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了三个人名， 陶铸， 薄一波， 李先念，陶的“无奈”李的“算账”薄的“十大好处”，既不是文革中的大批判骂人文章， 也不是改开后的捧场应景，还有那么多的高级干部， 他们各自对大炼钢铁的态度如何？ 内心的， 不是在给中央写报告。学工科的，不会相信煤球炉子炼钢-转载者
[大跃进及困难时期]李子奈：调查日记谈点大炼钢铁
李子奈，2017年11月16日，广东省
广东省档案馆的调查已经结束，今天下午乘火车到达韶关。
人离开了广州，但是在我脑子里的，在广东省档案馆看到的，陶铸在省委大炼钢铁电话会议上讲话时所表达出的无奈，始终挥之不去。干脆，离开我调查的农业大跃进的主题，再谈点大炼钢铁。
在全国大炼钢铁运动中，钢铁资源极度贫乏的广东省，不仅要大炼，还要放卫星，这可难坏了省委领导。
1958年9月26日，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省委电话会议上讲话。他说：
“中央昨天召开电话会议，整整开了9个钟头，各省都作了汇报，彭真、薄一波同志作了重要指示。”
“现在看来，全国钢铁情况不错，有进步。据中央同志说，1070万吨钢可能超过。中央要求29日全国要放钢铁卫星，钢日产6万吨以上，铁日产10万吨以上。现在钢只有2万吨，铁只有4万吨，钢要增加2倍，铁要增加1倍多，要求各省29日12点钟向中央汇报，全国要有10个万吨省，50个千吨县，昨天当即报名的有9个省，他们保证29日产万吨钢，各地劲头都很大。”
“按照主席指示：凡是搞得不好的就是党委没有抓起来。广东就是没有抓好，昨天就无法报名。”
“为什么人家跃进得快，而广东那么慢？”
“昨天中央讲了又讲，当然我们搞一万吨是困难的。昨天省委临时商量了一下，人家搞个万吨省，我们广东29日搞个千吨省，行不行？一个省等于别人一个县，我看应该办到的。”[1]
是否真的在9月29日搞了个千吨省？没有看到下文。
应该没有问题。在那个年代，凡决定要达到的目标，只有超过的，没有达不到的。
而且从后文可以看到，在10月15日，还放了一个“小卫星”。
二十天后，10月16日，为了放一个大卫星，陶铸再次在省委电话会议上作动员。他说：
“我们15日放了一个卫星，是个小卫星，12000吨。”
“我们有个想法，再拿出半个月的时间准备，11月1日放10万吨的大卫星，看是否可以，同志们赞成不赞成？”
“这次放10万吨卫星，质量稍降低一些。今天我打电话问了冶金部王鹤寿同志。据他说：含铁量60%的铁炼不出钢，不能算铁；75%以上可以炼钢。这种铁用土办法炼钢，1.2吨或者1.3吨可以炼1吨钢，许多地方都炼出来了。只在搞10万吨这一天降低质量，其它不降低，还是按以前的要求办：含铁量80%以上的占三分之一，含铁量90%以上的占三分之二。这个不变，省委已经决定了的，不保证这个质量那是不好办的。”
“11月1日要有10万吨。省委意见，这一天把全省所有的砖瓦窑、石灰窑、瓷器窑、许多土坯窑和已建、在建的6万个小高炉，都点起来投入生产；搞出来的铁，经化验凡是含铁量超过75%的就算。这样搞10万吨，看是否可以？如不可以，我们就不搞；如果可以，我看没什么危险，还有好处，拿一天生产10万吨，以后我们就正常了。”
“为了1日放卫星，保证质量，反正要吃公共食堂，可以把乡村的破锅拿到高炉里炼。河南、湖北破釜沉舟，把所有的锅子都打烂，剩下不多了，甚至把冬天烤火炉子也打烂了，炕上的铁条也拆下来，我看广东也不算冷，把所有的破铜烂铁都收集起来，加到高炉里去炼，可以提高温度，使高炉容易出铁。搞公共食堂要那么多锅干什么？当然要说服，如果搞不好，群众甚至会反对我们的。”[2]
砸锅炼铁，我只是在一些有关大炼钢铁的文字记载中见过。我一直认为，那是少数农村基层干部的狂热，实在不敢想象，它竟然出现在省委第一书记的讲话中，而且看来还不止一位！
为了放卫星，不惜降低质量，也不怕农民骂娘，根据我通过文字史料对陶铸的了解，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内心肯定是无奈的，甚至是纠结的。
关于大炼钢铁，1958年10月21日，薄一波在徐州视察时，谈了十大好处：
第一，在很短时间内，培养了很多熟习钢铁冶炼技术的干部和工人，全国至少有1000万人。那一个大学能培养出这样多的人材呢？世界上是没有的。
第二，最大限度的组织了劳动力，把一切闲散的劳动力都动员起来了。工农兵学商，男女老幼，城镇居民，都为钢铁而战。城乡无闲人，这是一件最大的好事情。
第三，使钢铁工业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了，全民动员，钢铁翻一番，这种速度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第四，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以钢为纲，推动一切，大办钢铁工业，促进了其他工业的发展。由于全民办钢铁工业，促进了采矿、煤炭、机械、电力、森林、化学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大跃进。
第五，只有大搞群众运动，才能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逐步消灭两者之间的差别。参加冶炼钢铁，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形态，使很多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的人，树立或增强了生产观点、劳动观点和阶级观点。
第六，在共同劳动中，人们真正以平等的姿态出现，从而进一步改善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进一步实现了“两参一改”和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相结合。
