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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2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据守金门岛的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猛烈炮击,国民党军随后展开反击。
这一天,王天羽和薛来凤的二儿子在南京出生,取名王岩。
上小学后,王岩发现班里有个女生也叫王岩,就查字典给自己改了个新名字,叫王朔。他爸带他去办了更名手续。王朔后来说:「我出生在八二三炮战这天。按迷信的说法,不知有多少冤魂托身,小时候不觉得,四十以后发现脸上带着一股戾气。」
王朔的父母是同乡,小时候他爸告诉他,祖籍是辽宁凤城,上小学要填籍贯,他爸又让他填辽宁岫岩,大概是解放后重划了县。王朔是满族,岫岩就是一个满族自治县。
父亲王天羽从南京总参高级步兵学校毕业后留校执教,母亲薛来凤在校医院工作。1959年初,王天羽接上级命令,调到北京,家属一并调走。在北京,他们分到一套两室一厅,位于复兴路29号,训练总监部大院儿。家属楼在后,办公楼在前,王天羽就在院儿里上班。大院儿里还有食堂、幼儿院、门诊部。薛来凤被分到离家不远的复兴医院。
王朔一岁半前,薛来凤都把他当女儿养,留长发,梳小辫。后来有人劝,说这样下去性格会变,她才作罢,给王朔理了头,换上男孩儿衣服。王朔三周岁时上了幼儿园,因为长得可爱,很讨老师喜欢。
王朔小时候对父母的印象非常模糊,就记得他爸是一绿军装,她妈是一呢子大衣,「我十岁以前不认识我父母,小时候住在幼儿园。生下来第一印象就是在一大屋里,全都是小朋友,两个礼拜回一次家,有时候是四个礼拜」。
王朔小时候住在复兴路,平时看不着外边的人,有一次他和几个孩子进城,看见街上的北京市民,他们院儿一女孩儿就说:「看,这都是老百姓。」当时他们的自我定位是军属,不一定非要住在北京,要跟着部队走。
王朔小名叫锵锵,但性格却没这么响。他是大院儿里的老实孩子,特乖,或者说,特怂。真正的坏孩子是叶京和他哥夜猫子,王朔看见这哥俩儿就得跑。王朔家在三楼,叶京家在二楼,每次叶京一探头,王朔就从窗户往下吐痰玩。
王天羽爱看书,经常买书。在这个环境下,王朔小学时就看了大量的书,中外小说,文史资料,什么都看。他最感兴趣的是各种军事书,从小看的中共党史全是电报,第一手资料,专门给教员印的,还有张国焘的回忆录,李德的回忆录。
阅读跟上了,写作也没落下。王朔小学时就写五千字的检查,最常写的一句话是「做了阶级敌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儿」,在全校同学面前念,「我的写作功底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1949年以后,新中国率众进京,党政军带家属,不下百万人,北京变成了一个移民城市。王朔在西城上中学时,整班上海同学。他从小说普通话,后来去东城上学,才第一次听见满街人说北京话,「什么胰子,取灯,完全听不懂」。从那时起,他开始融入北京语境。
中学时,王朔响应毛主席号召,看了五遍《红楼梦》。但他最爱看的,还是各种战争回忆录和军事史。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以及德军名将冯·曼施泰因的《失去的胜利》,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他都看过。看得多了,王朔觉得,小说不牛逼,战争是艺术。
这些阅读经验,日后帮了他大忙,「我早期文字清晰干净,就打那儿来的,脏心眼别往上搁,历史上没这点儿搁脏心眼的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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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王朔高中毕业,当时他只有两个选择,去农村插队或者当兵。父母商量后决定让他参军。1977年,王朔去青岛当了海军。王朔很高兴,只要能离开北京,他都觉得好玩。
王朔在中国海军北海舰队水面舰艇部队服役,当的是操舵兵。他是怀着当海军司令的抱负去的。车开进青岛,天在下雨,眼前一片红瓦,让他想起电影里的萨拉热窝。他们先去了青岛的郊区,一个叫即墨的地方,进新兵连训练。在那里,他们将接受三个月的新兵队列训练,和八个月的航海、操舵技术专业训练。
王朔从小腼腆,见生人最甚,但熟了以后,话就多了。战友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听王朔聊天。
有一次,中队开批判四人帮的讲用会,大家轮流讲。其他战友都是标准口径的老词儿,听得人想睡,越讲天越黑。王朔一张嘴,一串儿北京语流,顷刻万丈光芒,他的批判稿里夹杂了北京土话、政治俚语和各路坊间段子,下边笑成人浪。王朔平时和战友随口聊起战史秘闻、战术掌故也是连绵不绝。他还有一个读毛选的笔记本,有人借去看过,好看极了。
三个月后,部队招卫生员去青岛,本来招的是另一个人,但那哥们儿雄心健在,还想当操舵兵。海军的舰长大部分是操舵兵出身,因为舰长必须会开船。那哥们儿给王朔递话:「你当不当卫生员。」当时的王朔壮志已丧:「当。」
然后王朔就去了青岛市401医院,每天学打针输液、战地救护、伤口缝合、人体解剖。半年后,学成上舰,发皮鞋和呢子,几乎顿顿有肉。王朔上的是一条消磁船,主要工作是给别的舰艇消磁,保证指北针能指北。消磁工作一般在港湾里进行,王朔没出过远海。没活儿时,他就去帮厨。
1977年,恢复高考。很多战友动了心。1978年,在部队也能报考军校了。王朔很多战友报了第二军医大学海医系。同年,海军整编。王朔从船上下来,被分到一个仓库,还是当卫生员。
他在仓库里写出处女作《等待》,用第一人称写了一个青春期少女因精神生活乏味和父母操蛋的故事,背景是四人帮时期,算伤痕题材。王朔投给了《解放军文艺》,没想到直接发表了。五千字,编辑改动不小,寄来二十五块钱稿费。要知道,在401医院,三餐见肉,一天伙食标准才一块二。王朔捏着钱,心里盘算,这事儿,容易。
1980年,王朔复员回京,分到北京医药公司。那段儿时间,有战友在三里河附近一个高考补习班见过王朔。王朔老坐最后一排,穿一军大衣。老师在台上讲,他和后排几个女孩儿在下边小声聊,老憋不住,笑出动静。
在北京医药公司时,王朔是业务员,他们是二级批发站,卖输液用的生理盐水和葡萄糖。王朔后来还负责推销,推一些滞销品,领导给他定死任务。工作糟心,越干越烦。
期间,王朔还帮叶京卖过电子表,叶京从广州带回来几十块表,进价五块钱一块,王朔出去卖,一块卖了八十五,回来两人就去涮羊肉。他自己也南下广州干过一些倒买倒卖的活儿,但他沉不住气,东西一倒进来,就怕砸手里,承受不住压力。他还想过买辆车去跑出租,每晚刷一趟首都机场,宰两个洛杉矶来的人,一晚上一百多,顶三个月工资。
