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平与战争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和荣耀的事件”， 1842年底，当>签定的消息传至英国，一封致泰唔士报编辑的读者来信如是说，就连法国的报纸也赞同说“（条约）会使中英双方均受益”，“对所有的欧洲国家日益增长的商业活动（打开了）一个新大陆”，粗俗的漫画小报则大肆登载蔑视中国的战争漫画。1845年，林则徐的蜡像入住杜莎夫人蜡像馆，6年之后，其它中国文物，包括一艘中国水师战船被拖到英国展于万国展览会。在展览会开幕式上，一个事先安排好的，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人，由人群中冲出，跑到女王跟前跪下磕头。狄更斯也参观了展览会，并嘲讽了一番“黄色的黄疸病人的荣耀”，将“伟大的英国成就”与“极其不显眼的中国产物”相比较，认为“大清”的精美磁器制作（great Teacup Works）过于耗费物力，象牙制作华而不实，“球球相套，环环相扣，没有丝毫先进可言且在数千年中没有丁点用处”；至于那艘战船则是“荒谬的流产制造”，是一个“漂浮的玩具船”，是数千年来中国社会“浪费和消磨时间”的像征。
尽管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和战争之间，英国民众对中国有着复杂的矛盾心态，但胜利则使许多原本反对战争的人，转而认为英国的战争决定是正确的：这场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战争是必要的，相对来说流血甚少。当南京条约膨胀了人们对贸易、传教等的期待，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们，开始寻求中方进一步的让步和优惠——如必要则发动第二场战争来达到目的。对于其余的人，仍对鸦片战争感到羞耻，并由此负罪反思。《鸦片战争》这一专用词，（因在1840年国会辩论中，用以指责“可迟的”辉格党政府“误导”民众，从而被深烙在人们的心中。）表达了这一负罪的良知。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素以相对于它所征服的非欧洲国家，有着优越的基督精神为自豪——这种想法能使其心安理得。英国为了向中国民众推销一种会上瘾、非法的毒品而发动了一场战争，因而对这场战争有一种观点：“我们历史上最为可耻的一场战争。。。我们损失了约69人，杀死了20000到25000名中国人，这是一场没有任何荣耀的战争！”1858年，一位演讲者宣称：“任何一位有一丝道德的人。。。不敢为这场战争进行辩解。”
但战争的负罪感亦会有相反的效果，导致更多的自我认可式的军事行动。在原本疑虑的情况下，一旦流血事件发生，所有参与者都厚颜无耻地想摆脱干系：首先，责备受害的一方逼迫他们出手；其次，通过进一步行动来恳定他们行为的合法性。在整个19世纪，这种反应模式，似乎在英国这些国家里的，最有影响的对华观念倡导者中占有统治地位，这包括绝大部分商人、外交人士和传教士，而后扩大到记者和学者。这个集团拒绝同情中华帝国，反而渲扬难以忍受的中国人的罪孽导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必要性（中国人的傲慢、排外、僵化、冷酷和缺乏道德），这一切只能被更多的暴力所压服。
当中国文化研究在19世纪成为一门学科时，早期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可以想像的到，当然主要是男性——对中国的文化表现得特别同情，他们主要是来自那群原认为中国需要由西方来“打开”的人。因此，当中国的政客和民众，对英国粗暴的“文明”介绍日益反感时，英国人仅会认定他们对中国排外的指控，并以这个敌意作为发动进一步战争的依据。
