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科学家在文革中的所见所闻!
美国科学家阿瑟·高尔斯顿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曾两次访问中国，回美国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这本关于中国的书，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写的，甚至也不是一个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家的作品。它只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幸运地获准进入中国的一个美国科学家的所见所闻和感受。摘要如下：
我是怎么去成的呢？答案是离奇的。一九七一年初，我得到通知，说我可能被批准作为一个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到北越访问，但到最后安排完成时，代表团缩小到只有两个人——麻省理工学院的病毒专家伊桑·赛纳博士和我。按照计划，我们要四月中旬出发，作为期三周的旅行，其中大约一周是到北越去。
这时候，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去了。这是对全世界的信号：人民共和国准备向西方打开大门。对我们来说，这真是适时的巧合。这使我们想起了可以利用中国紧挨着北越的有利条件，申请到中国去。我们通过渥太华中国大使馆提出了申请后，就出发到河内去了。我们在越南实际上耽搁了十二天，走遍了各地。荣幸地会见了范文同总理和其他领导人。接着，相当突然地我们被中国大使馆召去，完全出乎意料地通知我们已经批准了我们的入境申请。
就这样，我和伊桑·赛纳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进入了人民共和国，开始了我的中国之行。我们的主人中国科学院对我们的招待，从一开始就很热情，做了很周到的安排。
我们到达后不久，主人就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我们希望看些什么，做些什么。
我们提出要看看大学、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公社，当然还有长城、故宫、十三陵等旅行者非看不可的地方。这些都安排了，另外又加上参观施用针刺麻醉的外科手术，参观工业和贸易展览会，晚上还有宴会、看戏、看电影等等，日程安排得很紧。不久以后，我们会见了周恩来总理，和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周总理说话坦率，简单明了，直截了当。他明确表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反对侵略的立场，尽管中国对美国过去的许多行为感到失望，但她还是真诚希望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他自豪地谈到了他的国家取得的进步，以及社会主义的特殊贡献。他对我们本人和我们的科学工作很感兴趣，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很熟悉，这使我们感到惊奇而又高兴。
和这个杰出人物的谈话，使我们对中国的每一个印象都添上了绚烂的色彩。
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以及学校和医院的访问，证实了他对中国越来越繁荣的信念是有根据的。
中国人在送别客人时总爱说：“希望你不久再来！”“希望你全家一起来！”想起我和伊桑一九七一年离开中国时听到的这些热情的话，同时感到虽然在中国看了许多东西，但还远远不够，我产生了再次访问中国的念头。
一九七二年六月到七月，我又一次到中国进行了访问。
这一次我真是全家一起去了。我和我的妻子戴尔以及女儿贝思谈起我一九七一年的中国之行时，她们的劲头起来了。我们又一次得到了入境签证，再次受欢迎到中国访问。一九七二年六月六日我们在上海机场降落，开始了比上一次长得多而且内容也很不相同的旅行。
我们全家都是从事学术工作的，对这次中国之行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特殊兴趣和期望。我的妻子曾经在幼儿园当过老师和园长，现在是一个街道诊疗所的儿童心理学家，她希望除了参观正式的教育过程外，也能看一看中国是如何教育那些特殊的孩子或有违法行为的孩子的。我的女儿是制陶工作者，她对中国艺术极感兴趣，特别想看看中国是怎么组织艺术创作和安排艺术家的创作环境。我自己是大学教授，希望增加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了解，更充分地了解中国是如何训练青年去承担他们在明天世界上的任务。要达到这么高的要求，需要有比我们的旅行所容许的更多的学习时间，但我们力求做到这一点，以促进我们去了解新中国的戏剧性地变化着的生活。
这次旅行中，我们又看了不少我在一九七一年游览过的地方，但时间比上次充裕，看得更深了些。我们集中参观了托儿所、中小学、公共娱乐场所和工艺美术工厂。在这两次旅行中，我们共看了四所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北京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四个研究所（北京的植物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上海的植物生理研究所和生物化学研究所）。
虽然我们都很欣赏中国主人对我们的热情关怀和亲切招待，但我们不久就感觉到，每一个钟点都安排得满满的，使我们无法和其他中国人进行更直接的接触，无法从这种接触中取得那种较为淳朴和自在的乐趣。为了避免隔阂，我们提出不住豪华旅馆，不坐轿车或参观有很大的委员会的机构。对于这些要求，我们的主人大部分都欣然同意了。最重要的是，由于我一九七一年到马陆人民公社参观了一天，认识到中国的心脏是在农村，所以我们要求能多花一些时间参观一个公社。
尽管我相信我们的主人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存心想得到对他们国家的非正式的、 率直的看法，他们终于懂得了它对我们的重要性。
要求的结果使我们简直没法更加满意了，或者说是更加吃惊了。主人为我们作出了安排，让我们到北京附近的芦沟桥人民公社参观几个星期。我们在这个公
社里和一个叫史振玉的七十三岁的农民、他的老伴、孩子和孙子们住在一起，在他们生产小队的麦田、稻田和菜园里参加劳动。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学校、医疗站、商店和工厂。这次无与伦比的经历使我们对中国公开宣布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取得的进展，获得有血有肉的认识。此外，我们在这次参观中还结识了新朋友，并且对一种异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读者们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怀疑我们得到的认识是否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可以想象，中国只会给我们看他们办得最好的公社、效率最高的工厂、最现代化的实验室、最新的住宅和最好的商店。由于我们这些外国人只懂很少一点中文，我们不得不通过译员来了解许多情况。