1983年,王朔再也无法忍受上班生活,一个月挣36块钱的他,感到他们大院儿那一带,整个阶级都在下降,完全没有安全感,他必须往上爬,写作是他当时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登云梯。于是他决定辞职回家,专心搞创作,家里表示支持,王天羽给他买了很多书。王朔自己为了提高文化水平,还背过《成语词典》。
薛来凤去医药公司给王朔办辞职手续,办完正好碰上王朔从楼上下来,薛来凤看着儿子和他的同事,觉得儿子确实有一种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气质。王朔回到家,关起门来废寝忘食地写,每天写到半夜,长期持笔,手指都磨破了皮。
写作之余,王朔和叶京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在沙窝那边合伙儿开了个饭馆,是北京第一批川菜馆,叫天府酒家。王朔会做饭,是北京个体户协会登记在册的二级厨子。几个人每天混在一起。有个成语叫叶公好龙,叶是多音字,用作姓氏时读射,所以王朔他们常开玩笑,管叶京叫射京。
因为要写小说,所以王朔不常在店里,都是叶京盯着。一开始生意特别好,每天营业额能上三百,好的时候能过五百。生意做久了,叶京心气儿下去了,是挣了点小钱,但就是觉得没意思,不想好好开了,净跟顾客打架,隔几天砸一次,一般都是叶京先动的手。有一回还碰上一个会武术的河南人,站起来说:「俺跟恁会会。」
再后来,店彻底开不下去了,关门大吉,王朔更没事儿干了,继续回家专心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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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王朔看了一篇铁凝写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还有其他几个小说,看完之后改变了他的小说观,「这个我也能写啊」。他原先一直觉得小说都是虚构的,「这几个小说告诉我,小说可以写身边的事儿。我身边的故事比他们那有意思多了,生活比戏牛逼,把身边的东西描述出来并不困难。」
经商虽然失败了,但经验攒下了,王朔练成了一种商人的判断,他知道了什么东西好卖,他开始写《空中小姐》。当时他真认识了一个空姐,皮肤有点黑,没那么好看。
那是全民看小说的文学黄金时代,在重要刊物发表一篇小说,够高兴半辈子的。王朔写完《空中小姐》,定稿三万字,投给了《当代》,历经波折,终于发表。他前前后后,连删带改,写了一百万字,手指常年有个坑。
1984年,王朔谈了六个女朋友,都分手了。最后一个分的,就是那位空中小姐。
那年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王朔和一群朋友去北京舞蹈学院玩,结识了就读于中国舞系的沈旭佳。二人彼此印象不深,但互留了电话,告诉对方:「要实在无聊,可以给我打电话。」没过多久,二人就开始实在无聊,互打电话,相约去玉渊潭游泳,感情一路升温。
事情自然而然地演变着,我们互相不再和其他异性约会,每天只两个人在一起。不久,我去外地一个月,没写信,回来时看见她嘴角起了个大燎泡,一见面就使劲儿掐我的手,她越来越像我期待已久的那个人。
这时,我们谁也没注意对方是干什么的。那些太不重要了。我们都陶醉、眩惑在对方的魅力中。
当时王朔的《空中小姐》在社会上有一些反响,但根本不足以作为竞争优势。沈旭佳毕业后分到东方歌舞团,追她的年轻才俊多的是,但沈旭佳最终还是选了王朔。
1985年,王朔和沈旭佳合作而成的中篇小说《浮出海面》在《当代》上联名发表。小说写得很吃力,王朔自己很满意,通篇写的都是他俩的感情生活。但发表小说并不能解决王朔在物质上的捉襟见肘。
那个阶段,王朔和沈旭佳下馆子总是提心吊胆,就怕吃冒了掏不出钱,当众尴尬。沈旭佳跳舞也挣不了多少钱,跳一场才给五块。沈旭佳又是个心大的人,经常丢东西。有一年在北展剧场后台洗澡,皮衣和手表都让人顺走了。王朔和她都没表,走在街上想看时间,就得边走边歪头,盯着路人摆动的手腕。
那会儿王朔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每天憋在家里写稿,把希望全压在小说上。偶尔得着一笔稿费,都会先紧着给沈旭佳买点东西,鞋和衣服,什么都买,「反正沈旭佳在我眼里浓妆佳,淡妆亦佳,蓬头垢面,不掩国色」。
1986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发表后,王朔的生活开始走上坡路,手头渐宽,名声渐长。但沈旭佳好像并没有多高兴:「我真不想让你出名,我真希望咱们老像现在这样。」
那一年,王朔新写了一个小说,叫《橡皮人》,在《青年文学》发表了,对接的编辑是马未都。马未都顺带手把小说大样寄给了中国作协的唯一刊物《小说选刊》。最终,《小说选刊》决定转载。在当时,那是很高的荣誉。
那年夏天,经郑晓龙介绍,王朔认识了冯小刚,开启了一段长达几十年的纠葛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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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王朔和沈旭佳登记结婚,没房子,只能继续和父母一起住,婆媳融洽。同一年,《顽主》在《收获》发表,王朔语流开始大杀四方。他沾了北京话的光,他晃倒了墨守成规,捅破了一本正经,改变了人们的说话方式,甚至生活方式。最直接的体现,他废掉了量词,以前人们说我一个哥们儿,王朔之后,大家直接说我一哥们儿。他的口语写作,消解掉的东西,不止这些。
《顽主》被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米家山看中,要买下来拍成电影。米家山登门拜访,跟王朔聊了半天,谈好了价,三千块买走,提前预付八百。米家山当时给葛优的片酬也是八百。那会儿沈旭佳快生了,急需用钱,王朔也就卖了。
谈完买卖,王朔请米家山一行到他家楼下吃了顿饺子。王朔那天高兴,他在饭桌上放话:「就算科波拉来找我买《顽主》,我都不卖他。」其实原本王朔还打算去演一个角色,但试完镜一看,自己形容已糙,就放弃了。
后来,科波拉没来,张艺谋来了。那时,张艺谋刚凭借《红高粱》拿了金熊奖,风头正劲,过来找王朔聊,想买《顽主》,但《顽主》已经给了米家山,王朔不想干那背信弃义的事儿,就说再给他新弄一个,于是就写了《千万别把我当人》,「那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故事,是我这一套嗑里登峰造极的东西,把我自己都写恶心了」。
张艺谋拿过来一看,觉得不理想,不是他要的东西,就没买,转身去拍了《代号美洲豹》。