如果让我们选一个英国人来展示第一次鸦片战争所引起的期待、假设和敌意是怎样积累并引发后续冲突的，我们也许应选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出类拔萃的中国通，欺人太甚的仇华分子，及1856到1860年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策划者, 一个如他自传所总结的：使印度帝国和英国殖民种植园遍布地球的人。
巴夏礼在中英关系中初次登场，是在1842年的南京条约商讨过程中，当时他仅14岁。巴夏礼5岁时成为孤儿，但他的一个表亲嫁给了郭士立，从而使他的姐姐们得到了启发，在1841年时将13岁的他送往中国。他在10月8日一到澳门，就被英军的高级翻译，马儒翰，收为学徒，因为英国人极度缺乏翻译。在第二年5月，马儒翰北上中国东南沿海参与南京条约的谈判，他带着巴夏礼同行。这对14岁的巴夏礼来说是一段极不平凡的经历：强征当地农民的水牛；没收中国人的船只；虚张声势地哄过守卫，混上璞鼎查的旗舰并进入条约签字会场。在这场漫长和奇怪的战争的结束场合，使得这个铁匠的儿子得以熟识英国殖民精英们。璞鼎查非常喜欢他，要他：“随时可以来我这儿吃晚饭”，当有人觉得他太过年轻，而试图阻止他进入一些主要的外交场合时，璞鼎查会大笑着说：“他是我的孩子，他必须参加。”
在经过两年的学徒生涯后，仅16岁的巴夏礼担任了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的翻译，勤勉地捍卫着英国的尊严。那些年里，他趾高气扬地坐着他那顶编有流苏、紫垫蓝绸座的轿子，在福建各地奔波。他对中国人的评价是：一个最为骚闹和难以管理的族群。到了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夜，他已非常娴熟中国话了（同时也懂藏语和满语），但对中国人的同情心也是最低。他深知：“中国人做事的方法，当需要向中国人还击时，知道何时何处准确地向对手发出一击。。。在中国取得尊重的唯一策略是运用这一方法。”
与巴夏礼逐渐升职的同时，14年过去了。这些年里，在清政府与沿海的外商间，发生了许多不甚愉快的对立事件。在香港北部海边，砖屋取代了木棚，鸦片在新的仓库中堆积如山。到了1842年一月，仅管战争中断了贸易，此地充斥了兵营、医院、酒店等各类商业设施。上海的外商也发展迅速，南京条约签订后仅两个月，新成立的英国领事馆，已在满是沼泽的上海郊区为英国商团选定了租界，界内仅有11间商行，2间教堂和一面英国国旗。到1852年，租界膨胀到内有银行、建筑商、出版商、船运代理等200余家商号，这一年，铺设了第一条下水道。但在这些发展的背后，商贸发展并不理想，曼彻斯特的厂商们担心中国人对他们所运到香港的产品没有兴趣。而香港，作为一个商贸中心，相对于广州，仍差一些，仅管南京条约允诺外国人可以在广州居住，但外国人与广州人之间的关系紧张。
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出于鸦片战争中许多误解之一。尽管璞鼎查尽力避免满清在条约上玩花样，特意将它扎在一起，但中英版本之间，意思有出入。条约第二条允诺给英国人和他们的家属在开放的港口的永久居住权，但在中文版本里则是允许在贸易期间短期居留，在条约签订后的15年里，这个错误逐渐演变成战争的理由。
广州人民拒绝英国人进城是可以理解的。1841年5月那个炎热的最后一周，在经历英军用大炮要胁赎城费，同一批英军在广州附近强奸和盗墓，他们绝不愿意与英国人共居一起。从1842年开始，每次提及“进城”，公众的怒火便高涨到要对英人：“食肉寝皮”。如清政府向英国的要求屈服，则会导致民众暴乱。