第七，在钢铁工业上，坚决贯彻以小为主、以土为主的方针，就能掀起群众运动，就会轰轰烈烈，而不会冷冷清清。
第八，也只有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才能大闹技术革命。技术为群众所掌握，才能提高产量、质量，降低劳动强度，保证高速度前进。
第九，彻底破除了工业上的迷信，没有工程师，没有专家，也能炼出好钢好铁。
第十，最大的好处是培养人们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思想。事实驳倒了某些人认为在工业上大搞群众运动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错误论调。[3]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将1070吨钢的“功劳”归于李富春、柯庆施和王鹤寿。他说：“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600万吨，我是全国1070万吨。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 [4]
不知为什么忘了薄一波？能对大炼钢铁进行如此精辟的总结，依我看，其功劳不亚于制订1070万吨计划的那几位！
李先念是管财政的，他要算账，考虑的是钱。1958年12月1日，中共财政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关于土法炼铁的亏损处理问题的报告》。指出：土法炼铁的成本有的是每吨150元，有的达到460元，估计全国平均至少在250~300元，而生铁的调拨价格全国平均是150元，即每吨至少要亏损100~150元。今年全国土铁产量估计至少有1000万吨，总计要亏损15亿元左右。[5]
在吉林省看来，远不止这个数。1959年2月18日，吉林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1958年土铁亏损的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凡属省内各炼铁单位1958年生产的土铁，每吨作价300元（包括国家统一调拨价每吨150元在内），由使用土铁单位支付给炼铁单位。”附件《对1958年土铁亏损处理办法的说明》中说：“全省土铁每吨平均成本，初步计算为1837元（国家调拨价150元，我省钢铁办公室规定200~220元）。”“如果认真剔除不当开支，其正常生产的土铁成本约为600~700元。”“决定从省级预算拿出2400万元（包括中央补助）补贴各级财政（包括省级）作为因土铁亏损而影响财政预算的差额。”[6]
而据武汉市计算，1吨铁的最高成本为3730元，平均成本为1724元；1吨钢的最高成本为3182元，平均成本为1038元。国家规定，1吨铁的销售价为238.09元，补贴140元；1吨钢的销售价为278元。全市共亏损3.29亿元。[7]
还有一点，是以前没有想到的，大炼钢铁烧了多少树木？
仅湖北省，与1957年相比，1958年全省森林面积减少33.43%，其中成林面积减少58.5%，森林蓄积量下降33.7%。[8]
仅仅一年时间，后果如此严重！当然，除了大炼钢铁的破坏，还有其它因素。
到底1958年生产了多少钢铁，与粮食产量一样，永远是个谜。据河南党史披露，河南省1958年钢铁产量浮夸近10倍。
1959年1月，河南省委在呈报中央的《关于中共河南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说：“1958年，在几乎没有钢铁生产的基础上，全年生产铁200万吨（其中好铁70万吨）、钢48万吨，完成了国家规定的钢铁生产任务。”据后来核实，1958年河南全省的实际生铁产量是22.9万吨，钢产量只有3.17万吨，仅完成原计划的15.3%和10.6%。[9]
广州，大跃进初期，1958年4月，毛泽东曾经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
毛泽东在文中宣布：“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10]
大炼钢铁，写的是什么样的文字，画的是什么样的图画？
[1] 广东省档案馆，219-1-27。
[2] 广东省档案馆，227-4-1。
[3]《人民日报》1959年10月30日，第3版。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5页。
[5]《李先念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
[6] 延边州档案馆，1-1959-7。
[7]《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第二卷（1949-1978），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55页。
[8] 同上。
[9]《中国共产党河南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321页。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274-275页。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21-2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