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颜超：怀念百岁人瑞杨敬年教授并重温他的自传《期颐述怀》
杨敬年先生是一位1948年6月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10月回到天津的海归。翌年1月，解放军胜利进入天津。天津市军管会任命杨 敬年先生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兼天津市财经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系并任系主任。然而好景不长，他成了接踵而来一场又一场政治 运动的审查和批判对象。几年之后，如他在自传中所述，“1957年8月3日，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一年后南开大学处理右派时，张榜公布我是“极右分 子”，另案处理。随即于1958年8月7日由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管制三年，同时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与管制一并执行。…南开大学随即于9 月9日宣布对我执行管制，从9月份起每月发给生活费60元（我原支教授四级工资每月207元），在经济系资料室改造。”
对杨敬年先生，我有一件抹不掉的记忆。那是家母给我讲文革期间夜间有人敲门的旧事。来客是1957年被划为极右派和历史反革命份子的杨敬年教授。他 说白天出来若被人发现怕给被访人找麻烦，所以只好等到黑天来打扰。他对母亲说自己拿着助教的最低工资家里马上就要断粮，实在难以熬到月底。求母亲借给他几 块钱，等他发了工资立即奉还。
等到中国改革开放，杨敬年先生头顶上的右派和反革命帽子被摘掉，他又得以重温旧业，遂以杰出学者知名于世。他的回忆录《期颐述怀》公开出版发行，网 上还能见到许多介绍他的文章。然而如“历史的使用和滥用*”书中所说,“历史可以是有益的，它也可以是非常危险的”。又说，“作为一员法官，历史还削弱了 领导人是全知者的断言。独裁者，也许因为他们如此深知自己的谎言，通常意识到历史的力量。因此，他们试图重写、否认或掩盖过去。”。公开发行的《期颐述 怀》一书中删掉了敬年先生所写关于反右和文革的两个章节。其实这两段不长的文字一方面作了如实的记载，另一方面更因为是用经济学家特有的法眼观察和列出求 实数据的叙述，可谓难得的记述中国高等学校反右运动和文革冰山一角的珍贵史料。
在《期颐述怀》的《南开大学反右斗争全貌》一节中，杨先生引用了“中共南开大学委员会 <南开大学处理右派分子案例>，1958年1月25日”发表的原始文件［右派分子名单］。其中有T号者为党员，有○号者为团员，有△号者为民 主党派成员; 知名历史学家雷海宗，经济史学家傅筑夫，会计学家李宝震，语言学家邢公畹，经济地理学家鲍觉民等几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名也和敬年先生一起在此名单中赫 然在目！
敬年先生在他写的书中问道：“我为什么被划为右派”？
“官方认为，我之所以应当划为右派，是因为我有五条主要的右派言行，请看下面的原始文件（出处同上）。
杨敬年：男，49岁，湖南省岳阳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教师，1957年入九三学社，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极右分子。
解放前参加了三青团、国民党、复兴社，曾在伪中训团第30期受训。在其留学英国期间曾任伪“留英中国同学会”主席，冒中国代表之名参加过世界学联，曾二度见特务头子康泽，肃反运动中被审查。
一、主要右派言行：
1．参加以九三学社经济系小组成员为主的右派集团，并为积极活动的骨干分子，在他的倡议下，该右派集团召开了两次秘密会议，会上讨论了参加经济系6月8日小组会的名单，并决定了攻击目标及发言次序等。
2．呜放期间到处拉人并进行煽风点火活动，对杨曾武说：‘何启拔、钱秀娥所以敢那样闹（指何、钱与杨曾武闹意见），都是滕维藻在背后支持。’ 对陈炳富说：‘经济系的主要矛盾在于滕维藻小集团’。
3．他认为‘主客观形势要易位，滕派（指滕维藻同志）要下台’。并说‘过去经济系的问题都应由滕维藻负责’。表示要干到底，不成大家走。他说‘我们在南开已经糟透了，这次要好好搞一下’。又说‘以后不改变领导，工作是搞不好的’。
4．曾和右派分子刘君煌商谈他们得逞后的经济研究所的人事安排。
5．声称要翻肃反的案，并要求“一定要搞到大礼堂去平反”。
二、反右斗争开始后的态度：
