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关于习的法学博士学位，闹得沸沸扬扬。对于这些争论，本人认为，我们应该弄清楚以下三点问题：
一、习的学识水平和学历资格能否得到博士学位的问题。这个问题，网友们论述得很多，引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清华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关于他的学术水平，这是论文答辩委员会专家考核的，特别是文科，是一门软性学科，我不好瞎说他够水平或者不够水平。关于他的学历资格，这是清华大学学位委员会的委员负责审核的事。如果严格按照这些规定执行，我同意他的博士学位的获得是有疑问的。
问题是，自从邓小平提出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后，组织部门在具体执行中，就把它细化为以年龄和学历划线。年龄是硬性的，一般人很难在此做文章。学历其实也是硬性的，是哪个学校毕业就是哪个学校毕业。但问题是中国有一个“文革”，十年整整耽误了一代人，这些人应该有重新学习的机会。于是电大、函授、夜大等“五大”生应运而生，他们在一边工作的同时，一边进行学习，获得了学历，满足了组织部门的学历要求。但随着具有大学学历的人数增多，组织部门对知识化的要求也就水涨船高，硕士、博士备受青睐，大学学历已很难入他们的法眼了。首先是不属于国民教育系列的党校系统，率先发展起来了在职研究生，授予了一批硕士和博士。随后其他国民教育系列的高等学校争相效尤，先后开展起了在职研究生教育系列，授予了大量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发展在职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思路是对的，但在中国这种社会，就很难做到不因此而降低要求。因此，大量的“五大”生和在职研究生，就被高校当成了一个创收项目，学校在这部分学生的文凭发放和学位授予上，实际上是采取放水态度的。这实际上有点类似方鸿渐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也就有了学生买和大学卖文凭的嫌疑。这就好像把二等品和次品当成正品一样，严重地扰乱了教育系统的评价系统。这也就是我们这些苦读十年寒窗获得的文凭掉价的原因所在。
这个问题不是个别学校的问题，而是整个教育系统的问题。而教育系统的问题，又是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的缩影。当然在是否追求这类学历和学位上，又因人的三观不同而不同，所谓清者自清。比如胡春华就没有去谋求这类东西，而很多好大喜功的人就去谋取了这些东西，来给自己镀金。所以，习的博士学位的获得，有习自身的问题，但更多的是整个系统、整个社会的问题。
二、习的博士学位是否属法学博士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今教育部）联合发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并于1997年发布了修改版（当然该目录2011年又做了更新），包括12大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12个，每大门类下设若干一级学科，如理学门类下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等12个一级学科。法学门类下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5个一级学科。习的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应该是一个二级级学科，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又归属于法学这个大的学科门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习如果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的话，不应该是哲学或经济学，而应该是授予法学博士。对此，我们应该不用置疑。
三、教育部现行的学科分类是否科学和合理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不科学和不合理的地方。正因为这些不足，网友们才对习的法学博士学位产生那么多质疑声。比如本科的哲学专业，学生授予的是哲学学士学位，可国际上通常是文学学位。比如党史专业，应该归属历史学这个一级学科，可现行学科分类就把它归为法学。所以这些拿着法学学位的党史专业的毕业生，其实离真正的法律是有很大距离的。
中国的学科分类，片面地强调了中国特色，就像阎锡山在山西设置的窄轨，自行独自设计一套。但既然作为学术，是要与国际交流的，这就必须采取国际通行的做法，就像我们的经济要加入WTO，与国际接轨一样。教育是我们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我恳切地希望，我们的教育部门放弃这些固步自封的做法，早日与国际教育接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真正“双一流”的大学，培养出世界强国所需要的人才，真正使我的国厉害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