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分配
电台的实习顺利结束后，班本部开始了毕业前最后的准备工作，其中一项就是特别实习。所谓的特别实习，就是化妆潜伏。要求大家根据个人身份，在成都化妆潜伏下来，坚持个几天，有的还得带上电台和班里联络，到时候不被发现就是通过。教官们叮咛嘱咐，就是化妆潜伏要量力而为，不能弄巧成拙。
“你五大三粗，就不要当教员。文文弱弱，就别当车夫。一脸麻子，就不要装舞女……”
每人的身份，都是分配的。当然，考虑了个人的具体情况。
虽然是演戏，也得真实点。出发前，班里说，会告诉成都警备司令部，有危险分子潜入市区，让他们全力缉拿。当然，如果万一被发现被抓，可以让警察给省党部打个电话。班里自然会有人来把大家领走，不致受苦。
成都街头，就此多了个落难的女中学毕业生在街头替人家看面摊。我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几天的实习生涯，另一个改变我生活轨迹的种子暗暗埋下了。
从成都回来以后，等待我们的就是厉兵秣马的分配。
我们用过的书籍，教材，讲义，甚至笔记，统统上交，一片纸自己都不许留。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宋凯一开始就要求我们把电路图印在脑子里。
除此以外，没有小课了，大课还有，就是加紧传授行动常识。什么跟踪、反跟踪，窃听等等。最刺激的是被我们称为“活命常识”的操课，沈沈教官和另一个行动组的教官来演练什么“空手夺枪”之类的。
“如果对方的枪对着你，你要伺机把身体放低。如果对方没有反应，就说明他是新手，你就还有机会。不然，你就要吃花生米……
他们两人，推来推去。男生们都看得很认真，女生全躲在后面，胆小的还捂着眼睛，不敢看这亡命的表演。
除了大课，精神训话也多了起来。不过，和以前来训话都是戴老板，徐队长，余副主任或者其他资格很老的同志，年纪都比我们略大。最近来的，却和我们不相上下了。
英雄出少年，人家这么年轻，都开始给我们训话了。同学们纷纷惊讶。
精神训话，我没参加几次。因为每到时候，徐太太就来找我帮她干这干哪，甚至喊我去打牌。无论我怎么说不会打，她总有办法把我喊走，哪怕我只能坐在边上看着。
“训话有什么好听的。”她这话倒说到了我心坎里。
于是，我就一次次地坐到了太太们的麻将桌前。她们好像对我的出现毫不惊奇，继续该摸牌，该诈胡诈胡。
班里准备着分配学生，谁去哪儿，不由我们说了算。等分配的时间里出了两件事。一是康民被关了禁闭。原因有两说，一说是他跑去找余副主任，希望把我和他分配到一起。结果挨了臭骂一顿，外加一天“小号”（禁闭）。另一说是他和同学们打架。起因是一个同学骂东北来的同学是亡国奴。东北来的同学还没找好家伙，康民先跳出来把对方猛揍了一顿。骂人者固然不被同情，后来也挨了教官一顿训，“你是哪国人？骂别人是亡国奴？你是什么？”打人的也蹲了小号。不管怎么说，康民是吃了点苦。他自己认为是宋教官在背后使的坏让他进去的，从此恨上了宋教官。
我知道他冤枉了宋凯。
为什么？别说以宋凯的脾性，决不会搞这种小动作。更因为他闹腾的时候，宋凯已经走了。
宋凯走得无声无息。
等我知道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好几天了。
"他不让我告诉你的。”坐在牌桌前的徐太太说了一句，再加一句。“以后肯定还会见面的。”然后，继续摸牌。
第二件事是女生宿舍那里闹出来的。
精神讲话讲了几个星期，不知道谁得到消息，说这批训话的，是从上海地下过来的，真正的目的，是在女学生里挑“工作太太”。联想到余副主任前段时间杀气腾腾的“肉体也属于组织的”话，女同学们顿时闹开了锅。
小余也顾不得隐瞒自己已婚的事了，急得直哭，”我已经结婚了，我死都不去！”
高淑恒平时挺横，现在大家哭闹成一团，她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余副主任不失时机的集合大家训话了。
训斥了一番我们不讲纪律，不爱组织以后。他话锋一转，进入正题，“有人听说要去当工作太太，就哭天抹泪，寻死觅活。”说完眼光在我们这里狠狠剜了几下。
“普通人娶老婆还要‘三头三脑’：针头线脑，锅头灶脑，田头地脑。更别说去沦陷区当工作太太。那要工作业务，样样来得。还得操持家务，柴米油盐，处处操心。非一等一的人才不可。那些同志都是见过大场面，经过大风浪的。我看你们中间也未必挑得出一个两个，配得上人家！”
他的训话总算暂时暂时安抚了女生的情绪。
看不上，那当然最好了。
工作太太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毕业和分配一天天临近了。毕业典礼后授了军衔，我们在读的时候，领的是少尉衔。如今毕业，大学毕业授少校，中学毕业的授上尉，依次类推。我大学肄业，就领上尉衔。我才知道高淑恒是大学读完了的，她也是班里为数不多领少校衔的人之一。
算算虽不到一年，也在班里待了8、9个月。几百个日子朝夕相处，同学们多少有点不舍。但班里已经下了命令，不准写留言册，不准互赠照片，不准互相打听彼此的工作去处，以后如果在街上碰到，也要装作互不相识，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否在执行秘密任务，一个相认可能就害对方丧命了。
分配的命令是逐批下达的，人是悄悄离开班本部的。常常是一觉醒来，出操的时候才发现，少了一些面孔。
人，越来越少。某一天，康民消失了。
直到有一天，班里只剩下了，十几二十个人，大家被集中到一起，统一开了公函。让我们去南岸漱子石的办公室报到，我们都是留在重庆工作的，所以由南岸的分发办公室统一负责。
我和李勇等几个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军统的总台。
自此，我彻底摆脱了学生身份，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第一部到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