反右斗争之始不老实交代，将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说是“给党提意见”。经过斗争基本交待了问题。
三、处理意见：
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若不愿意则自谋生活。”
杨先生在书中申辩说：
“上面五条，果真是我自己的言行么？我实在不敢相信，然而自有妙法，使你不但相信，而且公开承认这的的确确是我自己的言行，而且心甘情愿地接受因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这个办法就是开群众批斗会。
批斗会的要旨是，只许群众批斗你，绝对不给你发言权，去为自己辩护。请看，与会者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争先恐后地发言，罗织诬陷，深文周纳，无 所不用其极。其言词之恶毒和尖锐，如新发于铏的利刃，直刺你的胸廓。由于这些诬蔑不实之辞，使你首而感到与事实不符，十分委屈；继而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 侮辱，非常愤慨。在四面楚歌之中，而你又终究无法为自己辩护时，你会感到好比踽踽独行于广漠无垠的沙漠之中，无人可以对你伸出援助之手。最后你不能不考 虑，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这不外两条路：你是要死还是要活。你完全有死的自由，因为此时并没有拘禁你。有些人走了这条路，然而，正如司马迁所说，你死了 “若九牛之一毛，与蝼螘何异？”（报任安书）况且还有几顶大帽子正在等着你：‘畏罪自杀’，‘死不悔改’，‘自绝于人民’。死了不但自己要背恶名，还要祸 及家庭成员。要活，就只有屈服，接受对你的一切指控。”
再看文化革命期间他的遭遇：
“组织上一开头就指出，要丁洪范、林和成和我三人‘在运动中受到教育，结合自己的问题，深入认罪’。这明示，我们是已经斗倒斗臭的人，现在是‘深 入’认罪的时候》。接着，《党派了专人（路梦月、杨玉川）来领导我们三人学习，看大字报。我于1966年7月16日写出了第一次思想汇报，以后陆续写，保 存下来的共达160余份，…”。
他在书中记述了自己在“文革”中接受“改造”和群众监督的经历:
“自1966年8月8日开始劳动改造，至1967年11月1日回经济系，共计劳动一年零三个月。先在校内及农场拔草，后到基建工地劳动。
8月16日，我昨天的思想汇报写得很不好，不符合领导的要求，今天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领导指出，汇报要写劳动一天的思想活动情况，结合交代自己的问题。
8月19日，晚参加何锡龄、娄平、吴大任、姚惠敏批斗大会，晚一时半散。有人揭发，孟宪扬怕挂牌子，两次上厕所时，一次摘下，一次用外衣遮住。我们 每天劳动，都要挂上牌子，例如我背上就挂着‘摘帽右派，历史反革命分子杨敬年’的牌子，好让群众看了耻笑，唾骂，小孩子甚至掷石子，这叫群众专政。
8月23日，整天劳动两周，和小朋友们接触的机会很多。在路上，偶尔有小朋友拦路来问，：‘你是牛鬼蛇神吗？’我回答说，‘是的’。我的同屋蒋哲时 和刘珺珺（此时他们和我同住公寓楼15号）的儿子蒋效东才三岁多，一天他同阿姨一道看见我劳动，我回家后他问我，‘你今天当坏蛋了吗？’ 我说‘当了’。他又问，‘你明天还去作牛鬼蛇神吗？’ 我说‘还要去的’。有一次一位小朋友对我说：‘你是个反革命分子，你一定也有子女吧？我们的同学，要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反革命分子，他会是多么难 过。’”
敬年先生不仅受到人格侮辱，还经历了珍藏书籍被没收和工资收入降到难以维持生活的煎熬:
“我的五百多本外文书被全部抄走了，同学们用了三辆排子车装着，临走还在楼下高呼，‘杨敬年，这些都是你剥削来的。’ 屋内屋外帖满了标语。
我从1958年9月支生活费以来，家用全靠变卖衣物书籍及向亲友借款来维持。我的妻子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我的女儿还在上大学，要到1960年夏 才毕业。我的一个内姪女于1957年初来投靠我们，此时还在上初中，也要等1960年才毕业。我的儿媳带着我的孙子住沧县娘家，每月也等我们接济。等到拿 英文书去卖时，劝业场内天祥市场的旧书店老板说，你有多少我都要，五毛钱一本，我没有舍得卖，所以保留至今。阁楼上还剩十来本小书，工宣队进校后也取走 了。我最爱书，在牛津时三天两头跑书店，买到一本好书便欣喜若狂。后来何廉寄我的旅费美金500元，我都用来买了新书（庚款提供归国旅费）。我还把打字机 卖了，用来买书，因为打字机在国内能买到，而书则不是有了钱就可买到的。”