尽管我敢肯定中国人没有带我们去看他们会感到惭愧的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总让我们去看他们最好的东西，但我敢同样地肯定我们不可能会完全上当。我们不但在城市里可以不带向导和译员，而且就我们所知，也可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自由地到处蹓跶，还可以几乎不受限制地用摄影机或笔记录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东西。
不仅如此，我们在这次访问中还因为有许多特殊情况而处于有利的地位，特别是我们可以和英语讲得很流利的中国朋友进行不受监视的交谈，他们对美国人提出的许多惹人恼火的关于中国的问题作出很坦率的回答。所有这些，使我们有可能把我们的反应和从官方收集来的材料加以比较。我公平地核对了材料，作了比较，所以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印象正确地反映了当前的中国社会。下一个重要步骤便是如何跟大家分享这些印象。我们希望对有关中国的知识宝库做出贡献。由于缺乏这种知识，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相当长期地遭受阻碍，而这种了解却能够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
从河内到中国南部的南宁的飞行用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八时左右到达，中国政府官方代表站在舷梯下面仰首向我们微笑。有两位地方官员，另外还有两位我们的向导，后者是那天早上特地从北京赶来迎接我们的。我们在中国的整个逗留期间，他们一直陪伴着。介绍之后，我们知道一位是翻译，叫刘子翰，另一位潘纯，是北京植物研究所革命委员会主任。
看来，在继续上路前，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决定，就是从南宁直飞北京，还是先飞广州。那时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正在那儿举行。我们告诉东道主宁愿先到北京，他们表现出有点惊奇的样子，但没说什么，仅仅又给我们倒了一杯茶，继续谈话。但是不知不觉地我们感到如果先到广州对我们更有利，我们终于作出了这个决定。这是中国人以非凡的温和方式说服人的一个例子，我记不得我曾被说服或甚至被要求去改变我的主意，然而出现了一种使我们事实上改变了主意的气氛，并且后来我们很满意于这种改变。
这件事决定后，我们离开餐厅，径直走向飞机跑道，那儿有一架银白色飞机正等着我们。起先我们以为是一架为我们乘坐的专机，但等我们和潘、刘一起坐下后，其他乘客也都鱼贯而入。我们的主人以适当的礼遇接待了我们达数小时之久，他们一直在等着。突然我发现他们显然没有充分的休息和象我们那样地饱餐一顿，我们为如此特殊的待遇而感到不安。我们在中国的旅行中多次经受到这种 体验，这是中国人讲究礼貌的本性。
在广州，我们又受到群众代表和市革委会代表组成的接待委员会的正式欢 迎。
广州是中国的第七大城市。我们预期的是访问一个工业城市中心，没想到我们从飞机场开车到东风宾馆时沿途看到的是热带棕榈树以及整洁而清静的街道。在这种气氛下又看到一座设计优美的现代化建筑，真是令人神往，尽管门口两旁贴着措词强烈的标语：“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英勇斗争”。但是当我们各被领进备有起坐间、卧室和盥洗间的房间时，我们感到主人的好客而忘却了进门时的心情。
我们在中国的第一个整天，是以早晨七时半在餐厅吃美国式早餐开始。这家旅馆和所有兴旺的国际旅馆一样，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国——除美国和俄国以外——的商人。没有中国客人。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占据了整个一座楼。这些客人来广州参加商品交易会，希望促进中国和他们本国的贸易。
广交会（自一九五七年以来每年举行两次，每次一个月）和其他中国展览会一样，是为了令人感动，也是为了使人受教育。
我们选择去农业馆、轻工业馆、服装和纺织馆以及鱼类馆。这是从展览会中选择的一小部分。要看全部展览得花很多天。在农业馆，有毛主席在麦地里和农民谈笑风生的巨幅彩色照片。展出的有荞麦、大豆、其他豆类、燕麦、蓖麻子、玉米、小麦和大米等等样品。有一句毛主席的口号：“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另外还有一句：“农业学大寨”。大寨的人们以特殊英勇的努力，部分成功地完成了在岩石山中开辟梯田的工作。显然，在农村，主要在公社居住的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在他们的勤奋劳动中首先强调的是谷物生产：南方生产大米，北方生产小麦。主要的农业出口是大米和肉类。
在农业馆的柜台里，还陈列着植林、垦荒(特别在戈壁沙漠)、治理洪水规划中有贡献的先锋队的照片和文字介绍。这一切都指明了自力更生是基础，英勇的忘我劳动是进步的试金石——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想起美国早期的情况。
轻工业馆也传播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这里的口号是“学大庆”。大庆是工业榜样，相当于农业中的大寨。在一切工业中强调尽可能利用副产品。例如，一个化工厂的展览品表明了甘蔗不仅能生产糖，还能生产酒精、纸浆以及纸。此外，以前当作废物的纸浆渣，现已被利用来作耕畜饲料的酵母，而经过化学分解以后喷在谷物上可以增加产量。
我们开始学习中国货币制度。最基本单位是元，即一百分。二元三角七分等于一美元，但如按照购买力来说，没法相比：十八分(美元七分半)买一磅米，五分(美元二分)乘一次公共汽车，一百五十元(美元六十)买一辆自行车;房租每月三到五元(美元一元二角到一元六角)，包括水电费。在观察中国的消费时，显然不仅要注意货币兑换率，也要注意不同的价 格结构。
如果广交会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工业生产，那么必须指出：虽然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算不上工业化，但肯定也不是非工业化的，而更应当算作工业欠发达的。因为中国人显然具有发展工业的技术和能力，当他们决定去发展工业时，这些技术和能力将给他们带来很大好处。他们在生产石油和其他动力来源方面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学会了生产巨型发电机、压钻机、卡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各种交通用具、精密仪器、医药器械、电子装备、化学品以及半导体等。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传统工艺，如牙雕、玉雕、绘画、刺绣、漆器、木雕和景泰蓝。这些艺术品在展览会上都有展出。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个展览会中更令人感动的：没有一张广告，没有一点竞争的示意，没有商业气息;它提供的只是一个重要教训，即中国是稳定的，并能动员它的资源和人口去生产各种各样现代世界所有的商品。它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一个大的生产者以及一个和平交易的机会。没有一个外国旅行者不领会到这个信息。至于对我们为时一天的访问者来说，展览会和我们想象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则更为令人吃惊。
