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最乏味的一件事是礼拜天随老爸逛书店，尤其是外文书店。一次翻看一本外文书插图时，一个大人“不怀好意”地问我“看得懂吗？”公共场所不大声发泄不满是我从小具备的“高素养”，我选择微笑地离开站在书店门外默默注视来往行人一张张毫无表情呆板的脸。说来奇怪，如此这般地厌烦逛书店，但是书店所在的这条大街，反倒成为迄今逛的次数最多的一条商业街，这条街叫王府井。
去王府井要经过两条胡同，一条是似乎没有尽头的无量大人胡同，一条是夏季极其缺少树荫凉儿的金鱼胡同。一次在无量大人胡同，老爸翘首北望，我也北望，但见毫无二致的灰色院墙和出墙的树枝，我奇怪他在看什么。老爸说梅兰芳在那里面住过。我从小不爱提问，是以后知识匮乏的原因之一，老爸也没过多解释，看来有些东西是将来不问自知的。虽然那时我不知道梅兰芳何许人，但是记住了这个毫无形象的人曾经在这条胡同住过。个子长高以后在老爸北望的位置北望，看到一座白色西式楼房的顶层平台，这时候我已知晓梅兰芳何许人了。
不记得是老爸告知的还是以后不问自知的，我还知道占了金鱼胡同北侧三分之二的“那家花园”。“大清国”那相国那桐的那府那时已被“肢解”，西侧花园建起和平宾馆，东城区人民武装部占据东侧一部分，这座有着五个广亮大门的深宅大院已属于人民政府。金鱼胡同的树不知是种了被砍伐了还是压根儿就没种，夏季骄阳下走在里面无处可躲，尤其暴晒在和平宾馆对面贤良寺后身儿很长一段高墙下不足尺宽的“便道”，痛苦至极。
金鱼胡同西口很热闹，南有吉祥戏院、东安市场北门、东来顺和五芳斋，北有天义顺酱园和四联理发店。
清真酱园天义顺的建筑独具特色，院子上方四根柱子擎着个铁罩棚，罩棚四周通风但可遮雨，若非淡淡的酱香，古香古色的设计不以为是卖酱疙瘩的。天义顺不知啥时候改成“五味香酱菜厂”，大概和60年代六必居改叫“红旗酱菜厂”一样，只是命运不济，1994年和金鱼胡同一块消失了。
四联理发馆是建国后由上海迁到北京的，本来是四家理发馆各自开在北京的东城、西城、崇文和海淀，因为纠结于地理位置迟迟没有“落听”，最后合并为“四联”定居金鱼胡同。
天义顺是有罩棚的院子，东安市场是有罩棚的“胡同”。老爸到了东安市场径直去丹桂市场书摊，我也喜欢那里。一条带天棚的胡同，透进暗淡光线，胡同两侧是一间间店铺，中间有几张巨长木案，木案四周有木围挡板，上方吊着灯泡照明，木案上散放书籍任由挑选，选得中意的喊人结账走人，很贴心的售货方式，即无检测门防盗也无监控蹲守。以后的岁月频繁搬家，物件散失无数书籍却极少遗失，至今还存留一册买自丹桂市场的英汉对照《伊索寓言》，那是留待以后学习英语用的，没承想笃信好学之年恰逢“运动”，多少所学也尽数还给了老师。
冬季里东安市场家家店铺挂上厚重的蓝布棉门帘，行人吐着哈气，袖手走在昏暗“胡同”不由不“怀古之幽情”。停电之日，店铺透出点点烛光，店员殷勤的面孔烛光下变换阴阳，超大的身影在墙壁晃动，梦幻一般有趣之极。
最后一次去东安市场是1966年“文革”初期去“请”领袖像，店铺依旧，但是图书古玩书法字画统统下架，取而代之的马恩列斯毛铺天盖地。1967年东安市场改建，开业时改叫东风市场，独立经营的店铺打通，“胡同”两侧是柜台，屋顶换做绿色透明塑料板，市场豁然宽阔明朗起来，不久，一场罕见的冰雹不期而至，把绿色塑料板砸成了筛子，雨后阳光普照，市场里似有无数小探照灯自上而下照射，光柱里飞舞着“可吸入颗粒物”。1969年再次开业，东风市场成为大厅式样，和国营大商场一般无二。
改造后的东风市场北门内，东来顺旁边出现一家卖奶油炸糕的小店，奶油炸糕现炸现卖，蘸着白糖极其好吃，再配上一碗香喷喷的莲子小豆粥，勾人上瘾花钱。老东安市场曾经有家专卖奶制品小吃的“丰盛公”奶酪铺，不知北门的奶油炸糕是否得丰盛公“真传”。
