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断”民主“——献给惨死在西方的中国精英

 

 

魂断”民主“——献给惨死在西方的中国精英...

1991年11月1日，美国爱荷华大学刚刚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在连续枪杀五人、重伤一人后，饮弹自尽。

发生在西方传统节日万圣节（又称鬼节）的这一震惊海内外的校园惨案，拉开了中国精英梦断西方、惨死他乡、终成异国孤魂野鬼的序幕。

卢刚，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4年通过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主持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考试赴美攻读博士学位。

那时的卢刚踌躇满志，以获取诺贝尔奖为己任，他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辉煌的美国梦竟然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终结于一声枪响。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卢刚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志向远大的高才生走上了杀人、自杀的道路呢？惨剧发生之后，当时的中国以及美国华人社区几乎众口一词，纷纷指责卢刚残酷、冷血，并因此而上升到对中国教育体制以及中国文化的批判。

只有极少数头脑清醒的人士客观地指出卢刚的行为其实是作为弱者的中国留学生对美国社会不公的无奈反抗。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校园枪杀在美国乃司空见惯之举，对美国人来讲根本不足为奇。

与其说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教育造就了“冷血”杀手卢刚，不如说是美国校园文化与美式“民主”“自由”为校园枪杀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与养料，将一个一心向学的物理天才，推向了杀人、自杀的悲惨结局。

直到卢刚自杀16年之后，美国华裔导演陈士争才以一部叫《暗物质》（又称《流星》、《盐湖城校园事件》）的电影，公开为卢刚鸣冤叫屈。该片由好莱坞巨星梅丽尔 ? 斯特里普和刘烨联合主演，曾获得阿尔弗莱德 ? 斯隆奖及美国亚洲电影节一等奖。

影片以卢刚事件为蓝本，向人们展示了卢刚在美国所遭遇的种种不公：教授的无端嫉妒与故意刁难导致卢刚毕业无期、求职屡败，“民主”社会所有的制衡机制都无法为卢刚讨回一丝公道。

与之前人们的种种评判相反，陈士争尖锐地指出，那些中国人无法觉察的暗物质，也就是隐藏在美国教授心中的人性之恶，才是杀死卢刚的真正罪魁祸首。

1987年赴美留学的陈士争无疑对卢刚之死怀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他曾表示，来美国前他对美国的想象，与后来的实际经历距离很大。

陈士争非常理解卢刚来美之后的失落。在他看来，中国留学生在外国都不免有些失落感。在答《金融时报》记者问时，他说：“对任何中国人来说，离开祖国都是一次重创。因为到了另一个国家，却发现在那儿也无法栖身，想到这点真让人无法承受。”

他认为，如果在卢刚失落的一瞬间有人拉他一把，那一瞬间之后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但是，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声关切的问候、一句温暖人心的劝慰，这些在中国 的做法，在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却成了可欲而不可求的奢侈品。

这也正是陈士争想在影片中刻意表达的主题之一“在我看来，影片抛出的第一枚令人震惊的炸弹是，周围没有人在乎你，关心你，你似乎如一颗流星身在茫茫人海之中，基本上是自生自灭的味道。

相反，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人人关心的环境下，一切活动都有人教导、帮助。”令他感慨万千的是，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许多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但在中国的还是想过来。

卢刚大开杀戒后，中国精英在国外杀人的悲剧一再重演。

与卢刚毕业于同校同系的硅谷电脑工程师刘颖因失业与婚变的双重打击，在1993年用手枪打死丈夫后自杀身亡。

2002年复旦大学教授、美国麻州大学生物学博士、曾任职于硅谷的黄谷阳在枪杀将其无端解雇的上司后举枪自尽。

2008年硅谷工程师吴京华在得知自己被解雇的消息后，愤然拔枪击毙三名公司高管。2010年王立山医生，也因被解雇而起不满，枪杀了在耶鲁工作的前上司。

2014年一名叫李创（音译，Chuang Ray Li）的中国移民也因解雇问题，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办公室里，持刀捅伤两名上司和两名同事后，含笑被捕。

