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的刻痕 邓小平掉转了中国历史巨轮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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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文：时光的刻痕
转自【八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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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文
先后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曾任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
2018年07月26日 14:45 分类：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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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金融40人论坛组织“四十人看四十年”的系列活动，进行纪念。应其约请，并在编辑人员的反复催促下，我撰写此文，作为相关纪念书稿的一个部分。
四十年以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掀开了中国现代历史波澜壮阔的新篇章，推动中国向着民富国强的目标大步前行，在规模和深度上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崭新的奇迹。
作为在改革开放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有幸目睹、见证、并深深地受益于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本文主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在记忆的长河中选取了几个印象深刻的片段，试图记述在一个平凡而卑微的生命中，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沧桑巨变，并借此表达对小平同志由衷的敬仰和深深的思念。
一、生产队的记忆
夜已经很深了，屋外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吹落了院里树上残存的几片树叶。四周静悄悄的，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更增添了夜的静谧。
母亲从织布机上走下来，伸了个懒腰，吹灭窗台上的油灯，打算休息。
这时，院门处传来几声轻响，伴着低声的呼叫，“睡了吗？我想借你们家点东西，有急用”。
母亲侧耳静听，分辨出是邻居家要借东西。“这深更半夜的，要借什么呢？难不成家里孩子病了？可我们家也不是药铺子呀？”，母亲心里琢磨着，一边起身去开门。
一进院门，邻居低声而急促地说，“今天晚上生产队要组织挨家挨户搜家，检查是否有私藏队里棉花的情况，你们要小心呀”。说完，他转身出门，又去通知别的邻居了。
原来，这段时间生产队里组织采摘棉花，但许多的棉苞还没有绽开。由于寒冬将至，地温很低，棉花早已停止生长，只好将棉苞整个摘下，然后分给每家每户。
每户的任务是，用手把棉苞拨开，把其中的带籽的棉花扒出来，再全部上交给生产队。
由于缺吃少穿，一些人会私藏扒出来的棉花，其中的棉籽可以用来榨油，棉花可以自己纺花、织布，做成衣服穿。
为了打击这种行为，生产队的做法是深夜组织突袭搜家。
邻居走后，母亲睡意全无，重新点亮油灯，坐在织布机上，一边织布、一边等待，一边想着家里的生计。
果然，到了后半夜，村里的狗叫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多，越来越响亮。紧接着，街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着咳嗽声和偶尔的低声交谈。没多久，院门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象擂鼓一样。
院门刚开，马上涌进来一群壮汉。这些人二话不说，打着手电筒，就着月光，开始翻箱倒柜地检查，家里的面缸、麦瓮、衣柜、藤筐、被子里都一一查到，有的甚至要下到地窖里看一看。
正在熟睡的我被吓醒，裹着被子蜷缩在墙角惊恐地看着这一切。这时的我，只是一个5岁左右，刚开始模糊记事的小童。
这是1970年代中期，在中国北方农村一个普通的冬天的夜晚。也许后来的中央领导这时正在酝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但童年的我只模糊地记得，广播里到处在宣传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而父母却在愁眉紧锁地盘算着日常的生计：眼看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孩子们的冬衣还没有着落；家里的存粮，到来年开春就支撑不下去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孩子们吃什么呢？
多年以来，围绕计划经济的争论时而沉渣浮起，但这段童年的经历始终告诉我，至少在摘棉花这件事情上，计划经济是不靠谱的。
二、北大往事
1988年的北京大学，刚刚在这年五四的时候隆重纪念了建校九十周年。作为“戊戌变法”的产物，北大师生总是对现实政治怀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并常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来自诩。
这年秋天，我完成高中学业，进入北大，开始了此后七年在燕园的学习生活。当时的北大校园，多少还散落着一些校庆的气氛，《精神的魅力》作为杰出校友纪念校庆的一本文集，几乎是人手一本。
但一进北大，给我冲击最大的并非这些。我最深刻和最新鲜的感受是，北大像个自由市场。
