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courtesy of Tim Sackton | Flickr)
亚裔学生状告哈佛大学歧视的案件，不但在亚裔社区引起轰动，也在主流媒体激起浪花，就连司法部也发表看法，是最近引人注目的热点新闻。上周末，该案件背后的推手，“大学生公平录取”（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组织的创始人Edward Blum前来硅谷为将于十月开庭的诉讼宣传造势，我也参加了这一活动。
造势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Blum花十几分钟简单介绍了案件，然后一名律师、一名圣荷西州立大学教授同时也是曾经的副州长候选人、以及主持该活动的组织的主席也走上讲台，四人一起主持专题讨论。主持人首先向四人小组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开放会场让观众提问。我觉得观众提问部分是造势会的精华。观众们提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讨论小组有时也给出了很好的回答。
我对有些人狂热的名校情结从来就不以为然，但对同胞们争取自己权益的努力是坚决支持的。除了这两点外，我从来没有在这场诉讼上多花心思。直到这个星期六的下午，在听了很多相关讨论后，才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整理了一下。
首先，亚裔是不是应该告哈佛？我认为应该告。有这样一种说法，为获得相同的机会进入哈佛这样的顶尖大学，亚裔的SAT分数要比白人高140分，比西裔高270分，比黑人高450分。或者换一个角度，一名有25%几率被哈佛录取的亚裔学生，如果是白人其录取几率是35%，如果是西裔其录取几率会变成75%，如果是非裔其录取几率更是高达95%。虽然分数不是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这些数据还是触目惊心、匪夷所思，也与大家平时对不同肤色的学生在大学申请中的不同遭遇的一些观察不谋而合。单单是这些数据，就应该引起足够的怀疑，哈佛或许在招生过程中歧视了亚裔学生。以这种怀疑为起点，在进一步调查了解招生过程的基础上，提出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歧视亚裔的指控，天经地义。
至于其他枝节问题，比如同样成绩的亚裔学生是不是其他方面不够优秀，哈佛使用的”整体考量”的录取方法是否合理，亚裔学生在哈佛学生中已经占20%，远远超出亚裔人口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是不是已经太多，亚裔学生申请大学时要达到更高标准，是不是因为亚裔毕业生的成就不够突出，这些问题有些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厘清，有些可以供我们慢慢思考。在法庭上哈佛自然会请最好的律师为自己辩护，指天发誓说自己没有歧视亚裔，最后的结论还要看法庭判决。而且不管法庭如何判，都会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不服气。我们亚裔既然感到自己受到了歧视，就不必裹足不前。为自己争取权益是时不我待的事情，现在知道的事实，已经为亚裔状告哈佛提供了足够依据。
事实上，在为十月的审理做准备的过程中，法庭已经调出一批说明哈佛招生流程的文件，暴露了不少哈佛不愿外流的秘密。比如说，哈佛大学给亚裔申请者的性格评分明显低于其他族裔，很多亚裔学生之所以被拒，就是在这一项上吃了亏；又比如，哈佛招生办公室手中有一个Z名单，上面都是跟捐款大户或其他重要人物有关的申请人的名字，他们在申请哈佛时会得到照顾；再比如，在决定谁被录取的最后关头，有一个被称为“缩减”（lopping）的步骤，目的是调整录取班级中来自各种族的学生的比例。这些信息有些可以被控方用来作为哈佛歧视亚裔的证据，即便没有用作证据，也第一次让哈佛这样的名牌大学暗箱作业的录取过程有了一定的透明度，满足了大众的知情权，这一点就很有意义。
其次，这场官司会有些什么后果？虽然亚裔告哈佛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停止把肤色作为录取学生的主要依据这种肤浅的、偷懒的追求多元化的做法，淡化肤色在录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但一个行动一旦出笼，就像一个孩子从母腹出生一样，有了自己的生命。它会怎样成长，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再完全被父母控制。亚裔诉讼的官司也是如此。在亚裔希望看到的结果之外，这场官司也可能有一些其他或者事先没有预料或者自己无法控制的效果。
比如说，芝加哥大学最近宣布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标准考试分数，之后已经有不少学校跟风。有一种猜测是，弱化分数这些硬性标准，目的是让录取过程更加模糊、更加“整体考量”，这样大学录取学生时便有更大自主权，更不容易给人抓住任何把柄。多数亚裔学生和父母是不欢迎这种新举措的，但很多人都认为这些举措跟亚裔状告哈佛大学的诉讼不无关系。
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这场诉讼会得罪非裔和西裔，让华人四面树敌。这种担心不是全无道理，尤其是今天的美国社会正在悄悄刮起一股反华风潮。这种担心不应该成为不为自己争取权益的理由，但确实应该让我们意识到，在法庭打官司的同时，也要在舆论法庭占领道德高地。如果这场诉讼被看成一个自私、狭隘的民族为自己争抢每一点蝇头小利的行动，我们的形象就受到负面影响；反之，如果我们能用正面、积极的语言，把这一行动讲成能让其他族裔产生共鸣的一个勤劳、进取的群体追求梦想的故事，尤其是如果我们在行动上也关心弱势群体，富于同情心，那么我们或许能在赢得切实利益的同时，也树立起正直、公义的正面形象。
