来，馆子好像不是有钱就能上了，要凭什么票了。于是爸爸又不知道从哪里弄来就餐券。上面印着“高级脑力劳动者餐券”。他还搞到了高级知识分子的食油补贴券，每月高达一斤。
就是这些，缓解了我们家的吃饭危机。可是，这是仅仅是大饥荒中的我们家。
走出院子，看看平民百姓们；再走到街上，看看那些涌进城里来的乡下饥民吧。
大院外面的老百姓在饥荒中的困难要大的多。普通平民百姓收入很低，他们没有其他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也不可能得到国家对知识分子和干部的照顾。
经常有乞丐进入院子要饭。他们的衣服破烂，什么都要。可是在困难岁月，谁家还会有剩余的饭食？ 连我在晚上还要舔碗呢。看着他们手上的黑乎乎的破碗要不到饭，我很可怜他们。
有一个老太婆是靠拾垃圾过日子的。她就住金川们附近。好像没有老伴，只有一个无业游民的哑巴
大院外面的老百姓在饥荒中的困难要大的多。普通平民百姓收入很低，他们没有其他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也不可能得到国家对知识分子和干部的照顾。
经常有乞丐进入院子要饭。他们的衣服破烂，什么都要。可是在困难岁月，谁家还会有剩余的饭食？ 连我在晚上还要舔碗呢。看着他们手上的黑乎乎的破碗要不到饭，我很可怜他们。
有一个老太婆是靠拾垃圾过日子的。她就住金川们附近。好像没有老伴，只有一个无业游民的哑巴儿子。有一天，她在院子的大门口长跪不起。她祈求想讨得一双旧鞋穿穿。可是她的指望落空了。院子里六家居然一家都省不出一双旧鞋给她。她是哭嚎着离开的。
有个同学叫张金强，家住在萨家湾的金川河的桥底下。家里是开小店的，家境照理应该比其他市民要好。店面冲着街上开，家人就住在店后面黑洞洞的披屋里。有一次，我在他家玩。桌子上摆着一大碗豆腐渣，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白里发黄。张金强无意地说了一句：豆腐渣不好吃。只见张母在旁边瞪着眼，对他怒喝一声：耳*****好吃？意思很明了：不吃豆腐渣，就吃耳光子。张金强马上附和地端起碗，向嘴里扒了几口豆腐渣。我也皱着眉头尝了一口。豆腐渣缺油少盐地煮出来，又粗又臭又涩嘴，很难下咽。
那时候流行着两种疾病：浮肿和肝炎。大家都清楚，都是吃不饱和营养不良引起的。而良方妙药，竟是麦麸子做的窝窝头。
城里人开始向主食、副食、蔬菜以外寻求食源。附近的一家军区机关食堂发明了用蚯蚓做菜。生物学家们培养出了“小球藻”。黄色的液体，说是很有营养。可是这些发明，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饥民和难民
有一天早上，院子里的大人在议论纷纷，说是昨天夜里捉住了一个“坏人”。原来，在大概半夜的时分，有人发现冬青树底下有动静，于是就大喊有贼。大人们都跑了出来，在树丛里拖出了一个人。此人的衣服破得一丝一条的，也不知什么时辰潜入院子里的。被拖出来后，吓得浑身打颤。最后在吵吵嚷嚷中，他被扭送居委会。
其实，这个世界当时哪有这么多坏人？可能这个人，只不过想借“青纱帐”过一夜罢了。
他们只是乡下人。这些年有大批的乡下人背井离乡、逃荒要饭，涌进了南京市。他们在街头游荡露宿，四处寻找乞讨食物。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安徽北部临淮关、蚌埠一带的淮河两岸。那一带，饿死了大批的农民。还没饿死的，就迫不及待地逃了出来。
南京市民显然不欢迎他们的光临，把他们当作“坏人”，至少是不想劳动的懒汉。他们穿着几乎是清一色的又脏又破的黑棉袄头，在南京人冷漠的眼光下晃动。其实，饥民们只不过是想要口饭吃。
在饿得没办法时，他们也偷也抢。听说在街上，时有发生小孩手中的大饼被抢的事件。还有的饥民，有意朝他人手上的食物上吐吐沫。当人家嫌脏不要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捡起来，顷刻之间，就吞进了肚里。
很多难民溜进了饭馆，向用餐者伸出黑黑的手。用餐人感到恶心时，也会给点硬币或者饭食。更多的饥民，是在眼巴巴地等客人吃完，然后没等服务员上来清理，就把盘子里的残汤剩饭，一扫而光。
下面是我“初到美国”一文第九节里的一段回忆。
“记得有一天，微雨蒙蒙，杨姨带我去鼓楼医院去看眼科医生。挂过号后，杨姨领着我去医院大门口。她从小贩那里买了一块蒸米糕递给我。不料我不慎没接住，雪白的米糕顿时落地，眼睁睁地看着水泥地上肮脏的雨水顷刻间渗入，米糕由干变潮、颜色由白变黄，肯定不能吃了。
我头也不敢抬，准备挨骂。但马上听到有人问杨姨：要不要了？紧接着，一双瘦骨嶙峋的黑手，把那滩又潮又脏的米糕给捧走了。
整个事件从发生到结束一共才几秒钟。我始终低着头，没能看到小贩、杨姨和那个饥民的脸。”
下关热河路上的盲流
尽管当年的日子不好过，但在学校里接受的，却是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我们年龄不大，肚子也老是饿得咕咕叫，可是一天到晚，都在立志做英雄，抓特务、抓强盗、抓小偷。