王朔书柜里都是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他爱看这个,后来也试着开始写。1987年,王朔在法制文学杂志《啄木鸟》上发了两个侦探小说,第二年,他又在别处发了几个。这几个故事是一个系列,主角是一个叫单立人的警察,最后集结出版,书名叫《火欲——警官单立人的故事》。这套侦探小说反响平淡,他自己也说没写好。
1988年是王朔电影年,同时有四部改编自王朔小说的电影上映,《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轮回》和《大喘气》。《轮回》是《浮出海面》,《大喘气》是《橡皮人》。
王朔觉得《顽主》拍的最好,理由很简单,「因为米家山没什么想法」,直接照书拍,就成了。《顽主》公映,葛优走上历史舞台。
《顽主》上映那几天,王朔一个朋友家去了两个安热水器的,一位师傅刚干了半天就开始犯困,说是因为昨天看了个夜场电影,叫《顽主》:「这片子怪了,不关灯也不上床,但真他妈过瘾,写这片子的师傅准跟我们这样的人一块混过。今后只要是这位王师傅写的电影,我非看不可。」
据说,当年王朔经常手拿小本儿,守在朋友们的牌桌边,听见有意思的话,就赶紧记下来,上课一般认真。
叶大鹰导的《大喘气》上映时已经入冬。王朔邀请叶京一块去看,那天下大雪,叶京开车拉着王朔,去往和平里影协影院。路上,王朔舞马长枪地跟叶京说:「中国电影,哥们儿现在平趟。」
尽管如此,但那时的王朔还是处于小范围知名状态。真正让他红到人尽皆知的,还是后来的《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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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6日,王咪出生,爷爷奶奶高兴疯了,他俩一直喜欢女孩儿。家里人都叫她咪咪。王咪咪小时候嘴甜如蜜,见到院儿里的老头,一口一个爷爷好。
王朔更是爱得不行,觉得女儿一笑,就像太阳出来,屋里也为之一亮。他动不动就捧起咪咪的脸狂亲,亲出一脸口水,想着,大了就不能这么亲了。抱的时候也在想,怎么办,总有一天不能抱了。王朔说,咪咪给他带来的快乐是他过去费尽心机也不曾得到过的。他还跟人说,没想到生一个孩子这么好玩儿。
除了快乐,王咪咪也给王朔带来了烦忧。三代人共居一室,处处不便。老人话多,小孩儿泪多,王朔哄完这个顾那个,手里的笔还不能停,只好挑灯夜战。连续熬鹰,王朔实在盯不住了,开始托朋友帮他找房子,《啄木鸟》杂志的编辑葛小刚很快就给联系了一套。两室两厅,煤气暖气。离他家很近,只有一站地。房主是葛小刚的朋友,也是王朔的粉丝,表示除了房租,别的费用都不要,王朔送他几本书就行。
虽然有了自己的住处,但毕竟不是家。添了几件不称心的家具,捡了一套朋友淘汰下来的沙发,王朔就这么凑乎住下了。但他坚信自己在这儿住不了多久,他和葛小刚说:「这套房子我顶多租一年,一年后我要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我他妈一头磕死。」
一年后,王朔买了房,三室一厅,敞敞亮亮。还花一万二买了一套意大利真皮沙发,朋友们都开锅了,王朔有自己的盘算,「根据自己的底儿,消费一步到位,省的这山望着那山高,总产生更新换代的念想儿」。收入水平上来了,消费水平紧跟其后,王朔从这时起开始喝洋酒。
1989年初,马未都、王朔、莫言、海岩、苏童、刘恒、刘震云、魏人、史铁生等人在北京成立了「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开始市场化生产、出售影视作品。文艺和商业搭上了线。王朔是法人兼理事长,马未都是秘书长。
成立的新闻还上了当年1月12号的《人民日报》,发在第3版,「科学·文化·体育」版,标题叫《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在京成立 一批中青年作家进军影视界》。创作中心后来定名为「海马影视创作室」。
1990年,王朔参与策划的中国第一部室内剧《渴望》播出以后,引爆全国。「海马影视创作室」开门见春。据《渴望》的监制郑晓龙说,当年《渴望》收视率探顶,无人不看,社会犯罪率都下降了,因为这个事儿,公安部还专门对《渴望》全剧组进行了表彰。
1991年是王朔的写作分水岭。1991年之前,他主要写小说,1991年之后,他主要写剧本。他的自我划分也很清晰:「1991年前我是个职业写作者,1991年之后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放任的态度。」
1991年,「海马影视创作室」主力阵容开始写《编辑部的故事》,剧本写完后,送了数次才过审,正要开拍,突然发现剧本丢了。除了王朔以外,马未都、葛小刚、魏人他们几个都有工作,没人愿意再重来一遍。
王朔正在糟心,过来一人,是正在剧组打杂的冯小刚,他说希望能跟王朔一起把这个本子弄完。最终,二人合力写完了剧本。1992年,《编辑部的故事》播出,成了一代经典。这是王朔第一个主笔写的电视剧。后来有一天,冯小刚说丢的剧本找到了。
1991年,王朔写了大量剧本,他动手写了《渴望》续集的第一稿剧本,是个电影。他还和王海鸰、乔瑜一块写了电视剧《爱你没商量》,一共四十集,一集一万五千字,王朔写十集,十五万字。
「电视剧实在太辛苦了,是一个体力活儿。最后给我写残了,写恶心了。看字儿恶心。一天写一万字,我后来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写东西,就是那次给我写恶心了。」那一年,王朔写了很多小说和剧本,全算上,有一百多万字,直接写奔溃了。《爱你没商量》播出后,口碑坍塌,王朔迎来首次大败。
1992年,宋丹丹要拍一个喜剧电影,找王朔写剧本,王朔没底,想再找一个人垫背。于是就想起梁天的哥哥梁左,以前听过他写的的相声,觉得是自己到不了的好。
通过梁天,王朔结识了梁左,成了难得的朋友。他俩经常换书看,王朔有一套《文史资料》,梁左一直想全套收编,王朔不答应,梁左就五本五本借着看。梁左史书看多了,谈吐打扮老气横秋。王朔说自己非常愿意和梁左出去,女孩儿见了都说他们像两代人。梁左老爱说:「我是一直没好看过,王老师年轻的时候好看过,现在就老忘不了,还以为自己好看。」说完就狂笑。
这一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王朔的小说集《过把瘾就死》,收了王朔几个中篇小说,市场迅速燎原,短时间内卖了30万册。出版社被王朔的市场影响力吓到,赶紧开始准备给王朔出文集。同年,华艺出版社推出《王朔文集》,分为纯情卷、矫情卷、谐谑卷、挚情卷四本。王朔开了在世作家出文集的先河。
王朔的市场意识一直领先于市场。出版《王朔文集》时,他要求实行版税付酬制,不再用过去的稿费制。华艺的编辑金丽红对版税的概念闻所未闻,之前出书,作家只拿固定稿费,卖多少和作家没关系。王朔这次要求按印数拿钱,卖一本就得给他一份钱,按码洋的10%走。
在王朔巨大的市场价值之下,华艺同意了这种付酬方式。金丽红她们后来才弄明白,王朔当时这个提法是跟国际接轨的。《王朔文集》出版后,热销全国,不断加印,再版。
