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我上学了。学校是北京市西城区刘海胡同小学。头几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特意将老抗穿剩下的一件白衬衣、一条发了白的蓝裤子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枕头边,因为他加入少先队时穿的就是这一身衣服。那时正值困难时期,妹穿姐、弟穿兄的剩衣服是很普遍的,没补丁的就算是好衣服了,根本没有新旧的要求。我知道家里很困难,但还是向妈妈要求着:“妈妈,您给我买个新书包和铅笔盒吧。我不要新衣服,衣服我就穿老抗穿剩的,我只想要一个新书包和铅笔盒。行吗?妈!”
“行,星期天妈妈带你去买,好不好?”她笑着说。
星期天,妈妈带我去买书包,我挑了一个黄色的帆布小书包和一个蓝色的铅笔盒。回来的时候,我高兴地抱着小黄书包,蹦蹦跳跳地唱了一路。
开学这天,我早早起床。刷牙洗脸后,不停地看着墙上的挂钟,真不知它为什么今天走这么慢。我焦急地一会儿把小书包背在身上,来回在屋里走着,想象着学校的生活,一会儿又把小书包摘下来平放在桌子上,用一只手伸进去撑开,盘算着怎样排放书本,就这样熬到了七点半。我对老抗说:“走吧,都七点半了。”
“着什么急,你们一年级的小蹦豆儿都在本校上课,三分钟就能走到。我在花枝胡同分校都不着急,七点四十五再走。”老抗不慌不忙地说。
他开学上三年级,和我同校。不过我们学校有两个地儿,一二年级在刘海胡同,称为本校。三年级以上的在花枝胡同,称为分校。
走在上学的路上,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一蹦一跳地跟在哥哥的身后。小黄书包也跟着我一上一下地跳跃着,颠得铅笔盒不高兴地一下接一下地拍打着我的屁股。这黄色的小书包一直陪伴了我五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代结束了它的使命,社会束缚了它的本
能。但我还是感谢它,是它奠定了我最基础的文学知识,伴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黄色的小书包啊,我深深地怀念你!
从上学的第一天起,我作业本上从没出现过叉叉,成绩册上也一直是优。只有图画课令我难堪,我天生学不了画画。即使是画个普通的玻璃杯,也会把画面涂抹得乱七八糟,让人看不出画的是什么。“没有画画潜质的人不识时务”,我后来的生活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说法。
而老抗却有着惊人的绘画天赋。记得他上五年级时,语文课本上有一幅插图,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图中,马克思侧身坐在写字台边上,恩格斯斜靠在台边,一只手按在台面,俩人在激烈地争论着。他把这幅画画得一丝不差,当时我还说他是拓下来的。他举着厚硬的画纸说:“这种纸能拓吗?”
知道确实是他画的时,我又惊讶又羡慕,心想:我要是能画成这样该多好啊!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八号,是我八岁生日,再有三天,下个月的粮票就可以用了。我放学回来,刚吃完妈妈昨天晚上给我们分好的窝头,心里一边盘算着一边跑到松树街幼儿园接小沉去了。
哟,没锁门。咳,算了,家里连窝头都没有,锁什么呀?
今年的初冬特别的冷,这时就下了一场小雪。真是“风后暖、雪后寒”。这雪后的风像刀子,刺得街上人人双手插在袖子里,脑袋一个劲地往脖领子里缩。从后面,你绝对看不出前面的人是年轻人还是耄耋老人。
倒是小孩不怕冷。尽管鼻涕早流成河了,也顶多是拿亮亮的袖子一擦。山里红的脸蛋迎着刺骨的寒风,照样咧着嘴哼着、唱着、跳着。我看着走在前边四岁多的弟弟,觉得肚子还是很饿。妈妈让我去买五斤面,说晚上给我们烙饼,可我还没去买。刚才要是带上钱和粮票就好了,还得再跑一趟,又得带着小沉——呀,粮票!那五斤粮票就放在茶盘下压着,还露着一多半。我想起刚才没锁门,怎么不回去锁上呢?那可是妈妈向厂里同事借的,而且还是五斤面票,要是丢了,这三天家里该吃什么呀?