此时，南京市民对涌进城里的饥民与坏人联系在一起。有一次，老师讲了街上的偷窃和抢劫，又读了一些少先队员见义勇为的故事。我们很自然地认为街上的饥民就是又偷又抢。
在先进事迹鼓舞下，放学后，我们三四个同学，决定上街走一趟，寻找当英雄的机会。
我们一行由盐仓桥出建宁路，来到了下关的热河路。
热河路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使我们不解的是，来来往往的人流里，几乎是清一色的盲流。他们穿着清一色的破烂黑棉袄。
难道他们都是坏人吗？
我们开始寻找战机。可是半天也没看见一个小偷。有一次，一个饥民的嘴，几乎已经要贴到了店铺卖的烧饼上了。可是，他就是没动手。
这天，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小偷和强盗，多少有点失望地回家了。
可是，这天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庞大的由饥民难民组成的盲流群体
通货膨胀和自由市场
商店里的空货架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东西又逐渐地返回了货架。可是，这次重新上架，是以一种建国以来从未见过的面目出现的。
周围人们首次发现有水果糖卖，是在中山北路察哈尔路口的那家小店里。售价五元人民币一市斤。硬糖用透明的玻璃纸包着，一颗有我们小孩在地上打的玻璃弹子球那么大。剥开糖纸，糖果是淡黄色，放进嘴里，尽管没有水果味，但很鲜甜，显然是白糖造的。否则得话，味道会有点苦，颜色会呈黑色。
这糖果上市的全新面貌在于它的价格：五元一斤。要知道，当时普通职工的月薪只有三十元左右，一个家境还好的市民，每个月的生活费，当然是以伙食费为主，才八九块钱。差一点的家庭，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呢。
也就是说，这样的糖，老百姓是买不起的。于是，大家称它是“高级糖”。
紧接着，店铺里又出现了“高级饼子”。它的天价，也很少有人问津。
老百姓对此很无奈，有儿歌为证：高级饼子、高级糖，高级老头儿上茅房！我在街上、学校，也跟着平民同学一起哼着。
这是我们这一代记事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尽管受严格计划控制的基本生活资料，煤电水米油盐，没有涨价。
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的是自由市场的兴起。在计划经济时代，自由市场是不合法的，是与“黑市”、“投机倒把”这类贬义词汇放在一起说事的。国家当时对自由市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能是不太容易管，还有可能指望它能解决一些吃饭问题。
与国营菜场的一片冷清相反，自由市场却是一片活跃。走到三牌楼菜场和热河路菜场外面去转转。这里的黑市，可以买到几乎所有的副食品：鱼、肉、禽、蛋、菜。
问题仍然是价格。记得自由市场刚出现的时候，鸡蛋两毛五一个，一块钱四个。在价格顶峰时期，煮熟的山芋卖到了八毛钱一斤。
有些同学的家里，也开始搞起贩卖来了。有一个同学，从家里拿来了许多票证，布票、肉票、糖票都有。显然，他家是搞贩卖票证的。我知道这些是好东西，还抹下了面子问他要了两张回家。妈妈觉得感到非常惊奇。
有一次，我到一个张姓同学家玩。他家是六合人，从老家贩来了成筐的鸡蛋。我问他一块钱几个。他没去问大人，就给做了一个手势，说是七个。回家后，妈妈给了我一块钱，要我去买。第二天，他拿着我给的一元钞进里屋去向他母亲要鸡蛋。结果，只有四个。看着我失望的样子，他安慰我说：我随手给你拿了四个大的。
生产自救
（昨晚下班，疾车回府。有一野兔，在车灯前，横穿公路，险些杀生。触景忆事，故出此篇。）
在几乎见不到荤腥的日子里，市民们开始养鸡养鸭，生产自救。
公鸡啼鸣，母鸡下蛋，鸭子呱呱叫。西瓜圃桥的周边地区，象农村一样。但它没有乡下的那份清爽，因为本身就高低不平，谈不上干净的石子路、烂泥路上，又增加的各种家禽的粪便。
发展家庭畜牧业，有人还动了真格。楼子巷口的一家，养了几只羊。我们家曾不定期地从那儿买过羊奶。羊奶没有牛奶好喝，有点怪味，可是要比清汤寡水强许多。
信不信由你，唐老师家在院子里也养了一只小羊。拴在一个角落，冬青树给糟蹋了一大片。羊毛、羊角、羊尾巴、咩咩叫，羊臊味，还有撒了一地的、黑绿色的、黄豆大的羊屎蛋，这些，都是我得到的对该动物最初的感性知识。
可能是院子里其他人有意见，那只羊很快就消失了。
城里人干事，喜欢你看你、我看我、一窝蜂。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一家都养了一窝兔子。我家也不例外。
在楼下的厨房外面，放着我家的兔笼子。兔笼是用葵花秆绑在一起做成的，五尺长、三尺宽、两尺高。我们养了三五只小白兔。开始是长毛兔，阿爸还给它们剪过毛。后来，换了普通的。养兔，就是为了吃肉。