当我们离开展览会厅时，一群人嚷嚷着冲下楼梯，这阵突然的喧闹声在这个近乎寂静的正式的交易会上压倒了一切。当我们向我们的向导表示惊讶时，他们笑着说，世界乒乓球劲旅们正在参观这个交易会，激动的乒乓球迷们追逐着他们，要这些英雄在自己的球拍上签字。至少，英雄崇拜在世界各地是一样的。由于我们对此表示很大的兴趣，其结果是当局立即安排了一次和他们的会见。这些健将
迅速地、神秘地从人群中被带出来送到一个小小的休息地点。他们都和蔼地同意让我们分享他们的休息时间。我们穿过围屏，经介绍后立刻和男、女乒乓球运动员握手。
我们在广交会的访问最后以我们和陪同的官员一起吃茶点而告终。这是不可避免的程序。他们非常诚心地问我们对展览会的印象如何。他们说，他们将乐意听取我们的批评意见，以便日后改进他们的工作。这是我们进入中国后的第三次被要求提意见了(我们在南宁机场和东风饭店遇到同样的请求)。我们开始了解这个政策的意义。我们访问过的每一个机构都是这么做的。不管我们对这门行业是多么生疏，不管我们对这种操作的了解又多么草率，他们慎重地要求我们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起初，我们婉谢说，我们确是对此项业务不太了解，我们相信他们已在条件许可之下尽着最大可能去做好工作了。不过，他们对这种说法总有些失望，似乎真正希望得到建设性的建议。后来，为了准备开讨论会，我们尽量注意寻求一、两个缺点。这样一来，我们的主人似乎就高兴了。我不知道我们这样做所产生的真正结果，但很显然，我们被看作有鉴赏能力的客人，他们期望我们在这点小礼仪上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决定不辜负他们的希望。
到达那天下午的观光游览，对我们来说，是有些失望的，因而也使我们预见到在中国旅行将会遇到困难。我们的向导领我们乘坐一辆黑色闪亮的、俄国制造的伏尔加牌小轿车，把我们开到了一个安静的、几乎是孤独的公园——“广州公社陵墓”。它是纪念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起义，当时四千名革命者遭到屠杀。
我们了解他们为什么带我们到那儿去，因为这个公园真的在风景和纪念建筑方面都是引人入胜的。
这个公园保护得十分美好，部分出于学生的劳动。整个一个班每星期参加半天劳动——种树、修剪、除草、筑路和修小道以及其他改进公园的工作。我们遇到一群这样的学生，他们用耙子、铁锨等等正在清扫垃圾。他们似乎干得很欢，我们走近时，他们朝着我们微笑和招手。
那天晚些时候，在我们的请求下，我们的向导带领我们回到广州市的热闹区。
我们逗留在珠江岸旁，这里江面宽约五百米，岸上商业街道和人行道成行，显然是广州居民喜爱的集合场所。过去这里杂乱无章地挤满了大平底船和舢板，居住着无家可归的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引为自豪的是她已经给这些人安排了永久性的住宅，他们并指给我们看了一些清洁的公寓楼房作为这些人现在居处的例子。横跨珠江的是一架漂亮的新桥。这条江似乎很干净、整齐、没有污染，来往的舢板和驳船仅用于商业上的运输。
我们在广州剩余的短暂逗留时间继续使我们预见到，作为新中国的旅行者，我们可以期望些什么。例如，最后一天早上，在我们去中山大学以前，他们通知我们把行李放在旅馆的过道里。我们突然觉察到在中国，负责管理私人财物的人得到公众的信任，没有失窃现象，肯定地说，外国人从未遭到过偷窃。做到这点并不需要给小费或有特殊安排。当我们在城市街道上行走时，也从未受到任何危险的警告。由于对革命前的中国的报道经常着重指出，偷窃和暗杀遍及大多数城市，因此我们十分诧异：这个国家怎么在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二十几年内会如此有效地遵守法律和秩序。
我们再一次和刘、潘两位来到广州机场，准备乘飞机去北京。虽然在广州看起来天气还好，但据说将在中途遇到风暴。我们起飞了，但就在一小时之内即将完成从广州到北京的一千四百二十八英里的航程时，驾驶员宣布，由于强烈的风暴，我们将在河南省会郑州降落。刘和潘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安排。中国航空方面负责人绝对禁止在风暴中飞行。
我们在郑州机场呆了约两个小时，等待天气开晴。这时我们在郊外到处看看。
突然上空飞来一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旧式双翼机，在机场数千英尺上空投下了朵朵彩云似的降落伞群。至少有二十几架飞机，我们想这一定是一次军事训练。跳伞员下来了，乘上卡车开到机场大楼。我们发现他们之中还有几位青年妇女，试想我们是多么惊奇!刘向我们解释说，这是工厂工人和公社社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的伞兵训练，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规划中的一部分。
最后有消息说天气很坏，我们的飞机在此停留过夜。潘和刘决定，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可以乘当夜十时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到达北京。在这中间，我们可以在当地宾馆休息，那里是中国来往旅客常到之处。这是一次很有兴趣的经历，因为它让我们可以评价没有预先为我们安排好的住宿，并看到一般中、小城市的情况。
从各个方面来说，这家旅馆都是令人满意的。它比我们在广州看到的旅馆小，但如果说它有比较漂亮和现代化的地方，那就是它建立在林荫大道旁的花园似的环境中，附近是精耕细作的稻田。我们在房间里洗了澡并休息了一会，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就启程到火车站。
火车本身令人惊叹不已，值得美国铁道仿效。它不仅准时开车，更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软席卧铺房间舒适而又清洁无比，服务员十分文雅和彬彬有礼，饭菜和我们在高级餐馆中吃的一样可口。我们房间的隔壁有一间干净的盥洗室。唯一可以改进的是厕所的蹲坑，我们西方人的大个儿得倍加小心。
到了北京站，另一个大的欢迎代表团在等候我们。我们的行李象魔术一样地出现了。我们乘上闪亮的黑色上海牌轿车，快速驶向新侨饭店。我们舒适地安居下来，渡过我们在中国的头半个月剩下的数日。