只是在这个市场上自由叫卖的并非文具，而是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在名目繁多的各类讲座、沙龙和聚会上，社会名流纷纷登场，宣讲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各种思考，或者自己的学术主张。学生则可以自由出入、甚至打断演讲人，提问交流。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阶梯教室被围得水泄不通，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讲台两边也都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学生，手里都拿着笔记本。演讲者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眉飞色舞，时而用力地挥动双手，来强调自己的观点。讲到精彩处，教室里自发地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偶尔有学生起身提问诘难，观点犀利，见人所未见，周围的人则会报以钦佩的眼神和热烈的鼓掌，连演讲者也会连连赞叹“好问题、好问题”。
我清楚地记得，我参加的第一场讲座是方励之教授的《物理学与美》。当时他由于一些政治事件刚被处理。北大居然请他来举办讲座，我深感惊讶，折服于学校环境的宽松。方教授结合物理学的发展史，从思想方法的角度介绍了物理学理论内在的和谐、对称与美，给我这个物理学科的新生以巨大、深刻而长久的思想震撼和启迪。
当时在北大校园里传播、争论、并相互激荡的许多新思想其实是舶来品，但也有不少是本土学者的一些学术思考。
对于刚经历了长期思想禁锢的许多人而言，对于刚在高中阶段被灌输了不少意识形态教条的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这好比在一所长期不通风的房间里，突然打开了窗户，新鲜的空气涌进来，终于可以自由地大口呼吸，不由感觉神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
高中的政治课，我们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学习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自以为利刃在手，应有尽有，可以无往而不胜，可以犀利地批判其他经济和社会学说的虚伪和欺骗，可以深刻地揭穿西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真实面目。
但是，面对各种竞争性学说的宣讲和介绍，我似乎完全没有招架之力，深感困惑和迷茫。在那时的我看来，不少新鲜的学说具有严密的逻辑推演、扎实的经验证据、深刻的思辩拷问，完全不是自说自话的说教，非常有说服力。这使我开始认识到，具有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寻章摘句地死记硬背是多么重要和稀缺的能力。
高考前夕，我曾经在报考北大，还是北大的隔壁校之间颇为纠结。后来听人说北大思想自由、环境宽松，便选择了北大。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我有两大雅好：一是喜欢凑热闹（属于看热闹不嫌乱子大的类型），二是好为人师（属于不懂装懂的类型）。
进入北大不久，就发现这所学校的气质与我十分契合，两大雅好同时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深感当时报志愿的选择是正确的。
尽管当时在北大，各类思想宣讲呈现百家争鸣之势，但大多数演讲和争论还是围绕中国经济改革展开的，这也是当时报纸和社会上最热门的讨论话题。1978年北大学生冲出校园，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984年国庆游行，北大学生在通过天安门城楼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些往事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尽管高中阶段曾经着迷物理学，进入北大的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也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但进入北大不久我就认识到，经济学可真不错，又热闹时髦，从之者众；又可以冒充国师，指点江山，十分合我的胃口，于是暗下决心要去经济学院读研究生。
我找到一位北大经济学院的学长寻求帮助。他给了我几本书，开列了一个书单，还嘱咐了一些要点。实际上，他的书单主要是美国大学经济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教材，不少都是原版书目。他嘱咐的要点是，书中有感兴趣或弄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查阅和钻研一下相关英文文献。
当时，在大多数中国大学经济专业，《资本论》仍然是最主要的教材，西方经济学是作为思想史用来批判的，但北大已经引入美国原版教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这种开放的态度让我受益良多。
几年以后，我进入北大国民经济管理系（现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三、葵花宝典
1989年以后，由于一些政治事件的影响，学校的气氛开始变得压抑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成为主要的官定议题，经济改革等其他社会话题难以公开讨论，大家公开说话也都比较小心，担心留下什么把柄。许多情况和话题只能在小范围内议论几句。
1992年春节过后，从南方回校的同学开始提到小平南巡的消息，但细节很模糊，我们也是将信将疑，甚至担心这又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和谣言。