妹妹还小，作为长子，每天割兔子草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身上。当时也没有多少繁重的家庭作业，加上成绩好，我放学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割兔子草。刀是从来没用过。剪刀，效率也不高。最后还是用手拔。
由于家家养兔，近处的草很快就没了。于是，树叶就成了饲料。自己个头不高，而且爬树危险，所以树叶也不能解决问题。
有一天中午放学的路上，恰好与八中放学的大同学们同路。只见一个大个子男生，他一路走，一面抬头伸手，把能“钩”到的白杨树叶都摘了下来。很快篓子里就满了，叶子自然是去喂兔子的。当时，我对他身高所发挥的作用，真是羡慕极了。
我只有在把目光投向远方的草源了。瘟臭的金川河流域在宋家埂一带，有着肥美的草源。那里两岸的草，又嫩又绿。只是此地河岸陡峭，再加上一不小心，踩进淤泥里，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兔子肉很好吃。一只红烧出来，也不止人均二两肉了。热气腾腾，又细又嫩又香。
感谢苍天，在鸡鸭兔羊人共舞的生物圈里，那几年南京既没有爆发过传统的鸡瘟兔疫，也没有现代的禽流感。
与其他五家一样，我家在院子里也占有一条隙地种菜，一米宽、十几米长。
“自留地”上的主要劳动力是外婆。她才六十岁，据说从前家里是地主，可能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地头上种是葱蒜，后面就是瓜、角、茄、菜，当然是以青菜之为主。全院子曾经有大面积种植蚕豆、向日葵和落花生的日子。
种菜，如果不是为了调解生活节奏，而是纯粹是为了吃菜，那还是很辛苦的。外婆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园子里经营。在干旱的夏天，院子里那口井，是大家竞争的场地。每家都有一个吊桶，黄昏时，就开始打水浇菜、争夺水资源。手脚慢的、来晚的，井水很就快见底了。直到文革期间的１９６７年，我们都长大有力气了，才想到只有把井掏深，才能解决问题。
收获季节是兴奋的。
秋季的一个星期天，全院子一起收割向日葵。连根拔起，磕去根泥，留下葵秆，日后可以烧火，扎兔子笼。剪下的葵盘有大碗长的直径，各家围坐在一起，在大木澡盆里，用木槌捶打。落在盆里的葵花籽，有一大澡盆。晒干后，每家都有一米口袋，够消受一年的。困难年月，物以稀为贵，送给亲友，也是上乘佳品。
这哪是什么教师世家的周末，分明是农家乐在都市一角的体现。
当然也有天灾人祸的时候。一场台风在一夜间，可以让所有的向日葵都倒在稀泥里。实践证明，就是扶起来，日后太阳出来了，也是死。
人祸也是防不胜防。由于院子外与院子里的经济收入悬殊太大，加上知识分子的清高，外面平民百姓与我们的关系，一直不和谐。而且，城市贫民也没有那一亩三分地的条件。于是，院内的农家乐若是张扬出去，必定会引起不平。
午休时刻，居然能有一群衣着不整的小孩，他们翻过大门进入院子后，就直冲摊晒在水泥地上的葵花籽。只见他们两手一手抓起一大把，就往外跑。这简直就是光天化日下的抢劫。
有一次，我呼啸着追赶过去，他们就把葵花籽随手撒了，夺门而逃。我们知道，即使追到家长处，也没有用。因为这肯定来自是大人们的嫉妒、纵容和教唆。那时的居委会，也是人家当小组长，为平民说话。对诸如此类的事情，总是正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一年最倒霉。全院都在期待着落花生的第二个收获季节。因为大家都尝到了前一年种花生的甜头，这年各家的地都种上了花生，而且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谁也没想到，就在收获前的一个早晨，人们震惊地发现，全园子里花生都已连根拔起，倒在地上。而根上结的花生果，都不翼而飞，被他人收了去了。全院六家，无一幸免。
据西瓜圃桥12号院志记载，大概是“民国五十一年，那年秋季的一季庄稼，俺贫下中农，颗粒无收”。
大人们看着满地的狼藉，觉得很窝囊，大概去报了案。可是，谁能相信，若大的此案，结果竟是不了了之。直到后来长大，读到伟人的一条语录时，我才慢慢明白过来。
他老人家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 他老人家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能是八九岁前的记事不系统吧。进入十岁后，开始研究周围的世界上发生的事了，又赶上了那种年头。此时到1964年，还有好一阵子要过呢。大概在那年，《人民日报》向世人庄严宣布，中国的国民经济已全面好转。
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的春节，是传统上最重要的节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