进北门正对烟酒柜台，右手是稻香春，拐过糕点部往西是市场西门，此时我早已分辨不清丹桂市场旧书摊具体位置，西门内西北角有间小屋，专事旧书出售和收购业务，不知是否丹桂市场遗存，只记得合订本《毛选》收购价一元一本，至今我没有一本他老人家著作存留，当年全部送进小屋做了等价交换，然后又到北门交换成奶油炸糕装进了肚子。
王府井大街南起东长安街，北至美术馆，我却习惯将东长安街到金鱼胡同西口定义为真正意义的王府井。十字路口往西是东安门大街，再往西是东华门大街。1965年秋天，在东华门大街的友谊商店外发生一件大事，一个叫杨国庆的年轻人持刀砍伤外国人，那时我还小，但是这件轰动全国的“反革命杀人案”记忆犹新，后来杨国庆在“工体”批斗后毙了，那年他19岁。其实事情很简单，几个文艺青年凑在一起办了一份内部传阅的文学小报，这种“自由结社”是政治大环境绝不允许的，哥几个被逮起来，杨国庆“认罪”态度好首先得到释放，没料到这暴脾气去八面槽山货店买了把菜刀，结果出现“反革命杀人案”，蹲在号子里的那哥几个受牵连逐一被判重刑。
金鱼胡同西口向王府井南拐处的老式建筑镶有铸铁栅栏门窗，银行特征明显。1970年冬天的一天晚上，华灯初上夜幕降临，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冷清下来，我从东华门返家途中遇见相识的东风市场糕点部女售货员抱着纸包由市场北门出来，闲聊中她说去银行缴款，边说边掂了掂手中的大纸包，袅袅婷婷奔银行而去。虽然几年前不远处有杨国庆杀人案，社会治安却不令人担忧，以后多次见过女售货员，看她满面春风的样子显然没有遭劫的经历。换做现在，起码俩拎警棍的保安护其左右，那也说不定，我武惟扬的“镇远镖局”运钞车也有被劫的时候。
银行往南经过一个服装店和一个丝绸店，凹进去是东风市场西门，西门南侧小道里有公共厕所，偌大一个东风市场似乎仅西门外一个公厕。西门北侧三层楼是新世界丝绸店，南侧三层楼是华大绸布店，两家布店均为山东人产业。山东人在北京经营绸缎布匹生意要追朔到清朝同治年，“八大祥”是那时的传奇。截止上世纪三十年代八大祥陆续倒闭，仅余前门外大街的谦祥益和大栅栏的瑞蚨祥，但是山东人开设的铺面却如雨后春笋，在京城绸缎布匹生意市场占了一席之地。
夏天在四季香果品店门前吃西瓜是王府井大街的一景。四季香果品店在百货大楼对面，北面是碧春茶庄和王府井食品店，南面是钟表店和白底红字十分醒目的北京照相馆。高台阶之上的果品店、茶庄和食品店相连，透过木框玻璃墙，店内景致尽收眼底。每年西瓜上市，果品店会在门前便道上放置一个长方形大果皮箱，箱子中间翻板扔西瓜皮，下面坡槽吐瓜子，即方便顾客，也顾及了环境卫生。
小时候跟在老爸屁股后面经过这里时，果品店是个小门脸儿，北面是百草参茸国药店，药店橱窗里的梅花鹿和鹿头吸引我多次驻足长看，长大以后发现橱窗装潢十几年如一日，依然是那只梅花鹿和那个突兀的鹿头。
70年代流传一个笑话，百货大楼销售很紧俏的一种化纤布料特丽灵衬衫，一顾客好不容易挤到柜台边，开口就向售货员要一件“痢特灵”，售货员说“您出大楼，去马路对过药店，那有”，北京人特有的幽默引人捧腹，售货员所指的马路对过大概就是“百草参茸”。
百货大楼具有“中国第一店”美誉，北京人亲切地称之为“大楼”。北京著名的四大商场有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和百货大楼，隆福寺的东四人民市场和西单的西单商场，销售额首屈一指是百货大楼，外地客人来京逛百货大楼是首选。百货大楼还出了个全国闻名的劳模“一抓准”张秉贵，我专门去百货大楼糖果柜台观摩过张师傅“表演”，就技艺而言，我更钦佩朝内南小街副食店卖肉的师傅，无论两毛钱肉还是四毛钱肉，从来就是一刀切，其精准叹为观止。