与卢刚杀人后被大加挞伐的悲剧性结局不同，对于上述这些杀人犯们，海外华人却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理解与同情。大家承认，他们是被逼杀人，而且杀的大都是坏人。

有的网民甚至将王立山称为反抗社会不公、为海外华人争取平等权益的民族英雄，并号召大家为他生活无着的家人捐款。在与西方社会长时间的零距离接触中，为在异族的土地上艰难维生而忍辱负重，大多数海外华人都经历了国内同胞所无法想象的无数的不公、凌辱与歧视，今天的海外华人因而更多地理解了卢刚们的痛苦与选择。

在国家的法律、政策、制度不能保护受害者的正当权益，反而公开袒护、纵容恶者的西方，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取正义的个人复仇行为，似乎成了人们寻求公正的唯一途径。

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也见证了中国精英的悲惨遭遇。这一次的主角是卢刚的北京老乡、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的顾城。

1993年10月8日，顾城用斧头砍伤妻子谢烨后自缢身亡，之后谢烨也不治而亡。一个大名鼎鼎且有着国际声誉的大诗人为什么会蜕变成杀人犯？

我想除了天才诗人常有的个性上的缺陷以及个人感情方面的困扰等主客观因素外，西方社会残酷的生存环境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7年开始，顾城应西方各国著名大学的邀请而游历欧洲进行讲学。作为功成名就的著名诗人，顾城在西方高等学府自然受到了极为热情的款待。西方国家优美的田园风光、巍峨宏伟的建筑、秩序井然的城市与文明有礼的国民无疑给顾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遂于1988年携全家前往新西兰定居。

在观光客走马观花般的惊鸿一瞥中，西方社会的美丽与宁静、西方人的礼貌与热情，共同构成了一幅天堂般美好的画卷。但是，当你怀着朝圣般虔诚的心，幸运地成为天堂的一名常客后，才会在这里慢慢体会到人间的丑恶，甚至地狱的味道。

顾城最初受雇于奥克兰大学亚语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后来由于不能适应复杂的工作环境而辞职，与妻子隐居于激流岛，以养鸡为生。具有唯美主义情怀的诗人大概以为他从此可以摆脱人世的种种羁绊，过上田园牧歌般的美好生活。然而，天不遂人意。

缺乏经济头脑与经商经验的顾城很快就陷入了经济窘迫的困境，无奈之下，谢烨只好出门叫卖鸡肉春卷。顾城生前好友、著名诗人舒婷在一篇回忆顾城的文章中说顾城“一直没过过好日子，一直都愁钱”，她在拜访顾城一家时曾亲眼目睹了以下一幕：由于谢烨给儿子木耳买了一个1.99美金的玩具，顾城就坐在地上不肯离去。我想如果不是穷到极致，顾城断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多年以后，著名诗人北岛在分析顾城之死时认为，顾城如果留在大陆就没事了，在国外太折腾。北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异国生活的巨大压力不仅让顾城深陷饥饿和孤独，更让他和谢烨之间出现了裂痕。

同是北京人、同为诗人，自1989年起旅居瑞典等国，并于1990年移居美国的北岛对顾城的遭遇似乎感同身受。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坦诚“在绝望的时候，人人都会有轻生的念头”。他回顾自己在美国所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在国外生活需要有坚强的神经。有一阵，我独自养家带女儿，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北岛因此而得出与没有在西方长期生活经历的公知们完全相反的结论：“我认为美国是中国将来应该避免走的道路。它是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垄断资本控制国家与社会。它的民主体制设计上很完美，但在实践中困境重重。”

北岛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转变，与另一位世界级的文学泰斗不谋而合，那就是被称作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早年因批评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成为苏联历史上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在经历多年牢狱之苦后，他和家人来到美国定居。