Edward Blum
然后就是这场官司对美国的平权运动的影响，这可能也是这场官司最耐人寻味之处。Edward Blum一向被认为是反平权法案的急先锋，以前已经推动过几个旨在挑战平权法案的诉讼。这次策划亚裔状告哈佛，是他针对平权法案的保守立场的继续。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篇短文不可能深谈，但亚裔反对平权法案，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而是一柄双刃剑。就像政治正确。有些人在说穆斯林是恐怖分子和黑人是犯罪分子时，希望摆脱政治正确的束缚，畅所欲言，痛快淋漓。但当有人说华人是间谍时，他们才体会到政治正确原来并不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而是有它的道理和智慧。
最后，谈一谈这场官司是不是会达到它最直接的目的，是立竿见影地地提高亚裔进入顶尖名校的机会。在这一点上我并不乐观。根据哈佛的网站，哈佛的使命是“为我们的社会教育公民和公民领袖”。哈佛当然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哈佛也是一个商业组织，虽然盈利不是它的目的。一个组织自然有膨胀的野心，需要金钱、人脉来扩大影响，来保持其优势地位。哈佛录取学生的过程，既受它在网站上公布的使命影响，也受其商业组织的特质影响。它想要为社会教育公民，但它更想要的，是毕业生成为引领社会潮流、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为母校带来荣耀，最好还富可敌国，在母校上门募捐时可以慷慨解囊，一掷千金。否则哈佛就不能保持它傲视群雄的财力和在大学排名榜上的领先地位。
为什么哈佛要限制亚裔学生的数量？为什么受限制的是我们而不是别人？很多人提出这个问题。答案归根结底还是亚裔的影响力不够，或者更准确地说，亚裔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跟亚裔孩子申请大学时各方面的表现的杰出程度不相称。虽然大家都梦想着族裔完全消失的大同世界，但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不会成为现实。一个族裔的孩子申请大学的难易，还是取决于该族裔在社会上的影响因子，和该族裔的孩子申请大学时的表现因子的比例。这个比例高，孩子的表现就如通货膨胀般加分；比例低，孩子的表现就要缩水。这是亚裔学生申请名校时各方面的杰出表现被狠狠打了折扣的最根本原因。换句话说，我们的孩子申请名校困难重重，不是他们努力不够，不是我们父母推他们不够狠，是我们父母自己不够努力。
很多父母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这种情况要改变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是需要一代人、几代人。在这一点上，印度人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华人前面。印度裔美国路易斯安娜州州长BobbyJindal曾经参选美国总统，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NikkiHaley现在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其他有名的政界人物也不少，而且美国的很多大公司，不管是在硅谷还是华尔街，都已经由印度人领导。由于他们的成就，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印度同学相比，还没出生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打这场官司。把哈佛等名牌大学告上法庭，暴露他们录取过程中歧视亚裔之处，或者至少让他们承认，他们限制亚裔学生的数量，不是因为亚裔学生个性不好，或者没有在中学阶段表现足够的领导才能，而是因为他们毕业后没有向母校捐足够多的钱，都是有价值的。而且这跟我们做父母的自己在事业上更加进取，或者帮助亚裔社区的杰出人士突破玻璃天花板，并不矛盾。
而且不管官司的结果如何，对大学录取过程有什么直接影响，站出来打这场官司都显示了亚裔的政治力量，和愿意为自己的权益抗争的勇气和决心，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参加这样的诉讼，是华人学习成为在政治上更成熟、在社会上更有影响力的公民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很有意义。
维立，毕业于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博士。现居硅谷从事高科技工作。业余时间翻译写作，出版过六本作品/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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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维立
本文转载自“硅谷生活家”公众号(silicon_valley_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