百货大楼开放三层，四层无论如何老百姓不能染指。著名的东华门34号是高级干部特供商店，对外称“物资供应处”，里面的高级货物老百姓春秋大梦也梦不着，据说也仅向副部级以上“高干”开放。百货大楼四层属于同一性质的“特权专供”，传说副总理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非常亲民，逛“特供”时给过售货员糖吃，结果“文革”成为“侮辱工农兵”的罪状之一。
无论“民供”还是“特供”于孩子们毫无概念，我们去王府井捡冰棍棍时必去百货大楼“滑楼梯”。玩儿冰棍棍是那时的流行游戏，玩法分为切、掏、抓，技术含量很高，输多赢少存货无多便去大街捡来翻本儿。滑百货大楼宽大圆润光滑的石头楼梯扶手又拉风又惊险，普通楼房的楼梯木扶手是无法与之相比的，能与百货大楼的楼梯扶手比肩的是北京站的楼梯，确切地说北京站纯粹就是个“滑楼梯”，可以蹲在上面滑下去，但是行程很短，我们常常做滚梯上到二楼后跑向楼梯滑下来，周而复始乐此不疲。在百货大楼“滑楼梯”不是我的强项，我从小恐高，绝不敢模仿孩子们骑在上面或匍匐或张牙舞爪的滑恣，我将半拉屁股骑在扶手上，身体倾斜向内，这样滑下去颇有小人书《草上飞》里骑兵英雄马俊武“侧”马扬鞭的感觉。
百货大楼门外广场宽阔，北面是一排很高的平房，产权归属百货大楼，60年代卖食品，70年代卖箱包，80年代卖家电，根据不同时代不同需求不断变换内容。再往北有友谊照相馆、家具店和乐器行。我在乐器行里买过一把上海牌回声口琴，能断断续续地吹出简单歌曲，但全身细胞没有一对染色体属于音乐基因，最终不了了之。我还在乐器行“弹”过钢琴，只按了一个音符便被售货员客气地请了出去。
百货大楼广场南面经过普兰德洗染店是刻图章的“燕文斋”。“文革”时家人分散各地，挂号信、汇款、包裹需要签收，为方便我在燕文斋刻了一枚有机玻璃篆体阳文印章，印章侧面有红色的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山图案，从此以后我的所有书本都出现了证明归我所有的“钤印”，我非常得意，但邮递员同志不以为然，首先怀疑印章是否是我的，翻来掉去看了又看，最后说图章太大，盖上去至少占了4个横格，建议我刻一个扁的，我没置可否，继续得意地使用我的篆体阳文方印。
1949年3月《人民日报》从河北平山县的农村迁到北京王府井大街时鸟枪换炮，原国民党《华北日报》旧址还是一座深邃幽静漂亮的大四合院，随着报社扩大，1964年拆除四合院建起五层人民日报大楼，直到1979年搬到朝阳区金台西路，三十年来一直是王府井大街唯一与商业不沾边又指导商品经济活动走向的大楼。大楼门前北侧是宣传窗，展示的当天报纸引来不少读报人。
人民日报南面不远是著名的“北京画店”，门脸不大，店内外窄里宽，我光顾画店只为在门内柜台挑选最便宜的狼毫毛笔描红模子，偶尔也进到里面装模作样看书画。那时不开眼，里面悬挂的字画净是名人名家作品，李可染、李苦禅、黄胄、董寿平、王雪涛、关山月等许多书画家都在北京画店留有墨宝，而画店门前的牌匾“北京画店”是由吴作人先生题写。六十年代名人字画不昂贵，工薪族一个月的收入可以换来一幅作品，但是过日子还唯恐不够的普通家庭是断没有收藏这个概念的。本世纪初，北京画店撤离王府井，到琉璃厂和文玩字画扎堆儿去了。北京画院旁边是“汲古阁”，“阁内”的古玩善本那时也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别看逛王府井的人山人海，汲古阁却不是随便谁随便染指的。不知是先有的琉璃厂汲古阁还是先有的王府井汲古阁，当下琉璃厂汲古阁排场大了去了，性质也由文物复制和修复变异为古玩店加 “茶社”，“玩主儿”们可以边饮茶品茗边交流互赏，一买一卖在茶香中完成交易。虽说“盛世收藏”普及众生，但汲古阁不是潘家园，依然不是随便谁便随便染指的地界儿。
