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公共电车无声地掠过日内瓦街头，静谧的街角，一个候车亭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年妇女。我只是余光一瞥便立刻痴迷了：垂肩白发一丝不苟，略显蓬松；身穿米黄色短风衣，不胖不瘦，腰板挺得笔直，微微侧身，臂弯挎着浅黄小皮包，两手交叠手心向下放置腿上，修长的小腿裹着丝袜，并拢着略偏向左边，由于一闪而过，没有看见穿什么鞋，但在明媚阳光照耀下，白皙的面庞，平视的目光，安祥的神态，透着圣洁，状极优雅。她不像等车，倒像是在会客厅中倾听谈话，周围并无人行走站立，完全可以放松些，不必保持晚宴礼宾仪态，但是她绝无作秀给人看的意思，可能出于习惯，呈现出本能的自然状态，就在我可视的短时间内始终一动不动毫不改变，像一尊希腊罗马雕像。这个形象深深打动了我，刻在心上，循环回放，反复品味，久久不能忘怀，这就是文明的魅力。瑞士人不可能都是这样，但我相信其比例会较亚洲和美国高些。美国人在这方面很少约束自己，即使在办公室，常见的坐姿也是半躺靠背椅上，双脚交叉翘到桌子上。国人就更别提了，大庭广众之下半蹲全蹲功夫了得，是地球人都熟悉得不要不要的姿势。
日内瓦，清晨，太阳还没有从楼群背后显露光芒，只有我和太太在公共汽车站等车。一个衣着、神态都很正常的年轻白人小伙子走过候车亭，看了我们一眼，立刻露出友善的笑容，用生硬的英语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然后近前主动表演起武术动作，嘴里一个劲问，动作对吗？演到激情处，甚至贴身与我比划。我有点奇怪，觉得小伙子热情得过分。小伙子大概觉察出我的情绪，转身准备走开。刚走了两三步，又回头问我们是中国什么地方人。他露出了更加灿烂的笑容，上来与我拥抱，再次演示起他学到的“中国功夫”。突然，一位走向车站的瘦弱黑人小伙大声叫起来，他表情激愤，用法语斥责白人小伙。后者翻着白眼，悻悻地塞给我一件东西，转身离开。我一看，竟是我的手机！我靠，这家伙是小偷！我说怎么行为古怪。只是看他笑脸殷勤，生怕冷了一颗渴望友好的心。我在与他接触中也曾闪过一丝怀疑，但最坏的估计就是个同性恋之类，所以没有做出婉拒或防范的表示，结果着了贼道。对他怎样从紧绷身上的牛仔裤兜里把手机偷出来，我居然毫无感觉。也是昏了头，怎么就把老祖宗的“无事殷勤，非奸即盗”的教训忘在脑后了！我敬佩黑人小伙的正义勇敢，也感慨于小偷的淡定从容。如果是国人窃贼，一定拔腿就跑，追得急了，可能会把手机狠狠摔在地上。得不到，谁也别想好！而美国很少小偷，大多是持械硬抢，不舍财，那就给你身上添俩窟窿。一对比，似乎这里的小偷也披上了一层文明的色彩。因为黑人小伙出现，整个盗窃过程就像是一次无伤大雅的玩笑。我们谢过黑人小伙，小伙说，那是中东难民。我看着模样像东欧人。一位久居日内瓦的朋友告诉我，以前，日内瓦的治安非常好。近些年东欧人来得较多，偷盗时有发生。好在他们在作案时，只求财，不伤人。瑞士的法律制不了，警察逮住后，只能礼送出境。由于欧盟国家边界开放，这些人不久又可以重返，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些小偷喜欢找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下手。在旅游热门景点蒙楚的西庸古堡有一块写着汉字“小心扒手”的牌子，足见小偷的厉害。人说，瑞士还好，法国和意大利更为严峻。
五
与周边爆发过大革命的法国、产生纳粹的德国和涌现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相比，瑞士人平和多了，他们没有征服世界的兴趣，没有热血沸腾的情怀，能够在群山环抱的平静湖滨悠闲度日，是最大幸福。有人说，瑞士人信奉“休息是最重要的权利”。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瑞士人不争的国民性是其国实行“中立”国策的基础。虽说瑞士人在一战二战中并非完美遵守中立，但他们能够检讨自己，承认错误。