这时我们对中国的印象确实是混乱的。中国人确是能够并善于做有效而殷勤的接待工作。我们住的饭店房间、吃的食物和得到的招待不仅都是有礼貌的、恰当的，甚至是过分奢侈的。我们可以到中国各种机构进行访问，有关它们的情况将源源不绝地送给我们;我们到各地的往来交通都将会很迅速地安排好;他们将毫不吝惜地给我们尽可能的舒适，尽管为我们安排这一切方便往往是困难的。这些细致的计划同时也意味着：由于我们乘坐喇叭声不停的快速轿车而造成的隔阂，由于居住在专门招待外国人的宾馆而感到的孤独，以及意味着经常有大批革委会人员陪同，甚至膳食总是西餐，除非我们特别要求吃中国饭。这一切安排，仅仅是出于中国人的好客，还是我们的主人想阻止我们和人民有更多的接触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每天的例行公事总一成不变。同样使我们感到不舒服的是，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中国城市里的人享受到我们这样的奢侈生活。除此以外，我们还未见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不管怎样，我们旋风似的旅行在继续着——继续使我们全神贯注其中，尽管我们持有疑虑。它包含游览很多北京的历 史古迹和观赏文化宝物，也包括值得记忆的与周恩来以及其他领导人的谈话。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上午九时，戴尔、贝思和我出发到一个公社去住两个星期，并在那里参加劳动。我们都背了一个小包，里面放了一些必要的替换衣服和盥洗用具。对我们说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不仅到公社去住几天是我们这次旅行的中心目的，而且我们的主人同意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作了特大的让步。他们打破了正常接待规格，让我们作为劳动者，到芦沟桥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去。和我们同行的唯一伴侣是我们的朋友兼翻译李明德。我们对此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既热情又幽默，很容易相处。他总是按常理办事，因之我们的活动很顺利。
我们徒步走到一个无轨电车站，和大家一起排队等车。早上乘客很多，他们都好奇地望着我们。贝思和戴尔都穿着中国式服装。他们穿了有光泽的新布裤子，和直统统的毛式布制服，戴了农民戴的大草帽，这些都是她们前一天晚上在北京百货大楼买的。当时许多顾客看到西方人戴着这样的大草帽都发出了阵阵的笑声。我穿的是劳动布裤子，短袖衬衫，草帽背在背后，帽绳套在脖子上。
我们等了不到三分钟，就来了一辆无轨电车。我们顺序地上了车。车上很挤，可是很奇怪，有的位子空出来了。我们把行李堆得象个小金字塔似的，四个人就坐在行李周围的四个位子上。在乘客的谈话声中，我们开始感到比过去更接近中国人民了。有的人在我们微笑时也报以微笑。
我们这一行程大约有二十公里，是从北京往西南走，路上换了两次车。每次换车，情况都是一样的。我们感到惊奇，有的注视着我们，有的向我们微笑，有的对我们很客气，给我们让坐。当我们上了第三辆车时，已经进入了北京的平坦的郊区，车上的乘客也少多了。这时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窗外的景色。路上自行车络绎不绝，人们一本正经地、从容不迫地蹬着车，静悄悄地来来往往，只有偶尔听到几辆小汽车、卡车或公共汽车发出的喇叭声和引擎声。公路伸向远方，路的两旁都种了树。这是中国公路的特色。中国人大量植树，改变了农村的外貌。这些成行的杨树和樟树既可以防风，同时在炎热的仲夏也可以遮荫消暑。
汽车忽然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停了下来。人们告诉我们，到芦沟桥公社，汽车只能到此为止。我们还得走最后一公里。那天又热又闷，我们背着行李，又急于想到达目的地，这一段路走起来就觉得更长了。我们走得很慢，不时停下来擦汗和换手。虽然我们只提了一个不太重的轻便小包，可是我们的手指都发麻了。这时我们是沿着菜地走，地里种的主要是西红柿、茄子、黄瓜和扁豆。我们看见了远处的玉米地。后来我们听说这里还种了大量的水稻和麦子。这里的交通来往主要是靠步行。当我们走近一些农民、学生和带了孩子的妈妈时，他们都停下来，看着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的目光比城里的人更为坦率、友好。农民的善良的大脸庞上很容易露出微笑。这一定也和我们几个人的怪滑稽的形象有关。毫无疑问，这里从来没有来过象我们这个样子的人。
我们走了约二十多分钟，就看到两个小村子。李是生长在农村的。他有时停下来问路，起先他所得到的答复似乎有点含糊，可是越靠近我们要去的村子时，他得到的答复就越肯定了。不错，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是的，那里的人们已经听说我们要去了，他们在等着我们。
最后，我们离开了公路转入一条尘土飞扬的红土路，路的一边是村子里一排房子的后墙，另一边是一片长得郁郁葱葱的西红柿园子。我们走了还不到两分钟，听到一个院子里传来一阵走动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位身材不高的、健壮的妇女赶出来迎接我们。她面带笑容地作了自我介绍。她叫张淑敏，穿了一条宽大的裤子、白衬衫，带了一顶草帽。她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地和李说着话。她使劲地和我们握手，表示欢迎。接着，我们又提起行李，跟着她走进一条胡同，到达我们要住下的院子里。路上，另一位面带微笑的农民来欢迎我们。他叫张中，是小屯大队梅市口小队的队长。我们今后就在这个小队里劳动。
我们走进院子后，一大堆人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都很兴奋，不停地说着话;他们显然很高兴，很感兴趣地看着我们。他们把我们带到为我们准备下的住处，我们放下了随身行李。有人在院子里的一个手压抽水机上压出了冷水，倒在搪瓷脸盆里，又从水壶倒了一点热水掺在一起，端了进来;还给了我们洗脸手巾、肥皂和漱口水。我们把旅途中的大部分灰尘都洗掉之后，就回到院子里和我们的新朋友们在一起。我们坐在小凳上，人们一再向我们递茶递烟。虽然这一天是正常的劳动日，有的农民特意抽出时间来欢迎我们并和我们交谈。
我们的房东叫史振玉，他的老伴姓孙。史今年七十三岁，是一家之主。他举止庄严，身体高瘦，看来自奉很俭；他们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全都结婚了。
他们有二十二个孙子和孙女。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在公社，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北京当工人。在农村的这两个儿子，全都成了家。大儿子一家住在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小儿子和他的媳妇张淑梅，还有四个孩子都住在我们院里。这个院子两面都有房子。他们占一面。我们院里的很多事都是张淑梅做的。平时她还抽一部份时间下地干活，但是我们去的这一年，因为她公公已经七十三岁了，中国人认为这个岁数对老人是一个关口，因此她就留在家里，代替老人做饭。史年纪大了，已不下地干活。但他决不是什么也不动手的人，他还管着院子里很多具体事情。当然，全院的事还是由他老伴操心。她不声不响，很有主意，办事很有效率。
张中和张淑敏虽然都姓张，但不是亲戚。他们俩都是我们小队的领导。张淑敏是队里的第二把手，兼管妇女工作。他们俩成了我们在芦沟桥时的师傅和好朋友。为了把这两个人区别开来，农民叫他们一个“老张”，一个“小张”。老张只有四十四岁，精力非常充沛，似乎和“老张”这称呼不大相称。但是这不是叫错了名，因为李向我们解释：用“老”字称呼人含有尊敬之意。所以后来当我们听到人们叫我“老高”(我们的中文译名第一个音是高)，叫贝思“小高”时，我们很引以为荣——这是他们第一次把我们作为“自己人”那样和我们开玩笑。