《王朔文集》之后,中国出版社的市场化出版理念逐步确立,版税制也沿袭下来。王朔帮所有中国作家涨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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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底,英达找王朔聊,说想做一个家庭喜剧,两人一来二去,聊出了一家人的架构。拉投资的间隙,王朔想出了剧名,就叫《我爱我家》。
回京后,英达拿着钱准备开工,但王朔找不着了,听说是去了海南岛,躲《爱你没商量》造成的坍塌舆论。好容易联系上了,但王朔不算继续跟了,他把梁左推荐给了英达,梁左开始接手《我爱我家》。
后来,梁左还给王朔埋了颗彩蛋。《我爱我家》第十三集:
贾志新说:小凡她们同宿舍那同学叫沈旭佳,花三十块钱买一奖券得一热得快,在学校没使两天让人给没收了,倒罚二十。
那段儿时间,人们打开电视,原著王朔,编剧王朔,策划王朔,满屏幕都是王朔。王朔在影视上的成功,给当时憋在家里苦闷码字的中国作家指了一条翻身路,很多作家跟随他的脚步开始转攻影视。
1992年,王朔已然红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一家台湾公司打来电话,想买他作品的全部海外代理权,他脱口报了个一百万美元。报完就后悔了,万一他的小说在美国红了呢。但话已出口,算了,一百万就一百万吧。挂掉电话,他和沈旭佳就开始商量,怎么花这一百万,该买点什么。商量了两个小时,夫妻二人,尽得其乐。
王朔在1992年还抽空出了一盘磁带,专辑名叫《玩的就是心跳》,磁带封面写着「王朔词作歌曲」,一共12首歌,歌名都是王朔的小说名,全部由那英、田震、韩磊等当时最红的歌手演唱。王朔最红的那几年,《正大综艺》还跑来请他去当嘉宾,找了两次,他都没去。
这一年,王朔还放出话来,要写一部大小说,叫《残酷青春》。最损写成《飘》,一不留神就写成《红楼梦》。
1993年,《上海文学》第6期发表了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等人写的《旷野上的废墟一一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一文,拿王朔和张艺谋开刀,说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当代人精神信仰的破碎,反映了时代人文精神的萎缩。
由上海学术界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自此揭开序幕。王朔日后被迫出走美国的祸根,就此埋下。
那两年大量的剧本创作耗尽了王朔的写作才华和状态,放下笔,他一身疲惫,写不动了。他转身另辟新路,开公司寻求突破。
1993年,冯小刚拉上王朔,投了十万块,开了「好梦公司」,王朔是董事长,冯小刚是总经理,公司总共三个人,董事长天天自己擦桌子。好梦公司主要还是做影视,王朔构想了一套绝佳的商业模式,可以更好地经营剧本,但需要几百万来启动。好梦公司没这个钱,但叶大鹰有。
第二年,叶大鹰开了个「时事公司」,挖走了王朔。时事公司也是影视方向,还做艺人经纪,签的第一个艺人是陆毅,每月给陆毅发五百块生活费。
王朔对朋友一向不错,虽然离开了「好梦」,但还一直惦记关照着朋友,他帮冯小刚的电影处女作《永失我爱》拉到了投资,还回「好梦」拍了《我是你爸爸》。
后来叶大鹰跑到俄罗斯拍《红樱桃》,把公司留给王朔一个人,王朔的日子不好熬。再后来,投资人出了问题,资金链断了,王朔的工作从花钱变成了找钱,到处嗑合作,见了一堆骗子。最终,王朔离开了「时事公司」。
1993年,姜文拍完《北京人在纽约》,从美国回来。之前张艺谋给了王朔一万块,买了《我是你爸爸》的改编权,打算拍,找姜文演。王朔把剧本都改好了,但姜文在美国时突然对这个心思不大了,给王朔打过几个电话,流露出要放弃《我是你爸爸》的意思。姜文回来后,就开始写剧本,筹备《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动物凶猛》。
电影开拍后,王朔去剧组看热闹。后来,他出于虚荣,答应在剧中出演一个角色。在卢沟桥拍第一场戏时他就后悔了,那场是冬天拍夏天的戏,凛冽北风下他一直在流鼻涕,后来还窜了稀。第二场戏是在莫斯科餐厅,他演北京传奇顽主小混蛋,只有一句台词,主要是演被扔,往天上一扔,再掉下来。那天,他被一帮武警官兵扔了整整一夜,最后大家都没劲儿了,有一次他掉下来,百十号人,居然没一个伸手的,辛亏有个好心人用脚垫了一下,他才没直接砸在地上。
他悔死了,「在空中我无数次地问,问自己,你这是何苦呢?有意思吗?难道就不能安于当一个观众看电影吗」。第二天早上,他从老莫出来,走在街上,他知道,自己的明星梦,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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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初的一个晚上,王朔,沈旭佳和几个朋友在西苑饭店顶楼旋转餐厅吃饭。期间,不时有年轻服务员过来找王朔签名。吃到一大半儿,冯小刚一脸凝重进来找王朔,他告诉王朔,有消息说,今后各类媒体均不得报道有关他的新闻了。还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余威。
1994年,王朔认识了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上大二的徐静蕾。王朔面对二十岁的徐静蕾无法自持。多年后王朔接受采访,聊起徐静蕾,还是难掩春风:
徐静蕾是摇滚果出身,小时候喜欢摇滚,摇滚果出身在北京范儿是最正的,玩的是邋遢帅,就是完全不修边幅的年轻人,我特别喜欢这种人。
二人很快进入另一个交往层级。1995年,王朔和沈旭佳离婚了。后来,沈旭佳带着王咪咪去了美国。这个债,王朔背负一生,「我对不起女儿,对不起沈旭佳,我是她俩的奴隶」。
家庭破裂了,事业上也正经受着压力,王朔暂避风头,蛰伏待机。转机没让他等太久,就在他离婚这一年,有一家公司投了五百万,拍《我是你爸爸》。那时张艺谋已经不打算拍了,王朔说那我自己导,这是他第一次当导演。开机前,有记者采访王朔,他说:
如果我来做导演的话,我更想成为姜文那样的导演,我觉得写小说也好,拍电影也好,必须是独特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能这么拍是出人意料的,这使我想到最近看的一部获戛纳大奖的电影《黑色追缉令》(即《低俗小说》),那导演和姜文差不多大,也是30岁左右执导了这部片子。