到了文革末期，敬年先生遭遇亲人病危和病故的灾祸更是雪上加霜。1974年他夫人患脑溢血。在医院经过九天九晚抢救夺回一条生命，但是左半身全部瘫 痪，不能动弹。两年后地震，敬年先生陪着夫人无法下楼，只好做同归于尽的准备。敬年先生的独子杨修慧于1974年9月到天津侍候瘫痪的母亲。在文革动乱的 环境中没能受到需要的诊治，于两年后急病去世，年仅50岁。
最大的奇迹是敬年先生坚强地度过了所有这些凡人难以经受的煎熬，1979年3 月28日他终于得到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1980年，他被诬陷为“反革命份子”的结论得以推翻。杨老的“历史问题”大抵从1932年考上中央政治学校大 学部行政系开始。其实他选择去那里读书只是因为出身贫困，在那里上学4年不用自己交学费。
对于过去的遭遇杨老深有感慨地写道：“二十多年中我身处逆境，但这对我也并不是一件完全不好的事情。逆境可以予人一种锻炼，一种刺激。” 他不顾年迈，奋起弥补为治学所失去的宝贵光阴，74岁时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86岁时才从讲台上退休。他88岁时写出《人性谈》一书，90岁时翻译亚 当·斯密的《国富论》，100岁时发表自传《期颐述怀》。我接到这部自传的电子稿读后深受感动，发电子邮件给敬年先生。现将我的信和他的回复一并抄录于 下：
杨老伯，您好！
前几天收到由妹妹通过email转寄来的您写的自传《期颐述怀》，立即开始阅读。那里有许多珍贵的史料，也蕴含有太多的人生道理，简直是一本人生和治学的百科全书。同时我也感佩您作为经济学家的严谨的写作风格。许多地方我还需要重读，仔细消化。
念着您的书，也把我带回到自己的童年，少年，成年时光。我第一次见您是天津解放前夕父亲带我到住在东院的一位教授家做客。我印象之中，您那时是位踌 躇满志，高谈阔论的学者。第二次见您是父亲带我去您家拜访，那时我已经上高中。那次与您和杨伯母施礼后，为了不影响大人谈话，由杨明漪招呼我到另外房间小 坐，我们说说各自学校的情况，等着父亲带我回家。后来父亲过世，杨老伯也不幸身负恶名。您的同事，朋友避之若浼，您的工资又被减到最低，其艰难窘迫境地可 想而知。杨老伯有时来家看望家母，她也常和我提起世间对您的不公平对待。到了80年代，杨老伯重见天日，母亲带我到您家拜访。当时杨伯母尚健在，儿媳守护 左右，一家人其乐融融，我们母子俩真为您们一家的翻身感到由衷的高兴。后来我出国前，大姐陪我去看您，聆听您的教诲，虽然20多年过去，仍然恍如昨日。
我1965年曾由学校派出参加北京房山四清，与社科院经济所混合编队。那时我27岁，在队里年龄最小。一起劳动歇息时，总要向社科院三四十岁的老大 哥们提出种种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幼稚的问题请教。他们的片断解说，给予我以启蒙，激发了我日后自学社会科学书籍的兴趣。如今，当年最喜欢给我讲故事的何振 一先生早已是财经名家，却也已到耄耋之年。鼓吹“修正主义”的经济学家孙冶方也早已辞世。我前几年在华盛顿郊区的一家大书店中无意中发现一本”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那本书仅用了700多页浓缩了罗素浩繁著述的精华。我当时捧着这本书读下去，不觉已经在书店呆了4个多钟头。将书买回家，又继续地读。 我只能感叹，此类书籍相见恨晚。如今自己也已年近古稀，记忆力大不如前，只能加倍努力学习，补上以前的缺课。那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写于1900年代初。 由此也想到您那一代人的环境，可以无拘束地思考，选书，交友。体会到为什麽您那一代人能出现那末多思想活跃而有独创的学者。
您用自己“艰苦磨炼的三十年”给我们后人树立了做人立家的楷模。我每想到您的榜样就给自己增添了珍惜光阴，努力学习的鞭策力量。我这前半生虽然尽 力，却因环境和政治条件所限，没能在所学“尖端”专业有所发展。及至知天命年，为让后代不再重演父辈和自己年轻时经历的一段历史，才最后决定将全家移居海 外。我所在的瑞士小国，历史上就是山民的天地。与国内相比，这里简直是一片文化沙漠。但这里人人热爱和珍惜大自然，大自然回馈以清新的空气和清澈的水；人 人不忘和珍惜历史上反抗邻国暴君争来的对个体尊严的保护，老百姓安居乐业无以为争。能在这种环境里自由的阅读自己选择的书籍和媒体，也许可算是对我远离祖 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一点补偿。
还有很多要说的话，不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遥祝您身体康健，寿比南山。请代向杨明漪全家和您的儿媳，孙子一并问好！
颜超 敬上