我们在公社从一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接待，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想立即开始干活，但是我们的主人坚持必须逐步地干起来。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们是多么正确，因为我们确实适应不了从早干到晚那样严格的工作时间，而这对他们说来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因此我们第一天就只辨认方向，在村子里转一转，熟悉一下人和地方。
我们生产队里所有人家都集中在一个旧的村址上(一般说来，生产单位的地点和人口都和原来的自然村是一致的)。我们队约有九十七户，四百五十人，耕地五百亩。三分之二的产品供北京市消费，其他三分之一是粮食，主要是麦子，还有少许水稻。全部住房都有院子，院子四周是围墙。各院整齐地互相挨着，连成一排;各排之间是小胡同或大街，都是土路。村中央有一个方形广场，是公共场所，有四个小商店，有打麦扬场用的场地。这个小集体的勤劳和自豪都集中地在这里表现出来。
芦沟桥的农民和马陆的居民不一样，这里的农民各自居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在家里吃饭，不在食堂吃饭。虽然大部分的房子是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后盖的，但都是中国农村中传统式样的平房。史振玉家的大院长约九十英尺，宽约八十四英尺。他家的院子用一道砖和三合土墙隔成两个。从胡同进来，先进入外院，才能进入比较大的里院。院里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也是我们这次绝无仅有的经历的活动中心。
记得第一天，我们一进门，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象使我们感到这个院子里生气盎然。那口井是个中心，经常有人拿了水桶、盆或罐子来压水，拿回去洗衣、做饭或刷洗等用。院里每一个角落都在忙。张淑梅是主要的人物，事情都围着她转。她从早到晚兴致勃勃地从事各种活动。她做饭，侍候大家吃饭，洗衣服，洗碗，扫院子，用木盆给刚会走路的孩子洗澡。如果她还有点空，就从我们住的屋子里把一个脚蹬的缝纫机搬到院子里给小孩做衣服。爷爷对于养猪一事颇感自豪，他费很多时间给猪备食，剁、煮、发酵以及搅拌。他还有做不完的修补活——修理晾衣服绳子，修理工具棚、小推车等等。奶奶虽然活动少得多，但是她管家，算计家务。她特别会捉小鸡。小鸡需要放进一个大篮子里过夜。傍晚，孩子们在院里乱哄哄地捉小鸡，但总是捉不着。老奶奶不声不响地坐在屋前的台阶上瞧着，小鸡走过她面前时，她象猫一样地敏捷，一手就抓住一个。她还是编蒜头辫子的能手，一辫辫的大蒜挂在里院的树上或墙上晾着，象是一种装饰。
孩子们下午放学回来，立刻各干各的活。对他们说来，干点零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孩子们把自留地里的蔬菜摘回家去。有一个小孙女经常从地里带菜帮子回来，放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剁碎了给小鸡吃。等小鸡啄过了，菜叶也干了，他就把它们堆成一堆，放进一个大铁锅里，再和别的废料掺在一起，煮熟了留待喂猪。另一个大孙子经常帮助爷爷把盛猪食的沉甸甸的铁锅搬到外院的猪圈里去。另一个在公社工厂工作(公社办了六个工厂)的孙子似乎专门负责管理压水机。我们在那里时，他曾进行过两次全面检修。他常忙于给几辆自行车上油，修理漏气的车胎，还打扫整理几个堆东西的窝棚。
在这么一个活跃的大家庭里，必须一顿接着一顿地做饭，全家人都得动手。经常有人在院里树底下的一张小矮桌上干活——洗，剁或搅拌。在这个融洽的家庭里，谁也不用告诉谁去干什么。我们作为这个家庭的成员，一开始就感到舒畅和满意。
院子里分西屋和北屋。北屋的西边一片和西屋都是砖房，瓦房顶，面积都是二十一英尺宽，四十英尺长，在院子的西北角形成L形。老俩口住北屋，我们住的是西屋，这里原来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史明、媳妇张淑梅和四个孩子住的。他们客气地搬了出去，腾出屋子给我们住，一家子挤到爷爷奶奶的屋子里去了。
虽然史的大儿子一家在附近有自己盖的住房，但他们还和老人以及老二一家一起吃饭。另外的三个孩子里有一个女儿是教员，在芦沟桥教书。我们在那儿时，她曾骑自行车回来过三次。两个孩子在北京当工人，显然回来的次数较少。
每排房子又根据长度隔成两个房间。我们住的西屋就隔成了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大的一间长约二十八英尺，小的一间长约十二英尺。
我们房间里的炕约六英尺宽，十八英尺长，够一家人睡(他们大概就是这样睡法)。贝思的小房间里也有同样的炕和灶，但小得多。两间房之间的隔墙下部分是砖砌的，上面是木格窗，窗上糊了宣纸。里、外屋的门上都挂了竹帘子。外屋门上还有一道木门，上半都安了玻璃。
我们的房东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厨房，面积约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房顶是瓦的，三合土的墙，四英尺高，墙头和房顶之间砌了空花砖。我们在那儿时厨房里几乎热得受不了。但据说那里冬天很暖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从外院柴草堆拿一把草点火，然后加引火柴，再加粗柴，最后加木炭。整天都有火，除了提供其他的方便之外，整天都可以用大水壶烧水，储存在保温的汤罐内。
南墙边有兔窝和帐篷似的鸡窝。鸡窝是用秫秸秆做的，顶端用叶子扎在一起，紧挨着地面安着一个铁格子门，系在一根立棍上。兔窝比较大，砖砌的，有铁门，门上有好多窟窿眼，不让兔子出来。兔吃的菜都放在窝里。母鸡和公鸡每天下午可以在院子里享受一两小时的自由，之后，孩子们就起劲地把它们赶进窝。那二十四只小鸡整天在院子里啄食，直到孩子们把它们围在一起，抓进草篮里过夜。捉小鸡时院子里总要乱一阵，孩子们叽叽喳喳笑个不停。
尽管院子里活动频繁，但始终保持整洁，而且确实很吸引人。每一个人不论做饭或是干了其他的活之后，都随手把地方打扫干净。院子里的一些小果树带来了淡淡的绿意和荫凉。门口和窗台上的蜀葵、菊花和天竺葵给这个忙碌之家增添了色彩。不管是最简单的或最费事的杂活，全家老幼都乐于去做，这充分说明了他们是多么热爱自己的生活。
院里的厨房和兔窝之间的墙上，开了一个口，通向外院。外院周围是很好的三合土的墙，内有一个猪圈。猪是把废物变成有用之物和食物的一座高功效的“工厂”。村里每户至少养一头猪。他们买了小猪回来后，几个月就把它养肥了，然后宰了全家吃，或者卖掉，把钱用来买其他食品。猪粪是浇菜地的好肥料。这样，不出院子，就完成了化无用为有用的全部循环过程。
我们住的这一家，从一九五四到一九六四年这十年间，积下了足够的钱，把他们的三排房子全部重建了。我们住的屋子是一九五四年盖的，还不显得很破旧。当然屋里的墙需要粉刷，三合土的地也有些裂缝。但是由于整个屋子的构造简单，横梁、墙和瓦顶都很坚固，维护得也很好，估计这房子还可以住上一百年或再久一些。我们受到这个家庭和他们的成员的欢迎，使我们在中国不再感到自己是外人了。
