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茫然又钦佩的人生境界
最早有这种感觉，是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那时，在伟大的导师和舵手毛领袖的英明领导下，地处江南鱼米之乡的老家，不仅缺吃少穿人人皮包骨头，连烧柴都严重短缺。也许你会说，那就烧煤气天然气用电炉呗。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些新鲜玩意儿，那时的我们，别说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过。
于是，父母和爷爷奶奶们，在放工后便去锄草根晒草根，或者三更半夜冒着被活埋的风险偷偷去挖泥煤。
我的父亲领着一帮穷乡僻壤来的工友们在县里的化肥厂当临时的包装工。那个化肥厂每年会清洗高大的烟囱，洗下来些许的煤灰。这些煤灰可以做成煤球，能烧。
我父亲为人友善，即使是文革中欲置他于死地的人，他知道了也都一笑了之。也许是这个原因吧，他每年都能弄到一些煤灰，给家里补急。但数量十分有限。
我读初一时，班主任老师是位公社里远近闻名的名师。那时的农村，凡是能吃公家饭领工资的，比普通农村人高出何止一等。更何况是名师呢。所以，有一天，名师要我放学后留下来以便和我单独谈谈，我真是受宠若惊。名师扭扭捏捏半天说，不好意思，听说你父亲能弄到煤灰，能不能回去问问你父亲，让他帮我家弄一点? 我一听，我的下巴一定是掉地上了。高大上的名师形象，领工资吃公家饭的富贵象征，轰然倒塌，一地的鸡毛。茫茫然的我，只好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说，我，回去，等我父亲回来，我问问。虽然我知道，这几乎是完全的根本的丝毫的不可能成功的。为了那一点点煤灰，我们家的三大姑七大娘八大爷，几乎把我们家的门槛都踏烂了。偶尔弄到一点，分摊之余，所剩无几，大家勉强度日。
当我把我老师的要求报告给我父亲时，他一脸的无奈，说，没办法再弄到。
我如实告诉了我的老师。老师也没说什么。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接下来的初一第二学期，名师笑眯眯地撤销了我班长的职务，说是把我解放出来以便好好学习。期终评三号学生，尽管在重复了三次的学生推荐和投票阶段，我始终是第一名，最后还是被刷了。名师笑眯眯地告诉我，是学校的领导不同意我当三好学生。这是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唯一没领到“三好学生”奖状的一个学期。这倒也省了我把那奖状从狗洞里塞进家里的麻烦。那时，我们放学回到家，通常是大门紧锁，门口放着打猪草的镰刀和草篮。尽管饥肠辘辘，我们也只好把书包什么的从狗洞里塞进屋去，然后提着镰刀草篮割草去。
我当然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我只是心里茫然又钦佩不已。一个中学的老师还是名师，能够以这样大公无私的胸怀，崇高的人生境界，对待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而不产生一丝丝违和的感觉。这修炼是炉火纯青的了。
到了高中一年级，班里有个同学从初中起就积极要求进步，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献身，而晋升为团支书。这一年，毛终于去见了马克思。这位书记在带领大家学习“毛选第五卷”的时候，把“阑尾炎”读成了“东尾氮”。同学们都笑得前仰后翻了，但书记同学镇定自若，绷着红脸敲着桌子大声苛责，“毛主席的话，笑什么笑？”。当时的我，心里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飘出窗外，直上云霄。小小年纪（我们当时就十四五岁吧），能有如此的定力功力，将来的国家天下，非他莫属了（最近回老家时见过他。好像是村里的主任？）。
当然，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少了几分茫然，多了几分崇敬的感叹。人, 年纪轻轻，还能如此的厚脸皮啊。
最近看到文学城里诸位爱党爱国爱民族的赤字柚子们慷慨激昂的发言，我已经毫无茫然，而只剩下崇敬之情了。
你看，他们一边削尖了脑袋拖家带口移了民，却口口声声爱党爱国爱民族，为国家的强大，思想的统一，民族的融合，而操碎了心。他们一边享受着西方的蓝天白云，豪宅豪车，名校牛排，和在文学城恣意挥洒猛击西方民主体制种种不好的自由，却时时刻刻梦想着要以东方的智慧，专制的模式，独裁的思维，官本位的文化，去征服和荣耀西方的世界。他们一边自己急急地逃离专制的黑暗，一边却如痴如醉地歌颂专制的好处。他们挺着胸膛，昂首阔步移民到美国，可最喜欢的传说是抗美援朝如何打出了毛威军威和国威。他们说北美本来就是爱斯基摩人的（这个我100%的同意），爱斯基摩人是黄种人，中国人也是黄种人，所以，北美本来就是咱中国人的。移民北美就是出入自家的领地，还有比这更加高大上的理由？他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信息化时代的西方，可他们朝思暮想的却是秦始皇的大一统。他们自己的利益每天都在被专制集团侵害着，可他们事事处处都在为专制集团着想，为专制集团的统治叫好，而感觉超级棒。
看了这些，我没有了茫然，只剩下佩服了。诚如那位林语堂老先生说的，这样的聪明，在动物界都难找。我除了钦佩，还能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