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夏天最后的玫瑰
唐大一同Jane的婚事，终于提上日程，他们想在九月到十月之间结婚。他们准备好好操办一下，第一，要有一处房子，无论是买房子还是租房子，总之不能在埃姆赫尔斯特的阁楼里住下去；第二，要举行一个像样的婚礼（Jane坚持在教堂结婚，以表郑重）；第三，能请来的亲戚朋友都要请到。大一的父母不在了，他打算把定居在山东青岛的妹妹请来，他和妹妹15年不曾见面。Jane的亲人除了琼斯太太、丰二小姐，就是台湾的哥哥。在这一个月内，除了策划“兰亭行动”，他们俩就是准备结婚，发邀请函，买东西，看房子。这个月还有一个节目，就是纽约网球公开赛。赛场在埃姆赫尔斯特和法拉盛之间的纽约网球场。去网球场的那天，大一穿一件大花圆领衫，肥大的方格布短裤，戴一副深蓝色雷朋墨镜；Jane则是露肚皮的红背心，超短裙，白色软帽，一大串珍珠项链。他们俩就像一对在佛罗里达或者地中海灿烂的阳光下度假的百万富翁。Jane恢复了过去在Beech街的心态，动不动来点儿小脾气，大一呢，比过去更听话了。他们看了法拉盛的房子，埃姆赫尔斯特的房子，布鲁克林的房子，布朗克斯的房子。除了曼哈顿，整个纽约跑遍了。他们没有去曼哈顿看房子，曼哈顿的房子，谁买得起呢？想住曼哈顿，只有一种可能，即琼斯太太一旦故世，把上东区的房子留给Jane。琼斯太太的那一套公寓，大小十几间，不要值几百万吗？
“琼斯太太说，她死后财产统统送给教会，谁也得不到！”
Jane是这样对唐大一说的。她这话的弦外之音，即是告诉大一，甭指望将来有什么便宜可占！
大一和Jane白天看房子，晚上回来向我描述，听我的主意。我不希望他们去布鲁克林，因为我要在鹊来登酒店上班，他们这一搬家，可就离得远了，就像在北京，从中关村到大北窑那么远。可是Jane不喜欢法拉盛，一是Beech的劫难使人难以忘怀，二是Jane讨厌中国人的世界，将来有了孩子，也不上中国人办的幼稚园和学校。在令人沮丧的“兰亭行动”之后，Jane搬到玫瑰街来。大一请人在阁楼的中央用石膏板拉了一道隔墙，安了一个门，临时处置一下。“你叫奚儿也搬来吧。”大一这样说。“奚儿还生我的气呢！再说她在布鲁克林上班。”这样的环境，能叫奚儿来吗？在八月最炎热的日子里，睡在阁楼上简直就是煎熬！菲茨杰拉德这样描写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夏日几乎要终结，然而这也无疑是夏天中最热的一天。当我乘的火车从地道钻出驶进阳光里时，只有全国饼干公司热辣辣的汽笛打破了中午闷热的静寂。客车里的草椅垫热得简直要着火。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人起先很斯文地让汗水渗透衬衣，后来，她的报纸在她手指下面也变潮时，她长叹一声，在酷热中颓然地往后一倒，钱包啪的一声掉到地下。”80年前是这样，如今也不差，又有什么“厄尔尼诺现象”，地球比几十年前变暖变热了。当年菲茨杰拉德乘长岛到纽约的火车，如今这火车还在运行，在法拉盛商业区，长岛火车每天一早一晚在高架铁路上驶过。在阁楼上，新立的隔断只一人高，上面空出半截，不怎么好使的空调机还是被隔在了大一的一侧。每天晚上有三种声音难以忍受：一种声音细如抽丝，那是蚊子的飞翔；第二种声音震天动地，那是大一的鼾声；第三种声音惊心动魄，那是Jane的叫床声，使你想到亚当和夏娃当年的勇敢和一往无前。
唐大一和Jane最后看上布朗克斯的一处房子，在纽约动物园附近。布朗克斯是纽约最北边一个区，离开皇后区不算远。那天大一领我去，一幢灰白色的house，两层带阁楼，比Beech街的那一幢大些，格局也好。离海边五六百米的样子。那里不知是河口还是海湾，总之那一带到处是水，就像中国江南的水网地区，再加上一排排高大的山毛榉，别有一种风情。房主要38万，一次付清。也算差强人意，大一签了合同。孔子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大一打算当“智者”好多赚钱。我去布朗克斯的时候，房子正在装修，两个波多黎各人在乒乒乓乓地敲打，翻修房顶和更换地板。再加上添置家具和一应物品，大一还要花五万。好在他的古董生意颇有起色，玫瑰街地下室的古董卖掉了一半，并且不断有新货进来。他已是这种生意的行家里手。按说大一并不是长于算计的人，但是中国人无论如何比洋人强，除了犹太人，谁又能算计过中国人呢？
八月底，大一和Jane在法拉盛国宾楼请客，算是两人的订亲饭。请的人有大一做生意的朋友和旧时的同学，Jane的朋友。两家的亲戚都不能到场，大一的亲戚在大陆，Jane的哥哥在台湾，而琼斯太太在西部仍然没有回来——她如果在纽约，也不会出席的。大一买来请帖，一一写好，或投递，或分送到客人的手中。当然，这些请帖中有一张是给祖慧的。他送请帖到“华星文化中心”，那里的英小姐说，阿慧到台湾去了，一个月以后回来。
这一天Jane到她的朋友那里送请帖，回到玫瑰街说道：
“龙，告诉你一个新闻：丰二小姐进医院了。”
“丰二小姐有先天性心脏病啊！”我说道。
“不对，她是被祖慧气的。”
“啊？”