此时在中国南方，内战正在进行，历时15年的太平天国，将吞噬中国东部绝大部分地区，造成上千万人的死亡，几乎使清朝灭亡。太平天国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他们的理想是基于清教徒式的，对基督教崇拜式的阅读，而这一切与广东的传教士和他们的传教紧密相联。另一方面，太平天国领袖们诅咒另一西方输入：鸦片，一旦抽吸鸦片被抓到，幸运的会被立即斩首；不走运的则会被杖击1000，赐米饭一碗，而后再被斩首。太平天国对鸦片的仇恨也是他们反满的表达，他们认为满州人故意让鸦片泛滥，以便奴役中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满洲人和中国人间所暴露出的的紧张关系，也许是造成满清1850年分裂的原因，对于在1850年登基的咸丰来说，相对于太平天国，与英国人之间所产生的麻烦只是精彩马戏间的杂耍。
一些英国人仍隐约明白暴力是无法赢得中国人的心，就连巴麦尊和璞鼎查，也被他们自己的国人在华的所作所为而激怒，前者对那些“以踢翻他人水果摊和将中国人当球踢来娱乐”的人表示愤慨，但这些良心发现，被中方不遵守南京条约所引发的怒火推至一边。广州人拒绝英国人入城，被缩写成更大且更为邪恶：中国人的无理排外；和对南京条约所设立的条款的不加掩饰的厌恶。其结果形成恶性循环，每当英国人推动“入城权”，广州民众便会有强烈反应；而每次与广州民众的冲突，反过来，更使英国人相信事情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全国性的反对他们的阴谋，尽管在当时，根据外界记录，在一般情况下，广州人与外国人能和平地一起居住。一位在1825至1844年间在广州外国人居住区居住的美国人注意到：如果一个外国人在街上卷入一场冲突，几乎可以肯定是他自己的不好。
1842年秋，满清签约大臣们与璞鼎查所达成的协议是含糊不清的，某种意义上，英国人是允许入城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没有任何进展。南京条约签字后仅3个月，一名印度士兵与一个当地水果摊贩间的争吵，演变成商馆门前的拔刀相互刺杀和放火。1845年，英国再次要求入城，这次发展成一帮人挥舞着手枪，企图强行入城。当两广总督耆英贴出告示要人们思考再三拒绝英军入城的后果，但很快告示被撕去换上了揭帖，声言一旦英国人越过城门将格杀勿论。1846年，另一起与水果摊贩间的争吵，演变成一场混战，三名中国人被枪杀。英国以流行的方式，派了一艘炮舰闯入珠江示威。1847年，6名英国人在广州西郊野游时，被当地农民杀死，在冲突中也许是英国人先开的枪。随着英国人对入城定居权的年复一年的要求，和广州人的不断抵制（诅咒、扔石头、抢劫、追逐、伤害、谋杀），英国议会将所记录的冲突汇编成蓝皮书，名为《在中国所受的污辱》。
在巴夏礼这一类人心中，广州已变成“以排外为目标的狂热、傲慢、表里不一的大本营”。战争贩子们争辩说：这个大本营必须被攻破和羞辱，与这些杀戮成性的暴徒们谈判，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们根本不愿看一眼南京条约各款，只能将他们从高人一等的综合症中打出来。１８５２年，英政府在广州的代表得出结论：满清在广州的官员的唯一愿望，就是对英国的进城要求装聋作哑并拒绝，同时，鼓动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作为前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重新在人们心中萦绕：中国人只能在逼迫下才会改变。仅管南京条约是一“明智和稳固的基石。。。一个条约在没有大炮的支持下，仅是一张废纸。”