也许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诞生让·亨利·杜南这样的人物。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遵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条，对无论什么人都一视同仁。父亲积极帮助孤儿和被释放的罪犯，母亲则为病人和穷人提供服务。杜南青少年时，学业不佳，但他继承了父母好善乐施、扶困济贫的品质，当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弱势群体悲惨的无助困境，便开始设想并积极促成中立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创立（1863年），次年发布的《日内瓦公约》也以其思想为蓝本。这部公约以后被不断修订完善，成为战争中救助伤病员、保护俘虏、平民的护身符，它使人道主义得以发扬光大，提升了人类的文明水准。杜南终身未婚，半生贫困。死后，骨灰埋在苏黎世，墓碑无字，只有一幅大理石浮雕：一个救护者跪在一位垂死人之旁，喂他救命的甘泉。三十八年后，国际红十字会把杜南的生日5月8日定为“世界红十字日”。瑞士引以为骄傲的是，红十字会的旗帜是瑞士国旗的颜色反转。看到红十字会旗，不但让人感受到人道主义的温度，还能想起“红十字会之父”的祖国。
六
法国和意大利的教堂大多装饰豪华，内部金碧辉煌，外部雕刻精美。你可以夸充满艺术气息，也可以说散发着奢靡腐朽味道。
瑞士的教堂建造起来也是颇费时日，很多都耗时百年以上，如伯尔尼大教堂用了一个世纪、洛迦诺的圣法兰西教堂建了二百多年，但是走进去就会被其简朴的风格震惊了：几乎没有大片的壁画，惊艳的雕刻，炫目的金银装饰。
日内瓦的圣皮埃尔大教堂是在罗马教堂的基础上用近百年的时间建立的。早年罗马教堂的豪华马赛克彩色地面仍然残留在教堂地基下的遗址中，
而圣皮埃尔教堂内部一反旧传统，不再靠整容，改为素面示人。也许正是这种简朴符合新教的主张，所以三百年后，新教的领军人物约翰·加尔文把这里作为宣传基地，反对奢靡腐败的罗马教会，赢得了纷纷逃离宗教迫害从欧洲其他地区跑到日内瓦的难民的支持，那时圣皮埃尔大教堂气势如虹，与罗马教廷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
圣皮埃尔教堂至今保存着加尔文传教时坐过的椅子，摆放在前面讲坛左边石柱旁，很不起眼。多数游客路过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或者看到了也不屑一顾，它实在太普通，甚至在一些人看来颇为寒酸。然而，曾经坐在上面的加尔文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浪潮中，成为与德国的路德、苏黎世的茨温利并列的领袖。
一般的游客应该会更加喜欢观赏法、意、西班牙等地的教堂，装饰考究，更有看头。然而外表的华丽怎能敌过内在的丰沛精神？我对新教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正是逃到北美的新教徒们创立了一个伟大的民主自由国家。如果你熟悉美国的教堂，一定会发现跟瑞士教堂的相似处，那是新教精神的传承。
瑞士新教的另一个人物，日内瓦圣维克多修道院长佛朗索瓦·博尼瓦，因支持地方独立，被萨沃伊公爵逮捕，关在蒙楚的西庸古堡地下监狱。
在六年的监禁中，亲眼目睹了亲人惨死身边。后世英国诗人拜伦参观后，感慨系之，创作了著名的《西庸囚徒》长诗，愤怒抨击了残暴的封建专制，歌颂了博尼瓦“面对迫害狂反而傲岸”的坚强不屈。铁链捆绑的伤痕伴随了博尼瓦的一生，诗人带给西庸古堡的旅游热也持续百年，但是有多少人能真正体会到博尼瓦的痛苦，感受到他信仰的力量与意志的坚强？
西方看重“愤怒出诗人”（古罗马诗人尤维利斯语），拜伦的《西庸囚徒》是其代表之一，它果然也是首先感动了西方人，刺激了旅游。而中国人则是忧伤哀怨出诗人，《离骚》是其代表之一。清代赵翼“国家不幸诗家幸”也不是强调愤怒，还是挽歌悲曲，激烈点的也是含蓄暗讽。现在又把诗歌浪漫化，和远方连在一起，成为年轻人的理想之一。这是文化的差别，还是文明的不同？我不是说诗必须表达愤怒，但没有愤怒，诗家的灵魂就死了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