我们的来临打乱了史和他一家的生活，即使这样，我们还能看到他们严格的生活规律。清晨不到五点，在公社大喇叭广播《东方红》的乐声中大家都起来了。继这歌曲之后是新闻广播。大家很快的梳洗，喝一杯茶后就下地。从五点半干到七点，然后回家吃早饭，还稍微休息一下。到八点或八点半左右又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中午，只在十点左右休息约二十或三十分钟。十二点吃午饭，这是一天中主要的一顿。饭后休息时间较长，这时候最热，休息到两点或两点半。之后，再继续干到七点左右，当中休息一次或两次。有的农民晚上还到地里加班，特别是在农忙季节。加班是自愿的。遇到紧急的时候，如抗旱，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天天都加夜班。这些人一天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晚上也没有很充分的休息，很难想象他们怎样保持他们的体力和舒畅的心情，但是他们看来就是做到了。
冬季，每天的工作时间减为四小时，大家有一点空闲。有的学文化，有的修理工具。但是在长庄稼的八个月中间，每天都得遵守着这个劳累的作息制度，一天也不能休息。星期日也和平常日子一样。劳动的节奏象一股洪流带着农民前进。我们的访问，不论在他们的生活中，或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但即使如此，公社的日常工作极少受到干扰。
我们在芦沟桥也是这样生活的。我一般醒得很早，起来后马上到院子里的井口去打水。每次我总碰到史，他已经起来一会儿了。他就递给我一壶热水，这样，我们就一起迎接新的一天。洗完之后，他和我们一起围着院里的小圆桌坐在六寸高的小凳上喝茶，抽烟。李住在另一个院子里，这时还没来，不过没有翻译也没有关系，史能感觉到我们的友好，他也对我们表示亲切。这使我们逐步加深了我们不是外人的感觉。他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抽烟抽得很厉害。他们家有一亩自留地，地上很大一片种的是烟草。他十分欣赏他的旱烟斗。这是他祖父传下来的，已经有一百年了。这个旱烟斗很漂亮，玉嘴，细长的樱桃木杆，紫铜的烟锅。
我们和史家的人一起吃饭。原先我们以为会在公社的食堂吃饭。现在的安排使我们很愉快，因为我们非常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他们日常的简单饭食，主要是公社自产的东西，因此和我们在城里饭店的饭食相比之下，品种少得多，比较单调。但是这里的伙食富于营养，也很好吃，这是很不错的伙食，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
每顿饭的主食都是含淀粉的东西，常常是大量的大米饭或面条。华北，包括芦沟桥在内，是产麦区，这里人们米面两样都吃，但吃面条多于吃大米。每人用一个瓷碗盛饭或盛面条。桌子中间放着几大碗菜，每人用筷子给自己夹菜。我们访问时正好是盛产扁豆的季节，所以我们每顿都吃扁豆。做法是煮，或者是腌，或是用酱油拌。另外有菜花、洋白菜、青椒、黄瓜。黄瓜经常是切成块生吃。我们还吃了大量的西葫芦和西红柿：西红柿是生吃的，洒上糖;西葫芦是煮着吃，常常放上酱油和猪油。有的菜里放一点儿肉，增加味道和蛋白质，多半是猪肉，有时是羊肉，牛肉比较少见。饭桌上经常有醋。整头的蒜当小菜吃，使我们身体保持健康。看到史的大儿子和二儿子狼吞虎咽地吃下两三大碗饭，实在令人吃惊;只有懂得了他们劳动所需的体力，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能吃这么多。
午饭是主要的一顿饭，我们经常有额外的美味的鸡汤面条，有时候还有馒头。窝头的样子象一顶小草帽，是用棒子面蒸的，里面一半空心。窝头是早上吃的。烙饼是扁的面饼。馒头是圆的面团，看起来好象是生的，吃起来又松又软。饭后没有甜点心，虽然有一次早饭时，我们吃到了甜糕。饭后喝茶，抽烟。因为大家都抽烟，我也抽了。我尝了五种不同牌子的香烟，浓淡也不一样，都和美国的烟相似，就是稍微辣一些。他们家喝的红茶相当浓，这使我们吃惊，因为我们在城里喝的茶都是绿茶，比较淡，后来我们才知道绿茶比较贵。
我们在老俩口的堂屋里的桌子上舒舒服服地吃饭，坐的是老人家十分珍爱的两只雕花靠背椅，两旁还有扶手。这两张椅子平常傍着桌子，一边放一张，我们吃饭时也就顺着坐下来。这样，就得侧着身子才能面对桌子吃饭，这实在太不方便。后来，我们就大胆地把椅子转过来面向桌子，然后坐下来吃。我们的主人立刻看出了我们的习惯，从此就把椅子对着桌子放了。吃饭时差不多总是由史或者他的老伴，外加一个儿子，或者两个儿子一起陪我们吃。这时，家里其他人坐在炕上抽烟或喝茶。等我们吃完了，他们才上桌。
我们发现中国人喜欢他们的客人多吃点，他们常常因为我们没和他们吃得一样多而感到失望。我们得鼓起劲来吃完一大碗面条和菜，可是发现碗里不知什么时候又给盛满了。史大娘一有机会就用她的筷子往我碗里夹菜。
我们对于这种特殊待遇有点过意不去，就让李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我们的主人。我们问：为什么我们大家不一起吃呢?回答说：就是不能这么做。那末为什么不有时让其他人先吃，让我们后吃呢?这也不行，因为我们是客人，应该先吃。
在这个情况下，似乎没有什么可通融的办法了，因此我们只好屈从主人的意愿。我们一听到叫吃饭，就走到我们的饭桌那儿去。离开时我们就说：吃饱了;于是他们就叫我们回到炕上去，对我们说：休息罢。可是别人都在洗碗、喂鸡、剁菜、喂羊或提水。
我们休息的时候，老太太或老头常常不用邀请就拿了一把茶壶上我们屋里来了。用我们灶上的开水沏茶，沏好之后把所有的杯子都用热茶涮一遍，剩茶倒在地上，然后给我们倒一杯茶，和我们一起坐下。这是公社里典型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们所习惯的私生活是很少的。他们都懂得，如果我们把窗帘放下来，就是表示想独自休息一会儿。
可是送茶进屋不在此限。史告诉了我们不少关于他自己和他村子里的事。这个村是二百多年前清朝的时候，从山东迁来的居民建立的。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这个村子成立了公社，用附近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芦沟桥的名字命名为芦沟桥人民公社。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就是在芦沟桥发动了对中国的进攻。史不太清楚他的祖先是在什么时候来到这个村子。他的曾祖父曾在这里住过。他的父亲好象是从城里来的。当史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村子里有二十户，都是最早来的三个移民的后代。这三个人一个姓张，一个姓程，一个姓史。那时这村叫“乱村”，因为村里一片荒凉，土大风多，土地贫瘠。当时只有三口公用的井，全部是土房。
史和他的两个兄弟、一个姐姐过去都住在村子东头，靠近他父母住的院子。解放后，史一家搬到现在住的院子里。一九五四年在这里盖起了村里的第一所砖房。史的第二个儿子在一九五七年在院子里自己盖了房。一九六四年他大儿子一家搬进了自己盖的新房，那就在隔壁的院子。史的哥哥、姐姐已经死了。他的弟弟七十岁了，有儿孙三十人，也住在村里。