尽管巴麦尊和他的顾问尽力想制造出道德借口，但英国人所不满的是经济，于是鸦片又一次被牵连进来。自１８４２年以来，４个新贸易港口开放给了英国人，原以为英国工业出口会增加５倍，但１８４８年官方纪录的出口反而低过１８４３年；与此同时，英国人对茶和丝的兴趣不减（茶的进口在１８４２年至１８５６年间增长一倍多，丝的进口增长超过了２０倍），重新回到旧时的逆差。减低从中国的进口不是办法，英国的相当大的进口税收来自这些进口，也同时提供了英国海军军费。巴麦尊认定是问题出在南京条约的局限，认为不仅是沿海港口，中国内地也应对英开放，他对那些在中国强力进行、但非法并毫无收效地推动修改条约的领事们宣称，给予中国再一次痛击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他把寻找道德理由的工作留给了《泰唔士报》，《泰唔士报》评论说，英国必须“强力保证文明国家在这个广大的地区的自由贸易和交流的权力”，声称“将这个国家与开化了的欧洲国家同等对待”是错误的。
鸦片明显是唯一能使英国贸易免受灾难的商品。尽管中国人对英国的钢琴和餐刀叉不感兴趣，但在1840年至1850年间，他们对毒品的需求仍然旺盛。巴麦尊公开承认对华贸易中，英国产品的出口仅能部分抵消进口，其余部分则要用鸦片或白银支付。《广州纪事报》估计，鸦片贸易的利润从1840年的3360万，跃升到1845年至1847年间的4200万，无论英国政客和商人如何高调渲叫自由贸易的文明进程，事实上在1850年及之后，鸦片在对华贸易上支撑了英帝国：它为1856年的英属印度提供了资金（到1856年，鸦片收益占英属印度的总收入的22%）；它为英国在印度洋沿岸的贸易提供了货币——白银；在中国，英国商人用鸦片买回茶和丝。在某种程度上，它使得世界贸易得以运作——英国人在北美付款购买棉花，美国人用出售棉花的收款在广州购买茶，广州人然后用售茶收款换回印度鸦片。由于鸦片垄断贸易的重要性，英国在1843年将西印度的信德省并入英属印度，由此增加英属孟加拉之外的鸦片产量，使其它非英控制区的鸦片无利可图。在璞鼎查未能成功地劝说清政府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直到1850年前，英国政客一直担心另一场禁烟运动，不断纠缠清政府以期其放弃禁烟的法令。
1856年，新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搅进了这个乱局，他远在得到其任命前，就执意地认为进城权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并在1850年他短期返英叙职时，向巴麦尊说明了这一点；1856年，在他第二次返英叙职时，再次得到已是英首相的巴麦尊的单独接见，他可能得到直接鼓励，为武力解决问题寻找借口。巴夏礼也是积极地为他迅速厌倦并窝火的新职务寻找刺激，因为他除了写一些“苦力”移居报告，为侨民证婚，到附近山边散步以促进消化，使自己下一顿丰盛的殖民地大餐能有胃口之外，别无他事。
1856年10月8日，他的机会来了，广东巡抚叶名琛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在广州搜查并扣押了一艘名叫“亚罗”（Arrow）的中国海盗船。该船是中国船主，中国水手，但声称注册在香港，悬挂着英国国旗。巴夏礼一听到这个“暴行”，立即赶到现场去营救那些中国海盗，有如他们是正直、高尚的英国公民。在推搡的过程中，他挨了几下打。同一天，他的脸颊和骄傲仍感到痛楚，他写了封充满怒气的信给叶名琛，通报他如不立即赔偿，英国将派遣海军来华。他在向香港总督包令（Sir John Bowring）解释说，扣船说明了叶名琛不尊重英国国旗和英国登记。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他从一些西方目击者中收集了各种不可靠、添油加醋的证词，特别是船长，一个名叫托马斯-肯尼迪的证词。而这个人，在随后的调查里被发现，是他将该船转作成一个浮动仓库，以储存偷窃来的货物。中方和唯一的一位中立葡萄牙证人均说英国旗没有在船上升起；另一有趣的事实显示，巴夏礼和包令均知道亚罗号的登记已在9月27日过期，因此就算它升起了英国国旗，也是违法的。
