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掉了英国化的英国人
在海上历经磨难后的义律，在澳门一上岸，就有惊喜在等待他：先是与其久未见面的兄弟内德从悉尼经新加坡来到澳门，而后他被通知英政府召他回英，而新的全权大使，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很快就会到澳门。身着澳门渔夫烂褛的义律，勉强维持着他仅有的尊严，在带领英军在广州奋战了6个月后，在放弃他个人的安全、利益和家庭生活后，义律发现他被英国政府丢弃在一边。
义律的撤职代表了英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的改变，从此，英国在战争中更倾向于用炮舰而不是外交。尽管义律在1839年背离了他原来的反对鸦片的思想，而要求英国对华开战，以期“教训”中国，并将其重新纳回西方文明所定性的自由贸易中来。但自义律带领英军开战以来，却尽量避免战斗，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会谈、重开贸易和豪华的谈判宴会里。他相信他在避免更大的军事花费，他希望这场战争是“一个正义和必要的战争，一个为中国政府不能忘记，是他们逼我们打的战争。。。”
义律的解职，他所代表的自我反省的妥协精神也就随之而去，代之以职业军人、以军事手段将满清征服以得到最大利益。任何对满清习俗的同情和友爱也荡之无存，让位于对欧贸易长期、更有效地开放。一位传教士清楚地表答了大众的看法：“中国社会太迟钝、太无生命，隔靴搔痒是无用的，必须当头棒喝。”这也许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的僵硬的爱国主义，叫喊着文明和自由贸易，肆意践踏他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至直今天，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仍在为鸦片战争的简单快捷的战争手段偿付着代价。
对义律的不满始于1840年10月，他的堂兄、印度总督奥克兰对战争行程开始焦灼起来，他担心战争会拖得很久，从而最终目的会落空。当时，义律的另一位堂兄，乔治-义律做为英方总负责，承担了责备；但随着乔治的因病离职，查理-义律就成为焦点。4月8日，《穿鼻草约》送抵伦敦，泰唔士报在欢庆“成功结束与中国的战争”后不久，各种报怨开始接踵而来：先是奥克兰在印度表示他被气疯了，维多利亚女王在给她的叔父、比利时国王信中说义律“。。。无法相信的怪异行为。。。”说他“完全违背了给他的训令并努力争取最低的条件。”
4月20日，巴麦尊将他最初条件，和义律在《穿鼻草约》中所得到的条件一并发给义律，指出他未能利用所占的领土，为英国争取到切实的赔偿，及为英国国民取得治外权力；未能为英国的出口产品争取到合理的关税；未能与中国达成平等的外交关系；未能让清政府开放北方港口；未能迫使满清废除令人窝火、独占进出口贸易的“十三行”；最后，就连这个条约还是个草约，尚未得到满清政府的批准。巴麦尊在信结尾写到：“你似乎认为我的指示纯粹是浪费纸张，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国家利益。”14天后，他再次写信通知义律一位新的特命全权大使将取代他。
英国商人对义律没有丝毫的感恩，尽管义律为了他们的利益，一手促成了与杨芳的短暂停火，使贸易得以进行，英国军方、巴麦尊、王室和报界为此大为恼怒。尽管义律争辩他的做法为英国带来的利益远高于英国军费的支出，但没人感激他。英国商人们纷纷写信给伦敦和印度有影响的报刊，指责义律“下贱和令人恶心的做法，激怒了在华和印度的各阶层的英国人，他不仅忽略了平民们的公正权益，而且牺牲了英国国家利益。”显然，这些商人并未忘记义律在战前对鸦片贸易的厌恶。唯一替义律说话的却是他的死敌，詹姆士-梅瑟森，梅瑟森无法忘却义律的短暂停火，使得怡和得以输出150万磅茶叶，当其他商人在攻击义律时，他写信叫加丁付钱请人，在报上撰文为义律辩护。当义律在1841年11月回到英国时，公众对他的印象更为糟糕，他在中国的所有成果，被人们忽略、贬低甚至嘲笑，一篇文章嘲弄他不懂“炒蛋是不可能不打破蛋壳的”。
义律本人随后的命运大致如下：自从1834年他被派往中国，数年来他抛妻离子，拿着微薄的薪水（年薪仅800镑，在他被任命为特命全权大使后才增至3000镑），当他返回英国后，他不得不到处求情，才得以拿到他的剩余薪酬，和报销他的花费及他的退休金。尽管他后来被任命为德克萨斯总督，按他的话说是，到一个“充满罪犯、苦难、谋杀和蚊子”地方去谋生。他自嘲“没有人能剥夺我是这个时代，所受最糟待遇的政府官员的头衔”。