王朔散漫自由惯了,他不爱同时跟这么多人打交道,拍《我是你爸爸》时,他根本盯不住。他后来明说,他当不了导演,导演要团着一帮人,他搞不了这个关系,也没这个耐心。他想当的导演是那种不累的导演,总体把握,其他人把东西拿出来,他说行或不行。
在现场,他动不动就钻车里和叶京聊天,他还经常在片场睡觉。最忙的是冯小刚,一溜小跑过来问朔爷你看这个这么弄行么,他回一句,你看着办,转头接着聊。布光、清场,协调各工种,好多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是冯小刚在弄。后来王朔自己也说过,冯小刚是一个工兵型的导演,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他其实存了点私心,需要有冯小刚这么一个人一直在,但冯小刚并没有这个打算。
二人的间隙也因此而生,「我心里暗暗希望,我真正拍电影的时候,他给我干执行导演,当然人家有自己要发展的路,所以最后我对他有点不满」。
1996年,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人文精神讨论文选》。人文精神大讨论还没完,但已近尾声。
那一年,王朔为「好梦」写了剧本《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开机不到十天,接到了电影局的停拍通知。那时,片子已经花进去一百多万。韩三平还有更坏的消息,《我是你爸爸》也被毙了。从北影厂回来的路上,王朔和冯小刚都没说话。
《我是你爸爸》虽然被毙了,但他们后来还是偷偷拿出去参了展,在洛迦诺拿了金豹奖,得了四万瑞士法郎。自己的事业虽然不顺利,但王朔还是在积极帮助徐静蕾的事业向上发展。王朔把徐静蕾推荐给了自己的好友赵宝刚,出演了他的电视剧《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那是徐静蕾的处女作,也是她的成名作。
1997年,王朔准备再拍一个电影,改编自池莉的小说《一去永不回》,打算让徐静蕾演。但这个剧本在当年的清理精神污染,重建人文精神中被认为是宣扬灰色人生观,再次被毙。
王朔在国内彻底待不下去了,正好有纽约出版商邀请他去出英文书,他就去了美国。他凭借之前在美国一些媒体的报道中积累的声名,申请了杰出人才绿卡,很快就通过了,「美国人多仗义啊,我一申请杰出人才,人家两星期就批了,给我发了两张绿卡,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另外,王朔当时手上还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但他没好意思去,说臊得慌。
走之前他对冯小刚说:「咱们分开吧,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有机会活,不要一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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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后,他去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城市,就是为了走走看看,也为了将来能堵人之嘴,「别人一说起哪儿哪儿,你说你去过,他就不会跟你多啰嗦了」。他在纽约和洛杉矶待的时间最长,阿城住在洛杉矶,他老去找阿城玩。
在美国时,纽约的出版社还曾介绍王朔给《花花公子》等杂志投稿,王朔用中文写,他们翻译成英文,与此同时,王朔还得到了一些写剧本之类的活儿。通过投稿,王朔对《花花公子》有一些新认识。他从《玩的就是心跳》中摘了一些片段,投给《花花公子》,为了增加知名度,帮助新书在美国更好地发行,但是稿子被退回来了,理由是太黄了。
王朔说自己在美国期间,没有遇到过任何不愉快的事儿,他觉得美国是理想社会,非常适合小市民生活。王朔在美国待了半年,回国了。回来后,他考虑过,将来老了以后可能还会到美国去住,「这么多年我在中国这个地方沽名钓誉,结下了一些仇人,所以我老的时候打算死在美国,不为别的,就为图个清静」。
王朔回来时,冯小刚正在筹拍改编自王朔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的电影《甲方乙方》。冯小刚听说王朔回来了,派人送去五万块钱,王朔没要,他不想再掺和影视圈儿的事儿了,他后来一直看不惯冯小刚的一些为人处世方法,加上还有一些利益问题,多重因素下,他和冯小刚渐渐疏远了。
回国后,王朔重新回归写作生活,开始接着写当年说的那部大小说《残酷青春》。王朔1997年10月开始动笔,一直写到1998年10月,本来没打算结尾,因为只进行到了预想的一半儿,但字数已经过了二十万,怕太厚,影响销售,就先出一本,取名叫《看上去很美》。
王朔原本的打算是把《看上去很美》当成整个这个大长篇的第一章,没想到,第一章就写了二十万字,全写完,怕是也该死了。写《看上去很美》的一年里,王朔常常处于喜悦之中,甚至还有久违的得意感,得意自己还没失去对文字的驾驭能力。
从《看上去很美》开始,王朔的文字里口语少了,书面语多了,他说这不由他,活泼口语大多出自少年之口,不年轻了,强装少年也可怜。人到中年了,还是稳重一点,描情状物准确一点,可能有点啰嗦,有点伤感。这种情调倒是非常适合写回忆。
王朔一直以来的写作观就是不重复自己:
若没有变化,没有新东西,我自己也觉得没意思,一个小说有一个小说的路子,就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相貌。我找《看上去很美》的相貌找了好几年,好容易找到了,没想过多与众不同,只觉得这是唯一合适的,即使落入时髦,也只能如此。
王朔觉得写《看上去很美》,自己像又活了一次,重新目睹了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儿,又和老朋友们在一起,百感交集,有时感觉自己像在写遗书。
这个大小说,王朔原来计划写四本,第一本叫《看上去很美》,第二本叫《黑处有什么》,故事时间线连着,五年写一本,从小写起,把他整个人生经历记述下来。1999年,《看上去很美》出版之后,虽然卖了40万本,但反响评价并不好,王朔马上就收了,不再写了。
那一年,王朔在《中国青年报》上发了《我看金庸》,引来群攻。次年,他又在《收获》上发了《我看鲁迅》,八面杀气。说完这两位,王朔又在《南方周末》上发了《我看王朔》,把自己骂得体无完肤。王朔跟人吵架的原则是批评对方,也批评自己,把自己骂残了、骂矮了,能说的不能说的,都说出来,然后蹲着骂对方,让对方无处下口。
2000年是王朔的崩溃年,几位亲友相继去世。
梁左死完,我哥死,然后我爸死。都连着,两礼拜死一人,还有几个朋友。这一下造成严重的危机感。很多年轻人觉得生活是永恒的,遥遥无期的,太远了。他那一下造成你一百八十度大转向,一下你就看到生活尽头了。死亡就在跟前,下礼拜不知是谁,在那时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恐慌。