大约5、6月份的时候，系里突然通知召开全体大会，传达重要讲话。大家多少能够猜到要传达的内容，纷纷赶往指定的会场。屋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大家都不说话，屏声静气，等待会议开始。往常的会议，之前大家多少会相互打招呼、交头接耳，会前总是一片嗡嗡的声音，但这次的气氛显然不同。
系里的领导开始宣读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要点，会场时而响起热烈的掌声。当读到小平同志说，“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向窗外望去，视野中一片模糊，情不自禁的泪水早已浸透了双眼。
这之后，许多同学都去了深圳。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厉以宁教授担任学院掌门人。由于他长期倡导股份制改革，并带领几位研究生学长牵头起草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再加上当时股票市场在初创阶段，交易活跃，波动巨大，投机成风，同学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都很关心股票市场的情况。
有天深夜，我正在宿舍上铺熟睡，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听到下铺兄弟声如洪钟的断喝：“写得好呀！”。
我心中一惊，深更半夜的，这家伙大呼小叫，是个什么情况？
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探头向床下望去，见他正在挑灯夜读。刚才他读到精彩处，心生共鸣，情不自禁，不由一掌击在墙上，大声喝彩。原来，那声巨响，是他演习“降龙十八掌”产生的。
我寻迹望去，在书的封面上依稀看到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葵花宝典”。
我凛然起身，世上竟然真有这等奇书？这可要借过来好好研读一番，实在不行就巧取豪夺。
我眯起双眼，瞧个仔细。书的题目赫然是：“炒股三十六招”。原来刚才是看花了眼。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位同学甫一毕业就投身证券市场，迄今成为中国股票市场少见的常青树，声名远播。
而我当时正着迷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效率市场假说，折服于其简洁、精巧、深刻的经济思想，以至于迄今进入股票市场有年，却仍然是深山探宝，空手而归。
四、上海滩
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中南海的宫墙外，玉兰花已经凋谢；昆玉河畔，柳树刚刚抽出新芽，在春风中摇曳起舞。
夜晚时分，华灯初上，薄暮下的长安街气度恢弘，庄严大气。
我与朋友漫步在复兴门的桥头，无心欣赏身边的美景，内心充满彷徨和纠结。
这是2003年的暮春，“非典”的阴影还没有散去，而我则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一个选项是远赴美国，再念一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当时的我已经拿到一些录取通知书，并开始办理留学签证。
一个选项是在国内谋一份差事，薪水优厚一些，还有一些成长空间。
麻烦在于，在国内谋份差事何其不易，所谓成长空间更是一片朦胧；而留学生涯的未来路径明确清晰，容易预测。
陪同我散步的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当年正是他的指点使得我顺利转入经济系课读研究生。
这时，他正在力劝我加入光大证券，从事经济数据的分析工作。新上任的光大证券总裁决心加大投入，全力转型和发展卖方研究业务；而好友则受命主理此事。
我此前曾经在政府机构工作数年，从事公文运转，对证券公司十分陌生，也弄不懂卖方业务到底是做什么？证券公司去分析经济数据有什么价值？心中难免惶恐忐忑。
好友尖锐地指出，你已经三十出头，如果远赴美国，到四十多岁才能够安定下来，大好年华，皓首穷经，十分不值。即使四十多岁在美国谋到一份差事，薪水难言丰厚，这期间还要生孩子、置产业，经济必不宽裕。而国内证券市场则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总之，他痛陈留学之非，极言在国之是，剖析利害，鞭辟入里，直似苏秦重生，张仪再世。
就这样，尽管家里人坚决反对，我也颇有疑虑，但几个月后，我还是撕掉了美国留学的签证，一咬牙、一跺脚，转身去了上海滩。
光大证券的研究所当时设立在上海浦东张杨路上一个居民楼里，属于这所建筑的底层商铺。这个底商本来的设计是要建一个超市，由于无人承租，一楼变成一家川菜馆，二楼则成为我们的办公场所。每天中午以后，办公室便飘来菜馆炒菜的香气，和着川菜独有的麻辣味；偶尔有老鼠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又飞快地溜走了。
这年的证券公司经营极度困难。有同事含着泪说，基层营业部的员工，一个月八百块的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了。在居民楼里，与川菜馆一起办公，重要的原因是租金便宜。想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言，我的心中开始惴惴不安。
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烟雾燎烧，大约已经是凌晨两三点的样子了，我们刚讨论完一个演示文稿，处理好最后几个数据，开始吐着烟圈，随口议论卖方业务的模式和公司的未来发展。
好友大手一挥，说，我们今年的分仓业务收入刚起步，差不多500万左右，几年以后，我们的业务收入会达到3000万以上。到那时候，大家的个人年收入，将足以俾睨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
会议室里传出轻快的欢笑声。不是期盼，而是大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公司已经快无米下锅了，能否撑到那时候都还难说呢；再说，从哪里能弄到那么多钱呢？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几年以后，我们的分仓业务收入已经数以亿计。
五、江湖之远