解放前生活很差，虽然史家的生活比起别家来还稍微好些。史的父亲有三亩地，每年打的粮食只能吃到秋天。到了冬天简直没法过。他痛苦地回想起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挑了二百斤重的两桶酒，从地主家走四十多里地到城里去，路上又滑，还要过一条木桥。这样，他才挣到二十个小钱（不到十分美金），只吃到一碗搀了石屑的小米粥。
史结婚时二十一岁，老伴那时十七岁。老大娘说，他们结婚是媒婆包办的。她在婚礼举行之后才见到她的丈夫。那天晚上，她蒙上一块布，被人偷偷地从她的村子抬到她丈夫的家里。直到解放之前，村子里还流行着传统的包办婚姻。即使现在，父母的权威和夫权在村子里还是很大的。两性之间公开表示爱慕还会受到非难。已婚夫妇很少把对方称为“爱人”，而是说“孩子他爸”、“孩子他妈”。这方面的变化很慢，但是变化是明显的。我们房东的头两个儿子直到结婚那晚才见到他们的媳妇。第三个儿子和大女儿的对象是老俩口给他们介绍的，他们在结婚前好几年就认得对方了。他们的小女儿已是新的一代，今年五月刚结婚。她通过朋友的介绍，和对方来往了好几个月，决定结婚之后才征求父母的意见。他们响应毛主席关于晚婚的号召，她今年二十九岁，她的丈夫三十岁。现在她在邻近生产大队的一个小学里教书，但是仍和娘家往来密切，星期天或休息日都回来。
史的一家人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深厚的感情，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虽然他们会把一切都归功于毛主席，而我们认为，也是由于有象史家这样的精神和毅力，中国才获得了新生。
我们到达芦沟桥的第二天就去参加劳动。贝思和我起先分配到场上打谷和扇糠皮。农民们敏锐地看出戴尔比较不能干重体力活，喜欢比较安静的工作。由于她的职业关系，她想参观儿童福利设备。他们就把她分配在选种棚里，地点就在托儿所院子的旁边。和她一起干活的是老年妇女，常常还有村里的儿童。她的工作是挑选麦种，把好的和瘪的分开，把有生长力的和不能发育的分开。
场上活跃非凡，而且十分美丽。骡子拉的大车隆隆地从表地来到场上，车上装满了金色的麦捆。这些麦子是人用镰刀收割的。麦捆卸在一个电动打谷机边上，堆成一大堆。打麦机的装置很原始，安了一个马达，机器上面是一个没有盖的漏斗。人们把带麦穗的那头塞进漏斗里用机器把麦穗粗粗地切下来，然后由传送带送进高速转动的两个滚轴之间，于是分开了的麦粒和麦壳一起喷出来。打麦机喷射的方向和风的方向是交叉的，所以较重的麦粒都落在机前，较轻的麦壳则象烟雾似地被风吹到一边去了。在这金色的海洋里组成了一条不断运转的生产线：农民们有的把一捆捆的麦子塞进打麦机，有的专管把麦粒还未脱净的麦秸耙成堆，有的专管把这些麦秸再倒入打麦机重打或吹风。因为这种做法效率很低，麦子得扬七八遍才算是干净。麦子扬过一遍之后，在扬二遍之前，农民用一把长把的柳条扫帚，很轻巧地把麦粒堆面上的碎麦壳扫向一边，然后又比较重地往另一方向扫，把干净的麦粒聚在一起，越聚堆越大。
这样打过几遍，麦粒都打净之后，用三叉把麦秸装上一辆马拉的大车上，运到储草堆那边。三叉很漂亮，不是人工做的，而是从一种特殊培养的树上砍下来的。这种树在一个茎节上长三个枝。人们把中间的一个枝弄直，边上两个枝掰开成直角，然后再弄弯和中间的一股平行。三叉从树上砍下来时约有六英尺长，之后把皮剥掉，就成为非常轻巧而结实的工具。三叉的抗张强度很大，可以用三叉很轻巧地叉起一大堆麦秸挑到大车上。拿三叉干活是很愉快的。
搬运大堆麦粒或装进打麦机，都是比较繁重的劳动。干这些活，要用木锨，更多时候是用柳条编的大簸箕。这种簸箕能搬运相当重量的麦粒。我和贝思弯下腰，把大簸箕塞进麦粒堆，盛满之后，直起腰把簸箕端到打麦机旁，把麦子倒入机器内，再回去运第二趟。这样来回走好几百次，我们俩都感到很累，老要停下来喘口气。可是农民们虽然个子不大，看上去肌肉也不很发达，却全都不停地干，一直到规定的休息时间才歇。
我们在场地干活的时间最长，也最满意。我们很喜欢和农民一起干活，唱歌，开玩笑，和他们济济一堂，分享他们对丰收的自豪感。虽然这一年天气干旱，但是收成比往常好，原因显然是公社的抽水机有所改进并利用了地下水源。
最后打干净了的黄橙橙的麦粒堆在有足球场那么大的场地上，麦秸整齐地垛在四周，用过的工具都擦干净了放在场四周的棚里，大家准备好分麦子。分麦子的前一天，忽然要下阵雨。农民们完全不存侥幸之心，立即把堆在场院边上一捆捆席子打开来，从下往上一领压一领地把麦粒遮盖起来。除非是倾盆大雨，一般的暴雨都会顺着席子往下流到地上，使麦粒不致受潮。
他们使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处理麦秸。麦秸是留下来垫猪圈和送工厂去造纸的。他们把较长的麦秸堆成垛，然后再用麻袋装上碎麦秸扔到垛顶上。有一人在上面把碎麦秸倒出来，把垛顶上有窟窿眼的地方填上。这样，在下大雨时，雨水可以往外流;尽量不让雨水流进垛里面，争取麦秸少受损失。有时候，最后还得在垛顶上抹一层细泥，这样就更加不会透雨了。
小队分麦子的那天，场地里人声嘈杂，人心特别兴奋。各家各户的管家人都在场地里。人们用簸箕把打干净的麦子装进麻布口袋，然后用麻绳把口紧紧扎上。两个农民扛着一根扁担，把全部麦子一袋一袋过秤。会计把每一口袋的重量都登在本上，还用一把算盘打出总数。当全部麦子都装进了口袋之后，把它分成两大部分：一份是分给各家的口粮，一份是公粮。后者要运到中心粮库去，然后由政府统一调拨，运往北京市场出售。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全年的收入中有一部分就来自向国家出售粮食所得的利润。他们干了好几个月了，总收成不错，他们希望收入也能相应地增加。这里和马陆人民公社一样，每个农民本人的份额是按小队自己定的方案分配的。干活多的自然多得，大家公认干活低于一般标准的人要少得。当然有些农民会感到失望。不过我们看到了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农民，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合的推动之下，干的活都是高标准的，很难想象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很大。
送往集体粮库的粮，由两人合搬一个口袋，装上一辆马车。我也帮着搬口袋，伙伴们翘起大拇指，表扬我，这对我是最大的酬劳了。
我和贝思还在稻田里干了几天活。因为稻田离我们住的地方大概有二里地，就在靠近公社边上铁工厂那里。我们由老张带领，借了自行车，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蹬着车去干活。
在稻田里，人们不仅要使庄稼长得好，还要安排得美丽好看，这就产生了一幅难忘的景象。每一块稻田四周都有用手和锹细心修起来的土埂把水保存在里面。每块稻田灌了水之后，用牛犁松耙平，使整个底土松软，适于秧苗生长。稻秧现在已有六英寸左右高，绿油油的。我们的任务是沿着狭窄的小道走到秧田边上，蹲下来拔稻秧。这就是说，把秧苗一把把从秧田里拔起来，注意不要伤了根，要松开土，轻轻地拔。如果根上粘了泥土，就在水里涮干净，然后用一根稻草拦腰捆成小把。女孩子用柳条筐把捆好的秧苗挑到已经准备好的稻田边上。稻田里，妇女们戴着大草帽，站在膝盖深的寒冷而混浊的水里，灵巧地把秧苗分开，把根插进泥土里。一天工作下来之后，稻田里又是一番景色，水面上露出了间隔整齐的绿秧苗。这是一项令人满意的、很愉快的工作，可是对我说来却十分难受，因为我这美国肌肉经不起长时间的蹲。但是老张早就料到了我的困难，给我带来了一只小板凳，这使我干起活来舒服多了。农民们对此感到挺好笑。
一些公社的中学生也来帮助拔秧苗。他们每星期到地里劳动半天。这一伙孩子兴高采烈，似乎比大人更对我们感兴趣。有一天，我们在稻田和玉米地之间的几棵杨树底下休息，他们唱起歌来了，唱了几支之后，就向我们挑战，要我们唱美国歌。我和贝思就唱了一些古老的流行歌曲。