那时,王朔进城走机场高速,特别冬天傍晚,就觉得那一片片灰树林子后面藏着另一个世界,就觉得看到了自己这一生的尽头。
王朔后来在情绪灰暗时,为王咪咪写下一段儿话: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孩子,我们都不在了的时候好陪伴你。爷爷和大大在的时候我和他们很疏远,他们走了我很孤单。
崩溃后的几年,王朔老在外边吃,不知该吃什么,就看电视找胃口,看了韩剧就想吃韩餐,看了日剧就想吃日料,看完美国电影就去吃牛排,有一天看完《小鸡快跑》,煮了两鸡蛋。看完中国戏,什么都不想吃。他更爱吃家里饭,他说自己是自作自受,有家的时候把家折腾没了,现在又想吃家里的饭了。
2002年,王朔和叶大鹰,姜文,还有另外两个朋友,在三里屯开了一个酒吧,叫非话廊。几位股东里,王朔去的最多,老能见着,所以大家就一直管「非话廊酒吧」叫「王老师的酒吧」。王朔听了,说啰嗦,直接叫「王吧」不就得了,后来就叫开了。
「王吧」的装修是艾未未设计的,线条利索。「王吧」分两层,王朔一般在上层会各路亲友,往飞了聊,他管「王吧」的上层叫上层建筑,其他人在下层喝大酒,结账也在下层,徐静蕾管「王吧」的下层叫经济基础。王朔说他真挺喜欢开酒吧的:
那有一种把家放大,街上的行人随时都会变成亲人的感觉,走在街上,左邻右舍,每家店铺的人都认识,都打招呼,你还知道每家店的一点小秘密,那感觉真是不错。
2003年春节过后,王朔开始写最新一版的《致女儿书》,最早的那一版,写了一章,一万字大抒情,一个月后再看,觉得肉麻,就给删了。写完手上这版的前两章后,又觉得第一版好,但也懒得再恢复了。
王朔想过把《致女儿书》当遗书写,也想过写了不发,死后再发顶遗产。《致女儿书》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王朔一怒之下就换成了《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换成了别人,对方言的女儿说,好像情感就不那么激动了。
「非典」以后,王朔去三联书店买了三本《华严经》,回家发现那是最难看的经,全是在聊看见什么了。后来朋友又送了几本经,他看《金刚经》时觉得很费劲,就望文生义用北京话把《金刚经》和《六祖坛经》翻译了一遍。接着,王咪咪从美国回来了,他陪着玩了一个月,然后又在家窝了一个月。
那时的王朔,时常自我怀疑:「最让我难以正视的是,我时时发现在自己内心深藏着一个打不消的念头:退出是为了更大型更招摇的进入」。
不过,那段儿时间,王朔确实打通了自己身上原先好多解不开的穴道。
我就是人家说的那种软蛋、怂包、雏逼。能承认这一点真好,我感到放下一个大包袱。这辈子背着他我真是累坏了。
王朔说他四十五岁时终于可以承认自己不勇敢了。他想起好多自己当年的不勇敢:
有一年,他在白塔寺挤公交,被人一脚从车上踹下来,一句话没说。当兵时,他和一个老兵骂起来,老兵冲过来刚要动手,他立刻道歉。在翠微宾馆,他的自行车被看门的把气放了,本来是他发火,结果对方一发火,他就走了。
「这就是我的性格,苟全性命于乱世,惹不起躲得起,富贵可淫,威武可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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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徐静蕾想当导演,于是王朔拉来一众好友帮忙,姜文,张元都客串了徐静蕾的导演处女作《我和爸爸》,叶大鹰更是直接上了主演。徐静蕾包揽了出品人、制片人、编剧、导演和女主。
王朔其实对徐静蕾一直寄予厚望:「在我们北京,50年代杰出代表是刘索拉,又能写字儿又能写曲儿,60年代杰出代表是王菲,70年代我希望是徐静蕾。」
2004年,张元在八一厂的棚里拍电影版《看上去很美》,王朔去探班,见着演他童年的小演员董博文后,两人都臊了,长得太像了。最后,王朔抱起董博文合了个影。
王咪咪才是真的越长越像王朔了。王咪咪上初三时,王朔对她说:「你不要参加中考了,你要考过去你就是傻子,你要考不过去,你自信心会受到很大打击。」
后来,王朔把王咪咪送到了美国去上学,他觉得美国教育很靠谱,「不像咱们大学生出来什么都不知道,人家中学生出来就都知道了」。王咪咪在中国不爱学习,到了美国以后,变成一个特爱学习的人。
学习上,王朔从没要求过,「你有兴趣学就去学,你没兴趣学你就当普通人,当个普通人不丢人」。他对女儿的期许再简单不过:「我希望她快快乐乐过完一生,我不要她成功,我最恨这词儿了。什么成功,不就挣点钱,被傻逼们知道吗。」
2005年前后,王朔在家写《我的千岁寒》,他家门口住着一个修自行车的,他一见那人就烦,灵感全无。有一天终于忍不住了,他跑出去跟那人说:「我给你三万块钱,你能不能别在这儿住了。」修车的一听:「行啊。还有这好事儿。」
王朔赶紧回家取钱,修车的把钱一拿,收拾东西,绝尘而去。他为什么说了个三万呢,因为他家里当时有且只有三万块。《我的千岁寒》是在一种飞行状态下写成的,也是在极度沮丧和痛哭中写完的。那几年王朔手头有点紧,生活上老需要靠朋友接济。
王朔在家写累了,偶尔也出去玩。2005年春节,邻居组织了一个趴体,叫了他。邻居有个朋友叫王子文,四川人,北漂来混演艺圈儿,遇了点儿糟心事儿,她和经纪公司签了个流氓合约,最近又添了些纠纷,她觉得不公平,要解约,对方不许,还威胁她解了约就别想在这圈儿混。王子文执意要解,然后就被对方起诉了,索赔二百万。王子文吓坏了,在北京待不下去了。
王朔上去一打听,那个经纪公司上边的总公司他有熟人,他觉得这个事不复杂,好办,当即揽下。
那个阶段,王朔还养了一只猫,朋友送来时是个英文名字,叫 bubble,后来王朔给起了中文名叫八不,他说猫是最可爱的动物,比狗好,独立,「甭以为你对它好,它就得对你好,你以前对它好现在对它不好,它还得对你好,没门儿」。
这中间,徐静蕾第三部导演作品《梦想照进现实》上映了,王朔写的剧本,是他最熟悉的那套嗑,但当年喜欢这套嗑的观众,部分下落不明,部分换了口味,电影反响平平。
王朔没进影院看,他不爱看自己的东西。这一年,他窝在家里全身心投进去看了一部电视剧,叶京导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底子是《玩的就是心跳》,还揉了《橡皮人》、《动物凶猛》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把王朔看疯了。
我连续看了三天,我当真事儿看了,那是一个长篇小说,当年我放过话,要写一个大小说《残酷青春》,最损写成《飘》,一不留神就写成《红楼梦》那个,现在不必写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就是,叶京当长篇小说给写了。说实在的,《看上去很美》想往下写,别写了,基本拍完了,这个自然段可以没有了,从此这一段儿我不写了,写不过他。现在长篇小说都没有这么精彩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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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最终还是没避了。2006年12月26日,48岁的王朔出现在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为19岁的王子文充当代理人,要求与对方解除不公平合约。