2007，8月于瑞士苏黎世。
复颜超
颜超贤姪
多年阔别，想念为劳。顷奉惠书，十分欣慰。拙作承蒙奖饰，益增汗颜。我与令尊大人相识较晚，但声气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先生遭时不吉，身后寂寞，每一念 及，辄深悲愤。我出身贫寒，全仗投考公费，始得完成学业，实受中国劳动人民之赐。因思图报，自苦无门，草草一生，愧对故旧。贤姪早岁学问事业卓然有成，中 年移居苏黎世，湖光山色，足慰平生，实属智举。闻子女在美欧多有建树，为中华民族增光。贤姪年届古稀，望多珍卫。学海沉潜，定有巨著问世。临颖神驰，不尽 依依。敬祝
全家平安。
杨敬年
2007年8月26日
我了解在国内访问境外网站不甚便利，此后几年中若见到国外互联网上有关经济的权威性报告，我就下载通过电邮寄给敬年先生参考。每逢年底我都会与电子 贺卡一起将自己一年来的经历要闻向他报告，问候新年。他每次收信后都给我回信，也有时由他的孙子杨华代笔。到了2016年我见“中国青年报”报导中写 道，7月29日上午经济学家常修泽探望杨先生时“在他的记忆中，杨先生那天精神矍烁，头脑清晰，声音洪亮。先生谈历史，谈人生，谈读书，谈写作，谈获牛津 大学的荣誉称号，谈9月将举行的一场学术会议，充满活力，充满激情”。可到了9月初有如晴天霹雳，我接到敬年老辞世的噩耗。听说他去世前头脑很清楚，那天 半夜去厕所没叫护工，自己行走不幸摔倒在地。他虽然是国宝级专家，却没能像中央级别的高级干部那样得到公家安排的24小时专业看护。仅因为这短短几分钟没 人照顾而使这位辛勤无私奉献的老教育家永远离开我们，怎能让人不痛心啊！
先生在一个学人最能出成果，从四十岁出头到72岁之间的大好时光被迫中道而廢。而等到1983年首次招收博士研究生时，规定博士导师最高年龄不得超 过70岁。已经75岁的敬年老先生报上了材料没有获得批准。尽管他是牛津大学博士和资深教授，也只能有资格作硕士生导师。他并不计较这种常人难以接受的对 待，心中只想研究如何培养出高质量人才。他还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1986年第2期发表了《如何指导硕士研究生学习》一文，总结自己在这方面的经 验。从1981年起到1994年他一共培养研究生20名，在他的自传中还认真地记下了他们的姓名（括号中是毕业年份）：邹玲、牛春凯（1984），陆永 华、王月（1985），于鹢、魏强、王燕然（1986），张晓敏、马荷芳、郭育清、伍星都（1989），张露、刘春玲（1990），毕翔、黄琦、张珞 （1991），孟庆新（1992），盛况（1993），王志宏（1994），周红磊（1994去美国深造）。这简短的名单里蕴含着他对待教学工作何等的良 工心苦，呈现出他只求作一名润物无声平凡教师何等博大的胸怀！虽然作为经济学家的杨敬年先生到72岁才获得正常工作的权力，他不像常人那样开始算计如何安 度余年，却认为“这正是夕阳无限好的时候。是人生绝妙的时光。你已经摆脱了沉重的工作压力，你已经超脱了一切俗务的纷扰，你应当珍惜这段稍纵即逝的难得的 时光。” 此后他又继续劳累了十几年，写作，翻译，教学作出了惊人的成绩！
2016年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授予杨敬年教授荣誉院士称号。当年12月出版的该校杂志《鹈鹕报告（The Pelican Report）》第<LII>卷登载此授奖称：“杨敬年教授的终生是这样一个真正鼓舞人心的故事：勇气，经历巨大苦难，忠于家庭和基本人类价 值，对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主义以及对学术和教学堅持不懈的奉献。（Professor Jingnian Yang whose life was a truly inspiring story of courage, enormous hardship, loyalty to family and basic human values,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lism and sustained commitment to scholarship and teaching.）” 这不正是对这位百岁人瑞一生最好的总结和公正的评价吗！
*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 Margaret Macmillan, Random House, 2009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四二三期（cm1807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