义律的相对温和的对华政策，是以在战争中，减少对华不必要的伤害作为目标，而不是对华赢多少。义律的想法是英国可以由香港开始，通过贸易的繁荣和当地人生活的改进来赢得民心，以此来逐渐解决所有问题，并促使中国开放。他在机警地反驳那些指责他温和对待中国人时说：“这是一场没有荣耀的战争，胜利是建立在对一个友好地对待英国、且手无寸铁的人民的屠杀上。”义律作为一个家长式的帝国主义者，白日梦般地认为广州人民会对那些——往好里讲是一帮唯利是图的商人，往坏里讲是一群令人害怕的侵略者，友好和尊重。由于怀着这些幻想，义律真心地认为，避免羞辱中国人是非常重要的；英国必须索回由于销毁鸦片所带来的损失，但高于损失的索要则会不利于英国；着眼于长期利益好过现金。因此他认为与琦善所达成的协议已足够，600万银洋足以支付所有的花费，香港已到手；利用香港的地理位置，义律预测“几年后她就会成为英王室最为重要、也许最吸引人的所有”。
义律的做法也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假如英军在5月攻入广州，就算占领了城市，那大量的英军也只是被用于占领而无法分兵他处。如果城市被毁，或者当地政府逃走而带来治安恶化，整个城市会被彻底地毁掉，那么，600万银洋也不可能有了。据说，当停火的消息传来，广州一片欢腾，人们在城里欢呼着“义律，义律”。然而，义律的做法最终在双方都没有什么朋友，义律也承认他有些“去英国化了”，从而偏离了英国人的看法；而在中国人眼里，他一直是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是所有殖民地中被压迫的人民的死敌。
但是，在1841年年初，实际上英国仍有机会采用较为温和的手段。1月26日，就连经常会发小脾气的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复会时也说：“如果满清政府能出于良知，将这些问题尽快地以和平的方式给予解决，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满足。”在1840年3月，战云密布时，好几家报纸都在强烈地批评为鸦片而准备发动的战争，当战争决定已下后，仍有很多专家低调地要求控制暴力的程度：“我们的目的是坚定和明确地表明我们的态度，但不是掠夺和嗜血。。。的战争；对付一个对战争无知的有如儿童的国家，我们会被认作杀人犯，当然也不会为勇敢的英国增加任何荣耀。”战争大臣如是说。在招回义律前几天，英国首相墨尔本公爵也说：“巴麦尊被不遵从命令的义律和条约气坏了。。。我很担心。条约为我们争回荣誉并激发了各种必要的正义效果。重新开战将会使一切从头开始，而最重要的是这一切应当全部结束，让中国人明白我们并不想如此，也不想再加任何新条约。”
但在随后的数月中，许多英国政客、报纸、女王似乎掩盖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动摇性，无视他人的利益除了他们自己的，一心想从中国汲取他们认为他们应得的，他们对每一场“精彩的”豪华屠杀大声叫好，并期待更多这样的屠杀，这些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同政治和仇华的原因一样，辉格党政府出现了一个巨额赤字，英国政府原以为会很快、很容易、无需花费很多就能解决的对华冲突，冲突解决后可在贸易里取得较大的关税收益，随着义律在舟山和天津“精彩的”胜利，以及清帝对待义律的“隆重接待”，公众对战争的态度从反对变成勉强接受。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果”，英政府宣称，“以微不足道的战争方式取得的”。但当听到舰队南返，及义律与琦善的协议中仅得到６００万两白银的补偿，和大量英军在舟山因病死亡的消息，整个战争就变得耻辱地“不成功”了。这场战争除了“没荣耀” 、“无道德”和“羞耻”之外，更糟的莫过于“没效率”，因为英国为此场战争花费巨大。对战争的观点也变成如果英国更加暴力，则战争会更快结束，从而对中国人民更有利。
这个观点的转变，改变了英国政府的战争方针。与此同时，在结束对广州的进攻战后，英军变得更加嗜血，对他们的特命全权大使不断的谈判所拉起的白旗日益不耐烦，在此情形下，英国招回了义律而以璞鼎查代替。璞鼎查的任命为英各界普遍接受，英对华方针转向帝国主义。任命璞鼎查是巴麦尊作为外交大臣的最后几个作为，他在夏季的大选后被踢出内阁，原来反对战争的保守派全面赢得大选，从而对战争的进行采取了放纵的态度。
令人沮丧的是，强硬派是对的。中国皇帝根本没有任命一个全权大使来代表他进行谈判，而是在一年后，在英军将中国的东南沿海海防基本摧毁，并准备摧毁南京时，他才派了一个大使来谈判。此时，英军已开始对逃跑的清兵如打鸟式的射杀，对负伤的清兵毫不留情的刺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