至今我也不十分清楚东风市场的几个大门是怎么排列的，金鱼胡同毫无疑问是北门，华大和新世界绸布店之间的大门是西门，职工和货运专用门是中门，里面是湘蜀餐厅的大门应该叫南门。东风市场中门是个传说，我从未见过更从未走过，好像是被王府井食品店和四季香果品店挡住了。
回忆老东风市场，除去北门内的奶油炸糕，吃过和没吃过的都起哄架秧子交口称赞好吃不贵的大包子。五芳斋门前确实卖包子但我没尝过，倒是在南门的湘蜀餐厅前买过一次好吃的包子，不知道是否和人们赞美的包子是一包子。那时人们肚子缺油少盐，胃亏肉氨基酸严重不足，吃顿白面素包子哈喇子都扯不断理还乱，肉包子无疑更加刺激生理反应，就跟相声里说的皇帝落难时吃的菜帮子乱炖“珍珠翡翠白玉汤”差不多。
东风市场南大门内是个带拐弯儿的院子，右手是家用电器大厅，左拐的院子东面是湘蜀餐厅。西面的二层楼上是和平西餐厅，楼下卖饺子。老东安市场原有四个西餐厅，最著名的是“吉士林”，1969年市场翻建开业后消失，据说跟和平餐厅合并。东风市场重张西餐大不如前，被北边的“老莫”（莫斯科餐厅）和南边的“新侨”（新侨饭店）抢了风头。院子北是市场真正南门，我的肉包子就是在那买的，看着湘蜀餐厅吃完麻辣菜叼着牙签和用罢西餐打着啤酒嗝的一众，坐在南门台阶上吃包子的我半肚子包子半肚子羡慕。
南门里西侧小厅是药店，东侧小厅卖自行车零件，往里走是市场大厅。小时候轮不上我在商场购物，走里面只为穿行到北门外金鱼胡同，但是当时流传的一段绕口令“东风市场卖混纺，红混纺粉混纺，红粉混纺粉红混纺，红粉混纺上绣粉红凤凰，粉红混纺上绣红粉凤凰，”却结结巴巴记住了。后来还听说过“武汉商场卖混纺”，不知道南北俩商场谁卖的是正宗混纺。东风市场南门往南是相邻的老字号盛锡福帽店和同升和鞋店，70年代我在帽店买过一顶羊剪绒帽子，记得是23元，非常贵也非常时尚，自我感觉不错的我恨不得戴到春暖花开捂出满头痱子也舍不得摘下来。从同升和鞋店向南过了亨得利钟表店是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简称“儿童商店”，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儿童用品专营店。
儿童商店建于1956年，宋庆龄亲笔为商店题写店名。商店营业面积广阔，从衣裤鞋帽到童车玩具无所不有，是逛王府井最最吸引孩子们的地方。儿子二岁时在儿童商店差点丢失，当我六神无主地找到他时他在儿童玩具玻璃柜台前聚精会神地欣赏里面的玩具。80年代初发生过西单“人肉包子案”，一个外地来京弹棉花匠人的儿子被残忍地剁成肉馅儿包了包子，后来又屡屡出现拐卖儿童“拍花子”的，我在劲松邮局亲眼看到过一个年轻妈妈丢失孩子后当场晕厥的惨状，儿子小时候白白胖胖，即好吃又好卖，现在想起来后脊梁还“拔凉拔凉”的。
帅府园胡同西口的蓝天服装店在当时是北京最高级的服装店之一，与之齐名的有“造寸”、“雷蒙”等上海迁京企业。1949年建国定都北京后，江南老工业区大批技术人员参与了改变北京落后的工业面貌，为了给这些南方人提供生活上的便利和改变北京服务行业素质，政府提倡“繁荣北京服务行业”，上海的许多服务业迁到北京，仅王府井大街就有蓝天服装店、中国照相馆、普兰德洗染店等和金鱼胡同有四联理发。八几年我在蓝天买过一件灰色粗花呢休闲西服，样式做工的确上乘，现在的我虚胖不少，但那件平生第一件西服却一直压在箱底儿没舍得处理。
蓝天服装店向南是颇具盛名的建华皮货店以及红光照相器材和工艺美术商店。头两年途经王府井逛了回工美大厦，从金银珠宝到邮票钱币，聆郎满目令我目不暇接，是个“经得住逛”的地方。80年代老婆单位在工美商店买挂历送礼，工美促销买5本以上可抽奖，最低奖品是枕巾，我自告奋勇为老婆单位代劳，结果买了100本，居然一次奖也没抽上，让老婆笑了我好几天“点儿背”。