出了法庭的第二天,王朔接受邀请,上了搜狐的一个叫《明星在线》的节目,大鹏是主持人之一。开头聊了一会儿官司,后来就聊飞了。王朔聊了冯小刚、叶京、张艺谋、韩寒,还说了娱乐圈儿和国产电影,收不住闸。搜狐最后给这次访谈定的标题叫「做客搜狐娱乐两小时,王朔什么都说了」。
接下来的三个月,王朔开始了大规模巡回聊天活动,各大门户网站轮番请他,挨个儿聊了一遍,他还接受了《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的采访。
开始去那几个地方,还稍微提一嘴官司,后来就完全放开聊了,基本上是问什么说什么,说了一些事儿,骂了一些人,随手几刀小开杀戒之余,还道了很多歉。
《三联》采访了很多王朔身边的朋友,整个采访下来,人们谈论王朔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他是个善良的人。」大家的口径出奇地统一:「其实王朔很痛苦,他对这个世界过于敏感。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假狠的人。他写得狠,但内心不是这样。」
王朔这一轮聊得最畅快的地方,还是《锵锵三人行》,聊出了语流。《锵锵》向王朔发出邀约,王朔说上节目可以,但必须找梁文道来对聊,他觉得凤凰卫视就梁文道最靠谱。王朔在《锵锵》一共聊了五期,聊得电光四溅,昙花定格。
后来,许子东又上节目,不禁感慨:「王朔做过以后,我们节目就很难做了。像谈朋友一样,你打过野战以后,再坐下来吃个蛋糕、喝喝咖啡,就都没意思了。」
王朔曾说,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他就追阿城。但其实没人下令,他也追星,追的就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曾子墨,「曾子墨是林徽因以后范儿最正的。过去有句话,江浙人,北京话。新思维,旧传统。这是女孩子里的极品。当年他们说林徽因就是这么说的」。
王朔上《锵锵》时还和窦文涛、梁文道炫耀:「我和曾子墨天天短信不断。」王朔很热爱这项活动,他在《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说过:「人生至乐就是和聪明女人聊天」。
官司后来也有了结果,法院判王子文败诉,王朔带着法院判决的10万块钱现金和2100块诉讼费,登门言和,并和对方经纪部负责人武丹丹同志进行友好拥抱,还送上两本《看上去很美》和三套《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王朔对判决结果表示接受。但王朔说自己这边不是输了,而是得到了公平的结果,10万块解约金也是对方应得的权益。
王朔在现场为当初在搜狐骂武丹丹的事儿当面道歉,除此之外,他说他还要向冯小刚、张艺谋道歉。他跟冯小刚也和好了,虽然当初因为一些原因产生过矛盾,但没什么不能原谅的,「中国和日本还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深仇大恨的?又不是杀了谁爸爸。道歉特别好,一道完歉,立马就轻松了」。
王朔觉得认错这件事儿特别好,「我因为认错,我这辈子占了大便宜,我当然不可能句句话都说正确了,但是我说错了我就认账」。
虽然败诉了,但王子文其实已经得到了最好的结果,她一直很感激王朔。王朔也一直在关照她,一路护航。王子文先是签到了王朔好友赵宝刚的经纪公司,后来在冯小刚的两部电影里,又都给她安排了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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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1号,王朔在上海举办了新书发布会,出了《我的千岁寒》。在上海期间,他见了陈村、王安忆、孙甘露、沈宏非等很多老友。沈宏非为了迎接王朔,组织了一场名为「动物凶猛」的饭局,王安忆还亲自下厨,为王朔献上一道拿手私房菜「黄芽菜煮东海梭子蟹」。
后来,王朔还在东方卫视的安排下,和韩寒见了面,两人都有点腼腆,瞎聊一气。聊到喜欢的姑娘类型,韩寒对主持人说:「他(王朔)喜欢小孩儿,我其实就喜欢姐姐。」王朔说:「我在你那个年龄,也喜欢姐姐。」
王朔其实不想过操这么多心的人生,他明确说过自己的理想:
我走到今天,其实一点儿也不愿意像今天这样,我的人生理想是当一大堂副理,我愿意干那个,全世界最大的办公室,又不用负太大的责任,能处理的处理,不能处理的往上交。我愿意当这么一人。谁愿意尽那么多社会责任,多累呀。
不过《我的千岁寒》确实是王朔创作生涯中的得意之作,讲的是佛教禅宗祖师惠能得法传法的事儿。
我不爱给自己吹牛逼,但我这次真得说,写得确实好,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我还天天进步,还能更好,气死他们,我才四十九,我他妈还能写得更好。
那帮傻逼跟我臭来劲儿多长时间了,有本事你们拿出作品来,哥哥拿出来了。我原来起手是一手傻牌,我都秀你们,我现在起手是顶天花同花顺,通秀大伙。
2007年上半年,王朔开始在占座网发声。占座网是一个实名制大学生社区,是徐静蕾电子杂志《开啦》的合作方,徐静蕾的网站鲜花村也是占座技术团队帮着升的级。当时占座的功能比较简单,本质上是个博客,这也是王朔本人唯一开过的博客。
他上占座的第一天就玩嗨了,第二天还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取名《回忆初夜》,开头一段儿是这么聊的:「昨晚可说是我在网上第一次群交,和所有初夜一样既混乱又兴奋累得骨头痒痒。」
王朔在占座的发博频率非常喷涌,大部分都不长,就是一句突然蹦出来的话,一句影评,或一个想法,有时一天能发十几条」。放眼望去,飞花摘叶:
「南极可要化了」
「连吃两碗白米饭的诀窍」
「舞蹈起源于假嗨」
「请大家脱袜子检查自己的小脚趾头盖」
「夜生活小常识」
「从摇滚果儿的衰落看锐舞果儿的兴起」
「火山口之于沸腾岩浆是直观的地狱」
「北洋时期正经是一情景喜剧」
「我一胖,还像臧天朔呢」
「刘索拉建议我练电贝司」
光是陈列标题,已然一场盛宴。
还有一篇《告天下担心我的红知》,内容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收一红知短信有感。短信原文:……你别乱来,他们会不会把你杀啦?)
