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九）
自七六年以后，那些在七零年前后被公法单位判处的五至十年徒刑的罪犯相继回到了社会上，加之那些年在待业中不甘寂寞无所事事的待业青年中一部分步入歧途的年轻人在社会上为非作歹，偷盗抢劫等刑事案件较之文革前剧增。
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文化大量的流入到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古国时，“性”的文化以摧枯拉朽之势，势不可当地以百米竞赛的速度率先侵入到他们的心中。这些过去谈虎变色轻易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又无处不在、无时不谈、这人生来具有、不分贵贱、男女同欢、灭之不可、倡之遗祸的天性，一经与国际接轨，像久逢日晒的干柴，一下子熊熊燃烧起来。被禁锢起来的本性可有了释放的时机，男欢女爱的交媾在同学间，同事间，邻里间，社会上到处蔓延。更有甚者还在家中以舞会名义集体交媾。这当然只能是在大城市里那些高干子弟当中才有条件享受。一时间，神州大地各城市中“性”热翻腾。以为这才是西方的文明。
其实西方文化的精髓在于尊重人性，人权，是以人为本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国富民强。
但精神的文明是来自于物质文明的，一个吃穿饱暖还不能解决的民族哪儿里有普及避孕套儿的能力和精力呢？自古云“富贵不能淫”，更甭说我们现在还根本沾不上富的边，不过是在城市及一些地理条件较好的乡村有了致富的气象。这要是未富先淫起来那岂不是天下大乱？
“乱世用重典”，这个自古权大于法的国度，每当统治阶级感到危及自己政权要缓和内部矛盾时，便将危及转嫁给民间，大开杀戒。
又一次的运动开始了，这是自邓小平上台“拨乱反正”后中国又一次的“迫于形势”权大于法的公开乱法运动——“全国严厉打击一切刑事犯罪”，简称——严打。
这次严打是有指标的，就像每一个国民建设的五年计划似的，各省、市、地区、局、县、乡、镇、派出所都领有任务。是根据人口的比例分配规定抓捕的名额、判处徒刑的名额、判处死刑的名额。这时律师的职责和作用又没有了，大部分地区根本就不由法庭开庭审理了，直接在看守所里就接到了判决书。像广州这样的城市倒还履行一个法律程序的形式，但律师只是个附件。或者没有倒好，因为那时的律师还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只是这个社会为了从形式上建全司法制度的一个配套摆设。它必须紧跟、顺从执政者的意志与需要，否则饭碗就不保了。当律师为你辩护时你听起来倒像是起诉书，更可笑的是有的律师还会说出“鉴于我的当事人的严重罪行请法院给予严厉的制裁”等等。
对于劳改、劳教释放后重新犯罪的实施“严打”还情有可原，但也应该是在严格的法律条文规定下依照正常的司法程序而行。是老打常打坚持不懈的打，不分国度的打，任何时候的打。这“严”应体现在严格区分犯罪的性质，对社会的危害，造成的后果上。
对于所谓乱搞男女关系、宣传淫乱思想、群奸群宿、曲解性解放、无知地理解追随西方的人们，这“严打”实是不该的。这是一种“性”释放的尺度问题或者说是“性”观念和“性”道德问题。固然有些人放纵过渡，例如当时某军分区司令的两个子号称“二熊”的两兄弟。自恃是干部子弟，借着当时一些年轻姑娘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爱慕虚荣的心理玩弄了众多妇女。这和现在一些有钱人嫖妓，养二奶乱搞是一样的。现在你能把这些有钱人都拉出去枪毙了吗？抓都不抓，问也不问。可那时的“二熊”却被作为典型枪毙了。美其名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殊不知这王子只是个小人儿国里的王子，真正的王子们比起“二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谁又敢动呢？