在院子里，音乐也加深了我们同他们之间的日益增长的友谊。我带着笛子，偶尔在晚饭前吹一会。笛声一响，孩子们就围拢来，观察我的手和嘴唇的每个动作。他们一定要贝思和戴尔伴唱。过了一些日子，等到这些歌曲听熟了之后，到了合唱的部分，他们也一起唱起来。贝思带了口琴，每次她一吹，孩子们就围拢来。戴尔有时候在院子里轻声地给小不点儿唱歌，边唱边教英语，使得老老少少都学会了用英语说鼻子、眼睛、耳朵、下巴、嘴、头发。我们也学会了一些很有用的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大大地扩充了我们在四个月的“汉语速成”班上学到的一些贫乏的辞汇。
我们的生活和公社完全融为一体了，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成了公社的一个部分，仿佛我们可以长期地在那里住下去。我们还参加了一些其他劳动：如给西红柿和黄瓜搭架子，在西红柿地里除草，摘扁豆。虽然这后一项工作有许多动作很别扭，但是干起来很轻松愉快。首先，我们钻进两行豆子里面。豆秧都攀在竹竿搭的架子上，架子底下两边叉开，上面扎在一起。到了里面，蹲下来，猫着腰，流着汗，摘扁豆。豆子长得很密，我们的篮子一会儿就装满了，得挣扎着走出去，把豆子倒在地头的口袋里，又钻回帐篷似的过道里再摘。在那里工作的年轻妇女又唱又讲，又呵呵地笑个不停。
西红柿地里特别充满了同志式的情谊，因为只有女青年团员才在这块地里劳动。一九五八年毛主席视察中国各地的合作社时曾到过这一块地。之后一个月，他就发出指示，让全国的合作社转变为公社。为了纪念这一件光荣的事迹，这块地上一直种植西红柿，由共青团员管理。
在这些又长又艰苦的劳动日子中，我们乐意分担他们一份工作，这使我们受到了这个集体的相当热烈的欢迎。当然我们也很高兴看到许多农民起初对我们持有保留态度，现在已开始不再这样了。特别使我们感受深的是他们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政治学习和批评会。
在芦沟桥，就象在全中国的每一个公社和工厂里一样，每个劳力必须经常参加政治学习会。我们的小队每星期举行两次，一般是在午饭之后上工之前。会议开一个半钟头左右，有时超过一些。开会，对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是件平常的事，而对我们则不然!果然不出所料，这一次李明德的陪同和他那明晰、敏捷的翻译比任何一次都更令人感到愉快。
会议在一个棚里召开，地点在靠近场地边上的一所房子的荫凉处。会议开始了。一个农民从人堆里站出来，拿了一份印好的稿子，向大家念了关于如何做好工作，完成收割任务。在谈到某一点时，讲话的人为了强调自我牺牲的必要性，举了著名的加拿大外科医生诺曼·白求恩大夫的英雄事例，他在为长征以后的八路军服务的时候牺牲了。讲话的人接着强调不同的工种应该互相配合。
他刚讲完坐下，一位政工干部精神饱满地立刻走上前来讲话。他没有稿子，长篇大论地谈了即将完成的小麦收割情况，还谈到即将开始的大麦收割计划。虽然他表扬了麦收搞得不错，可能是个大丰收，但是他指出公社粮食还不能完全自给，每年还需要买进麦子，这是不好的。他提到了增加生产的办法。接着他讲到对于蔬菜和田间管理也必须适当注意，要“保持干劲”。他表扬了一些妇女，说她们“干得比男的都好”，还表扬了有的人晚上加了班。
之后，生产队长老张站起来讲话，主要谈了那二十亩高粱和小葱。他表扬了一些同志的大公无私的精神，他们一直干到早上四点，接着五点又下地干活。他说由于他们的努力，虽然今年干旱，高粱亩产可达四百七十斤，比去年约增加百分之十五。他强调说：“所以能做到这一切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毛主席的教导”。于是他转向我们说：“甚至来自远方的美国朋友也来帮助我们这个生产队，为公社的工作作出贡献。”他利用我们在场这一点来号召大家加紧干活，“争取在月底结束夏收”。
他结束讲话时要求大家学习我们不辞辛苦的劳动;接着要求我们以外宾的身份提点批评，我们谢绝了，于是他又征求其他人的意见。
一位女青年团员起来响应，她说的只能算是一番鼓励士气的话。她说，虽然天气又热又旱，她保证要很好地完成任务;因为八月和九月天气还要热，她要求大家赶上她那个小组。另一妇女为这种精神所鼓舞，站起来支持她的意见。虽然她还很年轻，她保证超额完成任务。“党员和团员都已经带了头，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这时候，一位结实的长了胡子的农民提出一个新的内容。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干得不错，但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在这方面我要批评队长们。粮食是农民的宝，但是地里还丢了不少。我们没做到颗粒还仓。还有，对蔬菜也注意得不够。西红柿、黄瓜和别的蔬菜正是长得最旺的时候，应该抓紧摘，供应首都的居民。”
这一批评促使老张站起来讲话了。他承认，他在组织麦收中有某些缺点;此外，他说，他不应该忽略蔬菜和其他的事。他说，收麦子时有的人很细心，有的人不是这样。他说，队里人人都应当家作主，应该改进自己的工作。
我们和老张一起走回家，坐在树荫底下喝茶。对领导的批评似乎对他有些压力。他说：“一个文盲管五百亩地和五百口人是不容易的”。他这样原谅了他自己没把生产队管好。我们提醒他说，自从公社成立以来他就被选为生产队长，快担任了十五年了。如果管得不好，别人不会把他撤了吗？他笑了笑，说这是因为他的朋友们都照顾他的心情。后来我们从别人那儿了解到，老张是大家公认的全社最能干的生产队长之一，声望很高。他的妻子抱怨他为生产队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连自己家的院子都不管，他家的院子和邻居相比就差远了。他还由于家里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欠了队里的债。虽然他当队长，可是收入并不比一般的好劳力多。
我们去参加这一会议时，就了解到不断进行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中的现实，事实证明也是这样;但是我们离开会场时却有了新的认识。“政治挂帅”确实体现在现实的生活之中，有效地把中国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农民们理解这一条，并且尊重它，但认为无需经常开长篇大论的会。另一方面，这些会议给了他们一个更为宝贵的权利，即有机会就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问题提出意见，例如民主协商各种作物种植的面积，规定灌溉或田间管理的责任，对工作进行批评等等，这是民主生活的典范，尽管北京规定的全面的生产指标是不能改的。还有，姑且抛开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差别不谈，要使人真正感到满意——这个因素对这里的农民，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民所起的作用，似乎没有很大不同——让农民共同努力，要让他们清楚而又直接地看到他们的劳动成果，从而感到满意，这也许不如政治教育那样明显，但肯定比政治教育更能够有力地把农民团结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