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在政府宏观经济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投资银行（在中国称作证券公司）经济学家对经济数据的分析、以及对市场的解读，对政府判断局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中国的情况显非如此。
当年一些朋友听说我去证券公司作分析师、炒股票，感觉十分惋惜：干点什么正经事儿不好呢？非要去搞投机生意！再说，原来在政府的工作又体面、又高大上，怎么说丢就丢了呢？
在上海期间，有次打电话到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自我介绍后，客气地询问对方主要负责哪个领域的工作，接电话的人员不屑地说：“我的工作就是管你们这些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还有一次，应邀参加一个私募基金的午餐会，我的角色是介绍一些经济方面的判断。我站起身来，刚说明身份，就被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科长打断：“这些事情你们不懂的。我的分析刚上报给人民银行总行，得到了总行货币政策司的肯定。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当时的状况：2003年的时候，中国证券业的研究业务刚开始蹒跚起步，没有人认为证券公司能够拿出严肃的、具有启发性的宏观研究报告。
2018年5月31日上午，成都洲际酒店的大宴会厅座无虚席，过道和后排还站着许多人，听众十分安静，神情投入而专注。
受现场气氛的感染，站在讲台上的我变得十分放松，脱离既定的演示文稿，开始谈起一段时间以来，郁积在胸中的、对当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观察、思考和批判。由于事前没有准备，随口议论，有些言辞颇为尖锐，忘记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台下的摄像机正在进行网络图文直播；二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即时文稿的整理和传播是以分钟来计量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演讲立即在网络上疯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第二天，广州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即以头版社论的形式发表评论，指名道姓、单刀直入地指责我在成都的演讲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一些网络评论员也认为我是“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试图干扰和阻挠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
作为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人员，在媒体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这与15年前相比，无疑是云泥之判。
一些很长时间不联系的人也打来电话，嘘寒问暖的同时，旁敲侧击地询问：目前有没有压力？人身是否安全？上下班有人跟随陪同吗？还能够自由活动吗？
实际上，这次演讲的题目倒是事前经过仔细的斟酌和精心的选择，用的是故宫保和殿后边的匾额，“允执厥中”，想借此表达的意思是：政策要做好搭配平衡，财政、货币、监管等各司其职，协调有序，不要单兵突进，不要走极端。由于“允执厥中”这个词语出自《尚书》，艰涩难解，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后来听人说，这篇成都演讲似乎确实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并引发一些官员的巨大愤怒。
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星期以后，其他一些学者和退任官员开始加入公开批评当前政策的行列，成都的演讲开始显得不那么突兀和孤单。
6月下旬以后，金融市场的许多领域都开始出现明显的压力，我在成都担心的一些情况开始显现。
7月中下旬，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出现全面调整和修正，此前的批评和争论基本平息下来。
差不多一千年以前，范仲淹勉励士大夫要“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证券公司的研究人员从事的是商业工作，以赚钱为己任，处于江湖之远；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超越个人利益的高尚追求，没有维护公众利益的庙堂之忧。
像在美国发生的那样，证券公司研究人员的经济分析和市场解读，也许正在成为中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过程中，值得参考的意见和想法。这一相对于15年前的显著变化，生动地折射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中国资本市场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四十年以前，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无与伦比的远见卓识，掉转了中国历史巨轮的航向，由此创造了前所未见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这一伟大转折必将彪炳史册。作为这一历史巨变中的一粒尘埃，我的经历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希望它向一滴水珠一样，能够折射出太阳耀眼璀璨的光芒，是为记。
2018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