甭说王子，就是王孙儿，王侄儿，王女婿也没人敢碰他一根汗毛儿。更多的是那些绝大部分以强奸轮奸或群奸群宿之罪名被枪毙的人，有“二熊”十分之一的事实就不错。而强奸轮奸的定罪只是根据被抓到的女方说是自己不是自愿的就定下了这强奸罪。中国的女性从来在性爱时羞于开口，更何况是在公安局里，又有着坦白从宽，立功受奖，关系着人身自由，名誉扫地，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利害，她怎能不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呢？在查一下卷宗吧，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因强奸轮奸群奸群宿被判重刑以至枪毙的人犯都是同女方熟识亲近甚至是交友关系。有几个个案是路上拦截，肆闯民宅或违背女方意志使用暴力的呢？
实际上这严打变成了胡严乱打。致使几十、上百万犯有轻微罪行的人遭到了过重的处理，杀死了成千上万罪不致死或不属于犯罪行为的人。其实“性”既不能倡，更不能灭，这是一种天然的东西，要让它自生自灭。过去偷偷摸摸如今光天化日之下男女即可拉手、拥抱甚至接吻的自由应该让人们享受一下。新鲜感一过它就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礼节，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自然地被人们延用或抛弃了。试想假若政府允许在任何场合发生两性关系，又会有几个人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公共场合之中去做这男女交媾之事呢？如果有，那一定是精神不正常的人。
监仓里知道严打是从陆续不断、已经将监仓塞满的新抓进的人口中得知的，过去每天都又聊又唱的广州仔们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个个蔫头耷脑了。
一天晚上，这个仓的仓霸庄志伟让一个烂仔看着“蛇皮”（看守扒窗）。然后让另一个人踏在他的肩上，用人梯使上边的人伸手够到那风扇，将那风扇的护网边上的一根粗铁条抽了出来。然后他躲在了水泥墙后边的尿粪池那里使劲磨了起来。
前俩月，有一个叫冉国明的人从霍幼伟的监仓调到我们监仓来。他会英文，而且还有一本教科书。我便每天背起了英文单词，毫无目的，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最多时能背近三千个单词了，在以后蹉跎的时光里又全部忘掉。我对庄志伟的行动并没往心里去，仍旧埋头背我的单词。一会儿庄志伟让另一个人去磨，他从枕头下取出一把牙刷两支烟，从破棉被里揪出一撮棉絮，坐到了我身边。他向我笑笑，又从牛仔裤兜里掏出一小片碎瓷碗片，把棉絮递给我，又递我一支烟说：“吸支烟，聊聊天啦。”
我很奇怪，因为在这里整支的烟是大家轮流每人一口那样抽的，而且到我这儿时我一般都不抽，偶尔抽一口也是为了让他们不见外。我从不与他们聊天，一是他们说普通话很费劲，二我也觉得没什么可聊的。就是这俩月冉国明来了后和他还聊聊。我刚要推辞，庄志伟已经对着我手中的棉絮用瓷片去打牙刷把儿上镶着的火石了。卟，棉絮着了，我举到他面前让他先点，他立刻推回来让我点。眼看棉絮然完要烧手了，我赶快点着又让他也点上，手已隐隐作疼。他使劲地吸了一口，全部咽到了肚子里。看了看我又吸了一口从嘴中吐出再顺鼻子吸进，这才小声对我说：“北京仔，我虽然不知你是为什么进的广州监仓，但我看得出你是个老江湖。我跟你直言，我们准备跑，只要你和我们一起跑，我包你出去的活路。怎么样？”他俩眼紧紧地盯着我。