“丰二小姐输了——祖慧这次去台湾，是去结婚的，龙，你知道吗？”
“你听谁说的？”大一坐在一旁，一副幸灾乐祸的神情。“啊，名花有主。龙，你被蒙在鼓里吗？”
我感到脸上发烧，呼吸加快，内心的激动是无法抑制的。我和阿慧的恋情，就像一个身患绝症的亲人，早知他必死无疑，可是噩耗传来，仍是难忍的悲痛。我长出一口气，站起来说道：
“No，阿慧和我打了招呼。阿慧是大气的女人，不干偷偷摸摸的事。”
“看，看，还替人家说话呢！”
“我也有一个可靠消息，你们不知道呢。阿慧要嫁的男人，叫童寄洲，是台湾的立法委员。Jane，他和你有关系呢！”
唐大一吃惊不小。
“你们知道童光伦吗？就是琼斯太太的丈夫，做过国民党的上海副市长，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童寄洲是童光伦的侄子，Jane，你们是一家人，他比你长一辈呢！”
唐大一哈哈大笑：
“天下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
大一和Jane请客的这一天，在法拉盛停车场旁边的国宾楼，一共摆五桌：两桌是做古董生意的朋友，以“程司令”为首；一桌是Jane的朋友，三个女孩，两个画家和一个画廊老板；一桌是洋人朋友，有大一在伯克利分校读硕士的同学，有Beech街的邻居（他们夫妇是犹太人，他们家院子里有一棵金黄叶子的橄榄树），还有老而结实的科斯塔太太；最后一桌是我和奚儿、琪琪、雪、大方、杰、二田一家。大一到摄制组去过两回，因此叫我把摄制组的人全请来。
另一个发了请帖没有出席的是欧大律师，大一把请帖寄到China Town的“欧伟仁律师楼”，不知是他没有收到，还是他的业务太忙，脱不开身。奚儿说，她曾经到过欧伟仁律师楼，想咨询转变“学生身份”的事。律师楼的等候厅坐了满满的人，都是来自福建浙江的农民，男男女女，说着旁人听不懂的方言，登记表也不会填，一看就是偷渡来的。他们唯一使身份合法化的途径，是请律师为他们申请“政治避难”，而他们遭受“政治迫害”的唯一“证据”，就是因为“超生”而被中国政府罚款、关押和“强迫流产”。这些可笑的故事便成了欧大律师的生财之道，因之，在纽约的华人社会里，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欧大律师声名远播，无人不晓。
餐厅里贴一张大大的喜字，还有客人送来的一篮篮玫瑰花——这是夏天最后的玫瑰。Jane恢复了淑女打扮，她居然把红头发染黑——我从没见过她一头黑发，这应是她的本色，却是染成的！如今流行将头发染来染去，将来也许流行将皮肤染来染去呢。Jane的红黑色晚礼服是从香奈儿专卖店买的，花了三千元。唐大一西装笔挺，满面春风。在众人的欢笑声中，唐大一将Jane横身一抱，来一个探戈舞式的亲吻，萧洒之至！
奚儿和琪琪一起来的，奚儿穿一条苏格兰方格布的连衣裙，挺着紧繃繃的小乳房。20天以前自从奚儿气跑了之后，我和她没有单独在一起。“兰亭行动”她去勾引Timitri，把那个坏小子带到China Town。徒劳一场之后，我打电话叫她到玫瑰街吃晚饭，她不去。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去看纽约网球公开赛，请她，她来了。那天在中央球场看辛吉斯的比赛，晒得身上冒油。看完网球，大一说到埃姆赫尔斯特吃饭，她说有事，跑了。Jane拉也没拉住。“这个奚儿，怎么还生气呀？”Jane这样说。“哪儿有这么大的气！她是等龙向她求婚呢！”大一说道。
国宾楼的晚宴，奚儿恢复了常态。她和琪琪、雪三个人凑在一处，大说大笑，喝了不少酒。晚宴以后，从餐厅出来，奚儿和琪琪手拉手。奚儿的脸是白的，琪琪的脸是红的。琪琪说道：
“龙哥，跟我们走！”
“跟你们去哪儿？”
“你问谁呀！”
我们上地铁，绕曼哈顿去布鲁克林。琪琪一路上说她服装公司的事儿。我这才知道，奚儿每个星期到琪琪的公司做试衣模特儿，每次四个小时，有150元的收入——一个月有六七百元。这个“第二职业”当然是琪琪介绍的，“我的韩国老板一眼看中了奚儿，还要聘她当小秘呢！”琪琪这样说道，递给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地铁到了Grand Army，琪琪跳起来说“二位晚安”，下了车。我们又坐了几站，到了奚儿的诊所。上次来是7月4日，将近两个月了。安杰丽娜·朱丽的香水广告仍然立在街头，噘着世界上最性感的嘴。打篮球的斯普瑞威尔仍然在做运动鞋广告。天气变凉了，到了9月就是秋天了。
奚儿不说话，打开诊所的门。我随她走进诊所，走进她的小屋。小屋里只有一把椅子。
“请坐。”
“干嘛这么客气？”
奚儿甩掉鞋，屁股一扭坐在我身上，瞪着一双眼睛：
“你打算在美国呆多久？”
“签证是一年，到明年二月。”
“可以续签嘛。有丰二小姐，你在摄制组干下去么！”
“到一年再说吧。”
“你不喜欢纽约？”
“喜欢，但不是久留之地。我总要回去搞我的文学。”
奚儿把脸贴在我的胸脯上：
“回去就回去！有一件事儿你必须答应：在美国生个孩子，再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