巴夏礼不顾这些法律事实，在10月11日向包令声称：只有我方采取主动行动, 才能使所受到的如此恶心的羞辱得到赔偿。。。
包令，一位博学而任性的英国人，对中国充满着无知并缺乏耐心，对有了可以威胁广州当局的借口而兴高采烈。他的总督职位已经数次挽救了他在商业上的失败，他自从1852年来港以来，一直梦想在外交上能有所建树。他坚信广州的进城权是其名留青史的途径，他是如此的沉迷，以致于上议院认为他是个“一根筋”。整个十月，两人故意地、自私且非法地，将他们对中国及1842年以来的胶着状态的不满，进行发泄。10月16日，包令密信寻问巴夏礼是否能将入城权与此事联系起来：“如能联系起来，我可以招来整支舰队。”当叶名琛答应放还大多数船员时，巴夏礼拒绝接收并计划摧毁广州的炮台，同时要求进入广州。他或多或少地承认，亚罗号只是一个幌子。
10月16日，巴夏礼命令扣押一艘中国战船使对抗开始公开。10月29日，英舰上的大炮对巡抚衙门开炮射击；11月3日，英军对城南开炮。从12月到1月，英舰经常性的炮击将广州城南变成了一片火与烟，使得惊慌的救火人不得不冒着炮火和飞溅的弹丸工作着。
在英格兰，英国对中国所进行的战争使不同的观点深深地对立。1856年11月，当英军炮击广州并造成平民伤亡的消息传来后，曼彻斯特的市民们写信给女王，表达了他们的“羞愧和愤慨”。《每日新闻》赞同地说：“历史上还没有比此更草率、难以容忍和暴虐地滥用武力的记录，评论它现已成为我们的痛苦。”《晨间邮报》则不同意地说：“至今为止，过去的经历教导我们，似乎只有刀剑，此外别无它法能接触中国人的内心。”而中国自己也从被迫开放中得利甚多，该报以务实的语气结束说：“我们在争吵中，没别的办法只好争下去。。。（向这样的野蛮人）退让，将会使我们的全部利益受到威胁，不仅仅是在东方，而是在世界上所有角落。”《击打》月刊模仿包令写给巴夏礼的信总结性地说：“以简明的英文来说，就是我们尚未有合法的理由，因此我招来海军上将和大炮。”
1857年3月，英国上、下议院在一片恐惧的气氛下就与中国的战争进行辩论，上议院认为巴夏礼的行为“极度丑恶”，包令则是“败坏了。。。（英国）伟大且文明的国家”。他们认为进行这样一场战争，“会给我们的名声和旗帜带来耻辱，会毁掉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在下议院，反对党——托利党的攻击已是期待的，但更大的问题是来自辉格党内部，副殖民大臣罗杰斯（Frederick Rogers）宣称这场战争是“我们时代最大的疑问”，并说“包令爵士是个傻瓜。” 倡导自由贸易与和平的自由党的理查德-库博登（Richard Cobden），以政府在广州的代表执迷对华采用非正义的暴力，在下议院对政府提出了不信任案。他在议院发言说：“英国政府在与比英国文明程度较低的国家打交道时欺软怕硬。”
鸦片的问题在辩论的第一天就被提了出来，一位前孟买的首席大法官说，他被告知人们应对此事闭眼为静，但讲话的人向他保证，所有问题均与鸦片相关，因为它在部分中国人的心中，对英国人和英国政府产生了极深的仇恨，也在部分英国人的心中，对中国产生了反向的敌意；因而，几乎所有侨居在华的英国人都显示出一种好战的情绪。已是七、八十岁的巴麦尊，尽管疲乏并患有痛风，极力想将辩论转向爱国主义。他声称叶名琛是一个“无人性的怪兽”，说他仅在前一年就处死了七万人。他争辩说，如果英国不开战，就会将英国侨民“无保护地置于这群野蛮人手中”，但议员们不为他的发言所动。
经过四天的辩论后，政府挫败：议会认为政府在“用武力来促进我们与东方的商贸关系”，而这种行为不可接受。库博登的不信任案得到了16张赞成票，通过了。在反叛的议员中，有巴林爵士（Sir Francis Baring），1840年鸦片战争时的财政大臣。17年前，贪婪、鸦片和机会主义各种混乱的动机近乎使政府垮台但未垮，这次，政府失败了。