“我不跑，不过我绝不坏你们的事。但我提醒你一点，这里很难跑成功，现在已严打，跑不成就可能判死刑。你要想好啊，这监仓里有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报告可就死定了。”我原想告诉他有一个人很可能会报告，但我忽然想到这样说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就改了口。我指的这个人就是总挨着门睡觉那个三十多岁的人，因为我曾看到过他从门底下的缝隙中往外递过小纸条，那当然是递给看守的。
“那好，只要你不报告就行。”庄志伟又跑到粪便池那里去了。这时他们已是两个人同时干，一个不停地往墙角浇水，一个用磨尖的铁条拼命地抠着水泥墙面。他们一共六个人轮班不停地干着。
说心里话我何尝不想跑呢？这正是我早已决定的了。但我深知这里是很难跑成的，首先这水泥墙面靠这根小铁条抠开，找到砖缝后再将砖头一块块抠下来就需相当时间，而且这墙我估计是五零墙。当然只要第一块抠开，后面的就好办了，可这第一块要用多长时间啊！况且就算挖通后，与这墙平行三十米拐角处就是岗楼，慌乱中谁能保证这些人能沉着无声依次钻出呢？一旦今晚不能走，夜长梦多，白天那个挨着门睡觉的人就很可能公开报告了。不管怎样，要是他们能今晚挖通我就跑。希望不大，我为他们捏着一把汗。我心里太清楚了，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为了能使他们起码在今夜能安全地全力拚挖，我不背单词了。我躺在最靠门边上睡觉的那人身边，与他聊起了天。他一开始还以为我是真的与他聊聊，后来他明白了，似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心不在焉地应付着我。我却不断用新的话题一刻不放地纠缠着他，使他无法行事。
沙沙沙，他们一刻不停地努力着------好，抠开第一块砖啦！然而我看到此时天已蒙蒙亮了，时间不够了。完了，这些广州仔是死定了。
天色大亮，墙上的砖只下来三块。还没看到外边的光亮，墙果然是五零的。门外已传来邻仓早上到小院中放风的声响，庄志伟急忙将抠下的砖和水泥碎渣儿胡撸到墙脚，然后用一条线毯沾湿后盖在了上面。他似乎已感觉到了不妙，眉头紧蹙，额头上罩着一层重重的黑晕。
门开了，该我们仓放风。庄志伟走在最后一个，出门时还回头向粪便池那儿看了一眼。我们刚在小院站好，一个看守带着一个工人拎着喷药器进了我们监仓。
“洞，有人在这里挖墙洞！”一声大吼从仓里传出，哐啷一声铁门大开，跑进一群警察。
“全部蹲下，两手抱头！”
唰，全监仓的人蹲了下来，双手抱在了头上。庄志伟的身子在微微颤抖。
“三分钟，只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自动地举手走出来！”看守长喝道。
庄志伟第一个高举着双手走上前来，他站好后回头说：“举手吧，不投降也是没有用的。”
奇怪，此刻他的声音虽然不高，但却听不出一点慌乱了。
广州仔们依次举着手走了出来，一------二------三------四------五最后这个瘦小的阿仔才十六七岁。半小时后他们被押送到了上一级——广州市看守所。
我也被看守长叫出去问话，“你和庄志伟讲过什么？”
“什么也没讲过。”
“你知不知道他们掏墙洞？”
“不知道。”
“这么一个小范围内他们这么大动作你能说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我睡得很香。”
反复的话问了许久还是同一个回答后我被关进了惩罚室。这是一个像狗窝一样的一米见方、四壁用水泥做墙面的小屋。头顶上是斜的，前高约一米二后低也就八十，是利用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下拐角处盖的。我在这里被关了三天，我相信再多关一天我就会被闷热窒息死的。刚放出来时我睁不开眼不会走路。但还是值得的，这挖墙逃跑事件我没沾上一点，否则对于我来讲，再多任何一点罪名都是很危险的。
等我后来转到市看守所后听说被转押到市局的他们在第一批严打中都枪毙了。