美国的生活经历却让他参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本质，晚年的索尔仁尼琴突然掉转枪口，将批判的矛头转向西方社会。他深刻揭露腐朽、堕落的西方文化与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大力弘扬俄罗斯传统文化，反对俄罗斯盲目照搬西方制度，因为“西方目前的社会政治制度不是一个值得其他国家效仿的好制度”。

被北岛所说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压力所杀害的还有很多人。2004年来自西安的移民耿朝晖在多伦多自家住宅跳楼自杀。耿朝晖本来在中国有着非常稳定、安逸与舒适的生活，却被公知们所塑造的西方天堂神话忽悠到加拿大来。

孰料来加后不久就因与老板不和而被解雇，长期失业使他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以致对生活绝望。年仅36岁的耿朝晖终于不顾家人、朋友的劝阻，在来加仅三年后毅然走上了不归路。

蒋国兵是另一位被公知们散布的关于西方世界无限美好的无耻谎言所间接杀害的中国精英。蒋国兵是1979年湖北省高考状元，曾是清华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教授，美国普度大学物理学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博士。

衣食无忧地生活在中国的精英们怎会想到，在他们无限向往的西方，知识一钱不值。像蒋国兵这样才高八斗且同时具有美加两国双博士学位的高端人才，移民加拿大后所能找到的唯一工作竟然是油漆工！在极度绝望之余，蒋国兵于2006年7月21日在多伦多跳桥自杀。

世界中学生奥林匹克化学竞赛金牌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王庆根，因不堪忧郁症的折磨，于2012年在美国自杀身亡。在被公知们吹捧为天堂的美国，无数的王庆根们却感受不到一丝乐趣，他们宁死也不愿在美国活受罪。

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中国人海外被杀案当属林俊遇害案。据称有同性恋倾向的中国留学生林俊于2011年来到加拿大寻找真爱。在公知们所编织的关于西方极乐世界的无数谎言中，自然不包括在西方世界无所不在的各种各样的变态狂。由于对“高素质”的白人缺乏必要的警惕性，来加不到一年，林俊就在全身赤裸、手脚被绑的状态下，被一加拿大白人变态狂残忍地杀死在床上。

杀人狂卢卡 ? 马尼奥塔不仅将杀人过程全程录像后放到网上供人免费观看，还将林俊的肢体肢解后，装入几个包裹，分别寄送给执政的保守党总部及其他一些机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亲身经历过西方资本主义凄风苦雨的洗礼后，很多在国内热衷于针砭时政甚至大骂中国政府的精英们都非常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持不同政见者徐刚无法忍受法国的悲惨生活，他回国后将自己在法国的所见所闻写成《梦巴黎》一书。

他说，在法国他感到“好像随时都会掉进一个深渊。巴黎是一个布满深渊的城市，连接这深渊的是精神的独木桥，心灵的空洞里一片墨一样的黑色。……那些浪迹异乡的中国人，几乎人人都是孤独的，不同的是或者在孤独中挣扎或者在孤独中沉沦。”

他周围的中国人都在不断地问自己：中国人来法国干什么？通常的回答是“有病，我们全有病！”“吃错药了！”徐刚的感受得到了很多海外华人的认同。

《北京人在纽约》的作者曹桂林在反思了自己三十多年的移民生活后，发现这是一条不该走的路:“其实，我在美国三十多年，走了一条不值得走的路。……不值，不值，空忙一场。不懂，不懂，挺荒唐。”

这些精英们在对西方社会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放弃在祖国的大好前程，盲目地用脚投票，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西方“乐土”，却意外地发现原来幸福美好的生活就在被自己所抛弃的中国。

于是，他们以自身的悲惨遭遇、甚至鲜血和生命，对西方投下了一张张大大的反对票。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出国后反而自觉地变得更加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资本家是最好的反面教员，比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教育生动、形象、有效何止千倍百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了免费的爱国主义培训基地和社会主义教育基地。怪不得北美崔哥说全世界最爱美国的人都住在中国。他建议：以后谁再说美国好，谁再反对党中央，一律公费保送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