王府井红叶女服与红叶男服和外文书店同在一溜高台阶上，自从小时候和老爸逛外文书店被“讥笑”后再没踏入过该店，无数次途经却忘不了扭头看一眼。过了外文书店，路边有个拱券门洞，门洞里是条叫做敦厚里的“死胡同”，经营福建菜和广东菜的闽粤餐厅在这条巷子里。经常逛王府井的八成知道敦厚里，但敦厚里曾经是王府井的“红灯区”却少为人知。巷内有座红色三层洋范儿楼房，墙体和门楣窗楣镶嵌花饰，外观典雅漂亮，以前曾是高档次“青楼”。清末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在拆除的东单头条逐渐出现许多餐饮娱乐场所，有平安电影院（后来的儿童电影院）和国际电影院（后来的青艺剧场），王府井南口西侧有北京饭店，王府井商贾云集又近邻东交民巷使馆区，来敦厚里寻花问柳的多是王府井经商的“爷”和外国人，死胡同里买卖兴隆。新中国成立后取缔妓院，翻云覆雨的温柔乡成为民居，曾经的花街柳巷里乘兴而来满意而去的由青楼嫖客换做餐厅食客。中日建交后，大批日本人陆续到中国“寻旧”，一次逛王府井，在敦厚里看到一群日本妇人眼含热泪激动地在小楼前拍照，显然“七七事变”后她们在这里住过，只是不便打听是军属还是军妓。
东单三条南面是著名的王府井新华书店。书店的年龄比新中国还年长几个月，几十年来一直深受读者爱戴。小时候随老爸逛书店，那时还是个四层小楼，70年代扩建，90年代王府井改造搬迁，一别六年，在北京市民一再呼吁下，2000年回归王府井。
1983年10月《北京日报》举办“振兴中华读书竞赛”，那一期的《北京日报》一报难求，创了销售记录。竞赛内容包罗万象，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不涉及，吸引了几十万北京市民跃跃欲试。王府井新华书店前是参赛人的集散地，十数日场面热烈天天爆棚，从清晨到傍晚，这帮去了那帮来，鸡贼的闷声抄答案，常把对的改成错的；张扬的大声显摆，夸张地解答询问，尽情享受虚荣，与之相比，在书店或图书馆手不释卷的才是真正有心人。转过年的1月份在人民大会堂发奖，不知当时在书店前热血沸腾的有否中奖人，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折射出当时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和掀起的一波读书热潮。
王府井南口东侧第一家是中国照相馆。中国照相馆1956年和西单北大街的国泰照相馆同时从上海迁到北京，定名为“上海迁京中国照相馆”，以后取消了“上海迁京”四个字。吃大米“喝咖啡”的上海人从十里洋场到古老的北京生活不习惯，据说东单北大街的上海饭馆就是为他们开的。我在西安时听到一个笑话，西安交通大学是1956年由上海内迁西安的，学校子弟说因为不习惯西北的生活，教授们每星期都要乘飞机飞回上海吃“本帮菜”，此事不论真假，相比之下还是咱北京人贴心，从王府井到东单北大街的上海饭馆近在咫尺，不必一周一次乘坐飞机就能解决水土不服和肠胃不适，省去了往返破费和舟车劳顿。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上海人大概习惯了北方的生活，后代们八成也一口“京片子”了。
王府井大街寸土寸金，是名副其实的“金街”。明朝时这里有十个王府，叫十王府街。明亡后荒芜，到清朝光绪年以后逐渐繁荣起来。1915年，北洋政府绘制《北京详图》时，就把这条街分成三段：北边是王府大街，中间是八面槽，南段因为有一眼甜水井故称王府井大街，后来，逐渐用王府井称呼整条街。几十年了，我还是习惯把东长安街到金鱼胡同西口这段叫王府井，就是现在只能步行禁止开车的那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