但政府刚刚因与中国的战争而垮台，巴麦尊就开始向选民进行轰炸式自辩，与此同时，看守政府开始准备后来被称作“中国选举”的大选。它的支持者发动了一场狂热的反华运动，用描绘着中国对犯人折磨和各种死刑的画，如：磔、剐、分尸、活剥皮等，向英国民众宣传中国政府的野蛮。一个评论如此说：“整个文明世界应联合起来。。。教育这些坏蛋们做人的基本原则。”商界则大力支持巴麦尊，说他“维护了大英帝国的尊严。。。决心保护和平地进行贸易的在华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倡导战争的一方强调性的策略很简单，就是反复高调宣传对华的暴力是荣耀的和不可避免的，直到民众接受为止，从而将辩论从是否合乎国际法理，转到情绪化的爱国主义和国家利益上去。
清教徒传教士团体，在掉了几滴鳄鱼眼泪后，也迅速加入巴麦尊的阵营。这些传教士，和商人一样，对1842年以来的发展不满，他们也要求广阔的中国内地开放给他们，以便于他们居住、旅行、建学堂和教堂等任何他们想做的事。
巴麦尊也在任何可能的场所，以赤裸裸的谎言诋毁中国：外交酒宴、议会发言、报纸评论等，声称“令人尊重的英国商人”的头颅被放在广州城墙上展览；指控叶名琛是个“狂妄的野蛮人，践踏了英国国旗并抵制条约实行。。。”并计划了对英国人的“。。。谋杀、暗杀和下毒”。尽管知情的对手们发文鄙视地说他哗众取宠，但公众喜欢。1857年4月7日大选后，库博登和几个主要的和平主义分子落选了，巴麦尊再次组阁。尽管上、下议院讨厌这些战争贩子，但英国民众将他们重新送回对华侵略、仇视中国的舞台上。一个月前巴麦尊才被谴责，现在他可以自由地进行对华的战争了。
在整个1856～1857年冬天，英国的最为优秀的立法委员们辩论了一整个冬天，最终一事无成。而自1856年9月，英国就在秘密联络潜在的同盟（法国、美国、俄国），策划一个对华的联合行动，11月27日，与法国达成了共同行动的原则。早在1857年2月，内阁已通知其在印度的代表向中国派遣军队，去强迫中国修约，开放中国的内地而不只是几个港口城市。另有一封标有绝密的信件，内容是强迫中国将鸦片贸易合法化。3月10日，在议会投票反对对华战争后第七天，政府宣布前牙买加总督、额尔金公爵，为对华远征的特命全权大使。
就连巴夏礼，这场纠葛的主谋，也承认：“我们的处境当然是尴尬的。但我们不能退缩，只有保持并运用人们的恐惧，我们才可能成功或避免极大伤害我们利益的失败。” 《击打》月刊再次挖苦地学舌包令：“我们已走得太远因而不能退却，告诉海军上将用大炮轰击。。。我的心在为这些一见锺情的中国人流血。”
一旦作出开战这个极其耗费的决定，战争就被迫按其固有的逻辑发展。尽管议员们时不时地声讨这场战争，称其为“悲惨的战争”（因为它将英国从更为严重的、正在印度发生的叛乱上引开了）。但怀疑的论调，被政客、商人和报业人员所声称英国在冲突上有道德的优势的声音所淹没了。泰唔士报首次派出随军记者、乔治-温古唔-库克（Geroge Wingrove Cooke）。他在英军的大炮和火箭象暴雨一样落在中国人的屋顶的同时，在广州向英国报道：“是他们（中国商人和官僚）使得这一切成为必要，就广州人的利益而言，广州也必须攻下。”他发自中国的信函后来汇编成书，由于广受欢迎，再版了5次。此书几乎每页都对中国进行恶毒地攻击，在违反国际法的前提下，英法联军的大炮杀死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时，书中说：“中国已死，活着的只存在于哑剧中。”