“北京大佬，这是我老母煲的桂圆鸡汤，你来尝尝------”我耳边再次响起阿仔还未变声地童音。
我仿佛看到瘦小的阿仔老母端着一煲桂圆鸡汤瘫倒在去看守所的路上------
一九八三年八月，我们的案子正值严打的高峰而转入了广州市中级法院的审判，人也转到了市看守所。
在去中级人民法院的路上，趁本案全体案犯都挤在警车后边的铁焖子车厢里时，我对那些广州仔讲：“在此之前，我一直装作不认识你们，今天我告诉你们，我就是那个北京佬儿。现在严打了，过去判几年的现在就可能枪毙。如果你们都改口说不是我，将这个风头避过去，大家都好过。否则不枪毙也都得判重刑，最后一个也低不下十年。听不听我的在你们，反正枪毙一个的话也是阿良，在上次的判决书上阿良是排在第一位的。”
“北京大佬港的某错，我们必须改口，拖过这一段就好了。宾个某改口俄放不过宾个。”阿良告诫着其他广州仔。
开庭时一反过去，所有人都说不是我，只有上一次当庭释放、严打后又抓回的那个广州仔说只是长得像但说话不像。 审判进入了僵局，原本已打好的宣判词审判长拿起来几次又放下了。虽然严打期间这开庭只是走个形式，结果早就定好了。可今天这个审判长确实心里动了一下，如果真不是这个人，就与判重判严不同了，这是判错啊。而且这是所有人一致的口供。他想了想，宣布庭审暂停。这一停就是三个月。
一天下午，我被叫了出去，在走道里被戴上了手铐脚镣，然后来到了大厅照了两张像，又被带了回来。我心里明白了，距死刑的日子不远了。因为在这里关押的四个多月里，我所在的仓里先后被叫出过几个人，都是先照像没过多久就接到死刑判决书了。
晚上我睡不着了，想着这要是死刑就没有任何机会了。三十岁就死了？咳，这也是我的命，是上天给我的报应。这一生上没孝顺父母，下没成家立业。真愧对生我养我的父母，枉使老天赐我为七尺须眉。从儿时到如今的经历在眼前一一再现，不胜唏嘘，无限感慨。
又是一个晚秋，皓月当空，银色的月光从铁窗中洒射进来。我蓦地坐起，撕下一块手纸，幡然写道：
终身抱憾，恰在壮年，一生毁于一旦。隔铁窗遥望家乡，贤妻良母均不见。人生在世，区区苟活，莫若早见罗阎。苍天若是有眼时，赐我今朝回人间。
写罢回头一看，原来我在绝望中渴望着活，将无望的希望寄望于上苍。这首《鹊桥仙》道出了我真实的心声。
在这段时间里，监仓里最怕的就是开门的声音。因为在这里关押的都是审讯阶段已结束只等着接受判决的人了，门开时只有恶讯。所以平时屋里静得出奇，门外的大锁刚一有人碰，屋内的人就激灵一下子本能地全身紧张，心跳加速，目光都集中在那门开处了。尤其是那已判处死刑递了上诉的人，更是在那一息血凝固，心止跳，头发晕，一片空了。对于那宣读的上诉回文除了听到是自己的名字后就什么也听不到了。也没必要听，一律都是驳回，这纸回文只是告诉你该上路了。
敢情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怕死。我们仓有一个四十来岁的顺德人，他是因诈骗一万元被判死刑的。从他接到判决书那天就一会儿声泪俱下，一会儿无泪干嚎。那十天（上诉期）中只有两小时没哭，明知没用也还是用这两小时写了个上诉。头天递上去第二天就接到驳回了。被驳回的一般三天左右就要执行极刑。
和这个人一同接到死刑判决的、一个比东山分局那阿仔还瘦小的男孩就完全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以前监仓里属他最欢实，一天到晚不是唱就是蹦，没有一刻闲着的时候。他只有十七岁，因在流花公园里用水果刀抢劫了三块多钱就被判了死刑。那时可能是受定额的限制吧，只好从矬子里拔将军。先从抢劫，强奸这种恶劣的罪名挑起，这小孩子就赶上了，这真叫“生不逢时”。谁想他接到死刑判决书、双脚被砸上脚镣钉在了地锚上，只有一米方圆的活动之地时，依然是有说有笑，连上诉都不上诉。我真不知他是怎么回事，他越是这么视生命为玩笑，我越不忍心看他就这么去死，而且我觉得他这种情况和案情有可能诉下来。在广洲我第一次主动管起了闲事：“小弟，你是不是不会写？没关系，我帮你写。”