这位红知是谁,没人知道,王朔红知太多了。关于他和徐静蕾的关系,以前接受采访,记者都问过,二人口径不同,徐老师答得不复杂:「王朔是我的良师益友。」王老师答得更简单,就两个字:「红知。」
王朔后期爱用省略词,绝不多说一个字,红知就是红颜知己。王朔说自己有很多红知,池莉、王海鸰、曾子墨都是他的红知。红知队伍里没有王安忆,王朔原话,「王安忆是我亲姐姐」。
后来金丽红去找了王朔,把他发在占座的内容集结整理,然后又加了一些别的没露过面的东西,做成一本书,叫《新狂人日记》,书名是王朔自己取的。那一年,王朔还出了《致女儿书》。第二年,王朔又出了《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算上《我千岁寒》,前后十一个月,王朔出了四本书。
王朔一直想写一个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几次以为逮着它了,终于把他揪出来了,几次都是揪住个头发,拉上来一看,脸不是,认错人了。《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是揪得比较多的,揪出上半身了,才觉得不像。虽然最终还是不像,但已经自爆得粉身碎骨了。王朔很喜欢朋友给他的评价「文坛钉子户」,「就不搬迁,就在这儿扎下来了」。
闹完天宫闹东海,大家都以为王朔这回是彻底回来了,没想到他转了一圈儿后,又彻底消失了,他的占座再也没更新过。再次出来公开接受采访,是八年后的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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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7号,王咪咪结婚了,嫁的是画家朱新建的儿子朱砂。婚礼是在北京霄云路一家法国餐厅办的。王咪咪初三时去美国上学,2007年考上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朱砂在法国读艺术研究生,王咪咪有一次去法国玩,机缘巧合,二人相识相恋。两个人经历差不多,都是从小跟妈在国外长大。
婚前双方家长正式见面。那时朱新建生了病,身体状态不好,说话不便,但可简单沟通,王朔见生人话也不多,两个老男人,相对无言。朱新建一直给王朔递烟,王朔平常出门不太抽烟,养嗓子,在家写东西的时候才抽。那天下午他跟着亲家抽了一包。多数时候,二人都在互相抽烟,互相微笑。
婚礼那天,王朔没去,按陈丹青的说法:「他扛不住,他没勇气站这儿。」冯小刚顶上来救场,担任证婚人,撑住了场面,刘震云、陈丹青、赵宝刚都代表娘家人上了台。
消失的几年里,王朔除了写小说外,还写了几个剧本。他看完《非诚勿扰》后跟冯小刚说:「小刚你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一看我老觉得我有下嘴的地儿。」冯小刚一听高兴了:「那你要有兴趣的话,要不然你弄一个续集。」王朔确实起了兴致:「行,咱一块。原来我觉得犯贫这嗑我都快不会写了,你把我这想写小说的劲儿逗起来了。」最后,王朔借《非诚勿扰2》聊了一把生死。
后来,王朔还帮朋友写了几个剧本,冯小刚的《私人订制》,姜文的《一步之遥》,徐静蕾的《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后来《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问王朔选戏写剧本的标准是不是就是为了帮朋友。他说:「不是我帮朋友,是朋友帮我。写小说慢,我得靠写剧本挣钱,解决生活问题。」
2015年年初,受徐静蕾之邀,王朔消失八年后来首次接受媒体专访,也只有徐静蕾能请动他,媒体是《南方人物周刊》。王朔其实丝毫不避讳谈徐静蕾,之前接受采访时他就主动说起自己住的别墅是徐静蕾买的,他也说过死了以后钱全归徐静蕾。
徐静蕾也公开聊过王朔:「我觉得分手之后还是可以成朋友,而且可以成很好的朋友,我有一个男朋友,二十年了,几乎每天还会打电话。」两人后来不在一起了,反而成了一种更高维度的关系。
王朔又养了一只猫,叫多多,是一只短折耳。他用上了微信,但在朋友圈只看不说话,他的微信头像就是多多。王朔家一直电视开着,但处于静音状态,只走画面,王朔后来一直这样看电视。他一个月去一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吃到月底,打卤面收尾。
他的书桌上散放着十来本旧书,是他正在写的史前小说的参考典籍。他一天写五百字,电脑写稿改起来方便,他边写边改,需要用词的地方,炼字如炼金。
王朔说他91年停笔后,不知道下面该写什么,他想写巨牛逼的东西,但是他不知道那巨牛逼的是什么。
中间不知道要写什么的时候就特拧巴,没有方向。我觉得应该是写一个跟我自己的生活有关的,于是写了《看上去很美》,从我的幼儿园开始写,是不是这个?写完我发现不是这个。
直到我找到现在这个故事,现在这个故事结构,我的全部思想感情都能安放进去,这个结构特别合适,我把它投射到古代和远古以后反倒自由了。
王朔新写的是一个史前小说,他说中国其实有文字的历史没多久,没有文字之前的史,只有一些非常零碎的线索,史前史里有巨大的空白,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王朔觉得搞清楚我们是怎么来的特别有意思。
他还在里面编一个中国的假圣经。他渐入佳境,本来他最不擅长就是描写场景,但是写史前,写到嗨时完全没障碍了。
小说名字已经有了,他想到一特别得意的,但不能说,怕被人提前用了,计划写三四十万字,当时已经有了二十三万字。这个小说他只给女婿朱砂看过一段儿。
王朔一直觉得别人的支持特别廉价,没必要,时过境迁都会走,没有人记得你有多少支持者,人家只记得你的作品。作家不重要,作品最重要。
他一直想写一个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多年来,我一直盼着哪天把这本操蛋小说写出来,我就踏实了,可以放心去过自己的日子,到处转转,到异国他乡看看风景,像电影里那样一个人开车长途旅行去看望朋友,或素未谋面的亲人,吃一点没吃过的东西,每天躺着晒太阳,或开个酒吧。那些年,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玩好,净想着小说了,心不在焉」。
除了作品之外,王朔对此生还有一个遗憾:
我有一个心愿没了,我希望再有一世,我当一个普通人,去当我的大堂副理去。再有一世我也不想这么乱七八糟的,我也找一女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得过一辈子这个我才不再来了。否则人间给我的记忆太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