1857年12月29日，广州在英军的炮火下屈服了，城中的木屋和草屋在炮火中成为火焰，正如泰唔士报（用满意的口吻）所报道的：一场独特并良好地规划的、而且全面胜利之（仗），同时为“顽固且执迷不悟”的中国人叹息。中方约450人死伤，英法方死伤则约130人。中方的抵抗显得力不从心，由于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叶名琛不敢将在广西作战的清军调回。1858年1月5日，英法联军进入广州，占领了所有衙门，巴夏礼自得其乐地亲自在广州的小巷里搜寻他的敌人，广东巡抚叶名琛，最后叶名琛在试图偷越城墙时被抓住。完全违反外交条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英军将叶名琛流放到印度。
5月，英法舰队向北进发，攻下大沽口炮台，强迫满清签订了《天津条约》，完成了巴麦尊的修约要求。但当1859年，额尔金公爵的兄弟，弗雷德里克，在1859年6月返回北京换约时，满清在天津阻断了河道试图阻止他进京，弗雷德里克以炮击大沽口来回应，出乎英法的意料，清军以准确的射击进行了还击，519名英国水兵和士兵死亡，456名受伤。登陆的步兵伤亡最大，他们陷入河岸上的泥坑中，成为清军的靶子。泰唔士报上刊登读者来信说：“我们必须给予明确的回击，要为我们被屠杀的同胞复仇，他们是死于历史上最为阴险的背叛行为。让我们发动一切力量，不要浪费时间，派出一支远征军。。。以恢复我们的名声，教训这些邪恶的野蛮人，让他们知道他们错读了英国的力量。。。如果欧洲人的名字不能在这个国度以爱的名义传播，就让它成为他们畏惧的护照。”
额尔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的中国职务，他认为英国对华政策“愚蠢”，以“亚罗”号被扣作为理由发动战争是“令人厌恶的。。。尴尬的。。。丑闻。”1858年，他在日记里对巴麦尊要求鸦片合法化表示“无法安抚自己的良知”，他写道：“尽管我被逼迫着用几乎野蛮的手段，但在所有中国事务问题上，我是中国的朋友。”巴夏礼则认为额尔金不是一个优秀的人物。现在额尔金发现他在1859年所得到的、平静的邮政总局局长位置，和重返中国，去完成他未完成的远征工作之间挣扎，巴麦尊强烈要求他进攻并占领北京。额尔金不同意巴麦尊的方式：“一般概念是，如果我们随意地用足了大棒政策，我们就可在中国随心所欲，对此我持相反的观点。”然而在随后的一年中，对华战争使他不再敏感，从而犯下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历史学上所称之的、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首要罪行。
这场战争，在其快要结束的几个月里，第一次以照片形式被一个意大利的摄影师，费力克斯-比托（Felix Beato）记录了下来。8月14日，英法联军对大沽炮台进行了报复性的攻击，炮火将炮台摧毁，直到炮台外散布着清军的死尸和伤兵。巴夏礼在其家信中说：“我们伤亡了201人。。。敌人损失1200人甚至1500人。”
在随后准备谈判那段时间里，清政府极其短视地以背信弃义的方式进行了反击：绑架了巴夏礼带领的30人谈判团，并在刑部严刑拷打。这进一步证明了“臭名昭著的中国背叛”；“被动式顽固性梗阻”；“顽固地傲慢”，使得本不情愿的额尔金无理由不给予惩罚。在9月下旬和10月上旬，英法联军一路攻击到北京城北，此时，这支军队也许已经没心没肺了：在向北京前进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送殡的队伍，他们将棺材扔到路沟里，将拉车的驴抢走。当被琉璃瓦的城门楼或宫殿的尖顶的阴影所间断地覆盖下的北京高大且厚实的城墙映入眼睑时，英军军官们应会预感到他们将是1816～1817年被驱逐的英国使节（因拒绝对清朝皇帝磕头）以来，第一批进入这个帝国都城的英国人。