“嘘，你还会相信上诉？要是写几个字就能不死还叫什么严打？这是共产党诶。”他不屑地向我撇着嘴说。那神情对我是那么藐视，那语气如同严师在训导着一个无知又不学的庸儿。
就在两天后的早上五点左右，铁门突然打开，冲进六个全副武装、带着白色手套的法警，分为两拨儿向这小孩和那四十岁的人扑去。只见这小孩迅速地向边上一滚，那两个警察扑了个空，第三个窜上去抱住了他，嘴里还喊着：“做乜啊，某动某动！”
“慌什么？我知道今天要走了。”他没有再躲避法警地捆绑，只是微微一笑向大家说：“各位大佬，小弟我先走一步啦，转世还是一条好汉。”
当法警将他与那四十岁的人五花大绑捆好往外押走时，那人已抖得迈不动步了，是被三个法警架出去的。这小孩则步伐有力挺胸昂头地走了出去。
只有一个判了死刑的上诉第八天了还没回文。在这之前我们监仓里有一个自称是祖传看命相的人在他一审判死刑时就说，我看你命中没有非命之死。你能诉下来，而且再审会不超过二十年。甭说他自己不信，这仓里就没一个信的。眼看第八天了还没回文，那人有了强烈的求生欲望。几天来饭食不进昏昏欲睡的他叫算命先生坐到了他的身边：“阿叔，如果我这次能活命，这一生都不会忘记你的吉言福音，有了出头之日时一定会报答你的。”
“报答是不用了，你能在这种时候活命就好。”
十天已过去了，那人还没有接到上诉的回音。第十五天，门一开看守叫了他的名字，但没有人来宣读，而是打开他锁在地锚上的脚镣叫他出去了。十分钟后，没听到脚镣声门开处他万分欣喜地回来了。他诉下来了，重新审理。
神了，全仓的人都叫他给自己算。我想了几次觉得还是不算，如果不好，加重心情。说好自己也不敢信，真是不准倒让自己在死时没有准备，失去冷静。
等死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考验，这种无可奈何的等死，什么人能承受呢？那四十岁的人用哭天喊地来承受，那小孩用嬉笑冷嘲来承受，那诉下来的人用不吃不喝来承受。
我呢？我用什么方法来承受、接受它呢？不接受是不可能的，当你接到那张死刑纸时会同时被带上脚镣钉在地锚上，使你想撞死四面都够不到墙，想头冲下摔死都跳不起来，就只能等到吃子弹那一刻。脑袋让一个坚硬的东西从一头钻进去再从另一头穿出去，冒着血。不，是白的，是脑浆，对，脑浆应该是白的。咳，管他是血还是脑浆，是红的还是白的呢，反正那时自己已看不到了，那会儿就真正与人世隔绝了。这枪口是对着后脑勺还是对着前奔儿头呢？听说是对着后脑勺。这不好，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选择对着前奔儿头。我要看看一个人是怎么能拿起枪对着一个四肢被捆绑不能说话，不能躲避，更不能还手的活生生的本不该死的人开枪的。现在我才明白，什么人最残忍？刽子手和那叫刽子手举起屠刀的人。什么人最无奈？被判处极刑的人最无奈。
这几天我始终在我将怎样面对死中挣扎着，我好像置身在尸的海洋中。上下左右都是死尸，举手抬足都会碰到尸体。哦，有还没死的，偶尔我能看到几个和我一样要死还没死的准尸体。那一个个的眼神是那么难以形容，无奈。那是一双双无奈的鱼眼，网中鱼的眼。
噢，又多了两双。刚刚送走那四十岁的人和那小孩。仓里又塞进两个，一个五十多岁，一个十六七岁。我说他十六七是因为我想不可能有十六岁以下的会关到这里来，要是看他的模样顶多十四五岁。
这五十岁的人是云南人，因为贩卖大烟已判了死刑上诉两天了。来到这个仓的当天下午，他收到了驳回上诉的判决。他一进来我就发现他右脚的大脚趾只剩下一点了，但关节很大且红肿，似乎是溃疡。当他接到判决时冷笑一声，喊道：“你们何必不直接告诉我是因为我这病我必须死呢！老子跑出这些年，死也值了。”
他喊完后将那坏脚趾包了包，自言自语道：“二两烟膏判死刑。呸，这是让你们抓住了，老子这些年光吸的也不止二百两啊！唉，活到头啦，是该找你们去啦。”
就在他被执行枪决的头一天，我听到了一个比文革我亲眼所见还震撼我心、让人难以置信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