“小沉快跑!”我说着飞快地向家里跑去,不合脚的鞋踢邋趿遢不情愿地跟着。一进院门,转过大影壁,就看见刘国栋正从我家
屋里走出,右手还往兜里揣着什么。看我回来了,他故意一转脑袋装没看见,走回了东屋他的家。
我进屋直奔茶盘下一看,原本露着一多半的五斤面票不翼而飞了——准是他,没错!我转身奔到东屋,“咣咣”地使劲敲着刘国栋家的门。
“干什么,拆门呀?”刘国动伸出半个脑袋,故作惊讶地说。
“粮票儿——那五斤面票儿呢?”我气喘吁吁地质问他。
“什么面票儿啊?我没拿呀。”
“你胡说!我出去接小沉回来,就看见你从我家出来,手还往兜里揣呢。我进屋一看,茶盘底下的五斤面票儿就没了。不是你是谁?给我,你快给我!”我一边说,一边向他右手兜掏去。这时院里的人都围过来了。他一把把我推开,嘴里骂着:“怪不得你妈都叫你犟种,你就敢说是我拿了?你看见了吗?你再过来别说我揍你!”
“你敢?我们家什么东西你不拿呀?有人在就说借,没人的时候就拿,从来没还过。这五斤面票是我妈在厂子里借的,你拿走了这三天我们吃什么呀?你给我!”说着我扑了上去,把手再次伸向他的兜。
噗,他抬腿给了我肚子一脚,转身进了屋。这一脚把我踢着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哪里经得住四十岁的壮汉结结实实的一脚啊!
我趴在地上,疼出了一头冷汗,双手捂着肚子,在地上来回翻滚着。小沉吓得”哇”一声哭起来:“小猛,你怎么啦?”
我躺在地上打滚,小沉急得不知所措,扭头向大门外跑去,边跑边喊着妈妈。他竟然一口气跑到了刘海胡同十四路公共汽车站,他看到车站路边躺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那人面色苍白,双目紧闭,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淌在了地上。一个比小沉大不了一两岁、有着大大脑袋、瘦瘦身子的小女孩跪在那人身边,摇着那人的肩头哭喊着:“爸爸,爸爸——你怎么啦?!”
围观的人们叹息着:“唉,这是被饿死的呀------”
妈妈这时刚好下车。她挤过去,蹲在小姑娘身边,伸手一摸,她爸爸的鼻息还有热气。她放下手中提拉着的小面口袋,这是厂子刚分的补助——三斤棒子面,急忙从肩上挎着的书包里拿出饭盒打
开,饭盒里露出两个白菜头、半盒豆腐渣。她用小勺舀着豆腐渣,往那人嘴里送,可那人已经不知道张嘴了。她放下饭盒,一只手急速地在书包里摸着什么。
“妈妈,妈妈!小猛向刘国栋要粮票儿,刘国栋把小猛打得躺在地上了------”小沉扑上去搂着妈妈的脖子,含糊不清地说着。妈妈愣了一下,顾不得和小沉说话,将手中摸到的一块橘子糖向那人口里送。那人依旧不张嘴,她掰开那人的嘴,把糖塞了进去。
“妈妈我也要吃糖!”
妈妈看着小沉,又把手伸进了包里,那小女孩正用舌头舔着她那暗褐色的、干裂枯萎的小嘴唇,一双深陷的大眼睛紧紧地盯着妈妈的手。
啊,那神奇的手心里竟然出现了两块糖——哟,这一块怎么蹦进了自己的嘴里!
小姑娘吃着这甜甜的糖,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
妈妈看到那人终于睁开了双眼,深深地吐了口气。她掏出手绢,铺在地上,用一只手掐着面袋子中间,将袋里的棒子面倒出了一半。她仔细地把手绢包好、系严,递给小姑娘说:“回家先给你爸爸熬点儿棒子面儿粥,第一次少喝点儿,别撑着。听见了吗?”说罢她拉起小沉,向家中跑去。
都要拐弯时,妈妈回头看了一眼那可怜的父女,只见爷俩双双冲着她离开的方向跪着,妈妈“唉——”的一声,深深叹了口气。
“刘国栋,你太不像话了。你给我出来!”
妈妈刚进大门,就听到邻居们讲了这件事,气得全身发抖,站在刘国栋家门前喊着。
刘国栋低着头,从屋里走出来,嘴里嘀咕着:“四婶儿,您下班啦?”
“你还有脸叫我?你从小没爹没娘,他爸看你可怜,把你一直带在身边做侍卫,还帮你娶了老婆。我们从没指望你能报答什么,可你也不能恩将仇报啊!打这么小的孩子,你也下得了手?!”
刘国栋红着脸,耷拉着脑袋,一句话不说。
“粮票儿的事我不问你,你自己拍着良心想去吧。打孩子的事儿,我记你一辈子!”
妈妈转身回到家中,一手抱着小沉,一手搂着我,流下了心疼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