10月7日，法军（英军在其后不远）来到了清帝锺爱的夏宫——圆明园，在那里，他们短暂地与约20名缺乏武装的太监交了下手，就将大门轰然打开，将“陛下他居住的神圣内廷，展现给中国人所说的野蛮人亵渎的眼光下”。一座宝库呈现在法军面前，英国观察家们放肆的评论说：“这些战争中的军人，行为有如“未成人的学童”，“突然被告知他们可以在糕点店里拿走任何他们想拿的”，士兵们开始四处乱窜，开始有如暂时中邪式的滥抢；物件太重而无法拿走的就被简单地破坏了。兵营里有如丝绸的海洋，士兵们身着妃嫔的绣花服装在兵营里跳舞，军官们无奈地尝试着约束军队，当对士兵喊“列队”时，每连仅有不到10人尊命。
三天后，士兵们才从疯狂中恢复过来，开始在北京城前整齐列队。但在这些圆明园洗劫者的眼里，大清国的主权在这次亵渎式的掠夺后已不复存在了，因为皇家失去了所拥有的、最为珍爱的宝藏，这些宝藏被随意地羞辱和粗心大意地，经敌军士兵和军官之手，在拍卖会上露一下面，而后落户到欧洲各地的私人和公众的收藏里。如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它们经常被拿来展出，骄傲地标注它的出处：中国皇帝的夏宫。在英法士兵亵渎的行为中，他们挑战式地站在皇帝的宝座前面，无数的王公大臣和外国使节按中国礼节，如奴隶一样在此处跪拜。许多见识了掠夺的宝藏的人都承认这些宝藏光耀夺目，一位法国人写道：“它将所有的光彩展现在我们眼前。我须将所有已知宝石化为汁并以黄金为墨，灌入钻石做的笔中，写出充满东方传奇的诗句。”另外一些人则用文字极力贬低清朝，一位英国人回忆说：“总体上看没有什么，中国的艺术家和建筑师没有做出任何伟大的作品。”（尽管如此，他还是将皇帝座位上的坐垫拿走作为纪念品）
满清不能再战了，主要是它同时正面对着各地的起义，在1850年底，南方的太平天国和东部的捻军起义，几乎占领了整个帝国的南部，并威胁着要向北进攻首都。在外国侵略和内部反叛的双重压力下，咸丰皇帝在十余天前已逃往长城脚下的承德避暑山庄，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来收拾这个危机。10月8日，恭亲王写信给英军保证送还俘虏，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巴夏礼及19名欧洲和印度士兵被放回，其余则装在棺材中送回，这些人质被折磨至死或死于折磨后的伤口感染，现在留给英法联军所要做的是给清朝一个巴夏礼所定义的“以儆效尤式的惩罚”。
10月18日，“作为对中国政府违背约定所犯罪行的惩罚”，圆明园被放火烧掉了，“为表明对恐怖和悔辱的报复，我们在这种心态下犯下了大罪。”但许多英法联军的士兵认为这个报复太慈善了，法国全权大使说：“许多人想要烧毁北京并折磨每一个满清官员。”
唯一对圆明园的图片记录是出自于比托，他在 圆明园被焚毁前几天拍下了一些庭阁，当火焰熄灭后，所留下的只有烟熏黑的墙壁和炭化了的松树。随军翻译，同时也是自然历史学家，罗伯特-史文豪（Robert Swinhoe）说：“它在我们心中预示了这个废弃了的帝国的坏兆头。但是。。。中国有时间再造自己，与其他帝国再缔友好关系，学着赶上进步的步伐。”两天之后，此时已因沮丧而变得狂躁的“踌躇的帝国主义分子”额尔金，乘坐着由16名身着皇家赤红服装轿夫所抬的轿子，由军乐队吹奏着“上帝保佑女王”，前去参加条约换约仪式。新的北京条约在赔款上比1858年的条约增加了四倍，同时加上在北京设立大使馆，自由在华旅行和不限于通商城市工作，及鸦片贸易合法化。
在胜利的硝烟中，很容易忘记这是一场战争——一场英、法、随后的美、俄针对中华帝国的世界大战；一场违背国际法，由一个年轻而独断的英国人所挑起，为一个脾气暴戾的“一根筋”所利用，最后由一位认为此战争是“不幸的” 、愁绪满腹的全权大使所指挥的。
尽管不是所有人都没看见胜利的闪耀下的模糊背景，那些对历史有着长远记忆的人深怀内疚，这些内疚将他们引入下一个、奇怪的战后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