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恐惧，在1900年联军入侵后，清政府开始现代化改革时更为激烈。当皇朝派出的大使去学习西方政治、技术、社会和军事并朝向君主立宪努力时，新闻敌视变得加剧。泰唔士报总结：“中国是一充满生命力的国家。。。缓慢地现代化后，会突然急于扩张，也许征服，成为世界强权，如果不是为了报复几乎每个欧洲强权对其所犯的罪行。”当中华帝国拒绝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它被攻击成一个傲慢、排外的威胁。当它开始按西方规矩（派它的臣民到它国工作，现代化和西式化它的军队、学校和政府），它被指控阴谋用西方技术来对抗西方。
回看英伦，及其它中国劳工定居的西方国家，它们开始害怕中国报复性的“入侵”会汇集在某一可怕的中国鸦片馆，因鸦片是用来贬低一个民族的最为完美的工具：这一东方的毒药悄无声息地潜入英伦，并在其人民中散播它那复仇的烟气。为了忘掉不久之前西方还急切地为中国人提供鸦片，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时代的记者们（包括《好朋友》的专访记者），将中国移民在像伦敦那样城市里所设的烟馆，描绘成邪恶四溢的犯罪老巢。查尔斯-狄更斯1866年在一次短程旅行后，为这些观念设置了一标准格式，章页间充满对野蛮兽性的亚洲人的描述，关于他们“灰暗且面无血色，有如死尸”的脸和“面无表情有如绵羊般沉思”。一位在1891年向《蛛丝蚂迹》（Strand）杂志投稿的人，发现他所参观的鸦片烟馆里的所有东西都很恐怖：邪恶面像的烟馆主人和他那“羊皮纸色的肤色”；“他的小而狡猾的眼睛。。。令人恐怖地转来转去”；肮脏黄色的墙；就连楼梯都是“最为邪恶般地欺骗性的。。。我辈从未上下过的通道。”1904年，另一位去过一鸦片烟馆的人观察到：“东方的狡诈和残忍显现在所有人的脸上。”一篇关于白教堂（Whitechapel）烟馆的报导评论说：“大多数的人蔑视中国人：他们不诚实、奸诈、残忍、自负并且不讲卫生。。。在这一切中包含着大量的真相；但我们必须记住他们是异教徒。。。对鸦片的锺爱会使一个人良知丧失，从而使他准备做任何邪恶的事情。”
令人好奇的事实是，与人们对鸦片烟馆的恐慌持续的同时，在十九世纪即将结束的那几年，就在英的中国人整体而言，并没有多少人，鸦片烟馆就更少了。在1860年，全英国华人人数不到100，人数到1911年上升到了1100人。在1884年——差不多是狄更斯对兰姆豪斯（Limehouse）的突击调查20年之后——人们估计在伦敦东区仅有6间鸦片烟馆。“并非极其恶劣”，那年，一位镇静的观察家得出结论：“和平的、对小事完全忽略的平和。。。仅有鸦片所能达到。”另外一位证人在1908年证实，鸦片吸食者们只是一些“普通的工作阶层。。。他们在享受他们的快乐时光。。。在他们的钱所能维持的条件下。”
最深层的恐惧是，中国人会将“丑陋的邪恶”传染给帝国具有生殖力的女人，及她们生气勃勃的儿子们――被精心保护、为帝国和白种人作为一个整体所依赖的福祉。吸食鸦片，正如一部流行小说所言，“对一个英国女人，象异教徒一样生活已是糟糕极了，而用毒品麻醉自己则是非基督徒和兽性行为。”在鸦片馆的报导中，一个几无生息的角色是中国鸦片馆主的英国妻子，在她身上（如震惊的记者所描述），令人恐怖的退化清晰可见。“她的皮肤黑中带黄，”一位怜悯的旁观者叹息说：“她自从结婚后，过着如此方式的东方生活，她的外表器官显而易见地迅速失去欧洲人的型态。。。她说，这不断地微量吸入她丈夫所买卖的毒品的烟气，简直是在杀她。”中国人和他们的鸦片，如廉价刊物及文学观点所视，正在刻意地腐化脆弱的英国民族。狄更斯在他最后一部、未能完成的小说，神秘的爱德温-祝德（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以一个肯特郡的合唱指挥进入一家伦敦的鸦片烟馆作为起始，而鸦片烟馆的英国女主人则是“被鸦片烟薰得与中国男主人奇怪地相像，他的脸颊、眼睛和太阳穴，及其颜色，都在她身上重现。”
回到1883年，当时的鸦片问题的评论家们，对不久之前英国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仍能有足够的记忆，这些行动应对鸦片吸食在英国人心中产生的极度不安负责。“我们实际上有”，那年一位前驻广州的传教士说，“一个饱含邪恶的新习性，在我们中间发展。。。它在急速地靠近我们并出其不意地扑了过来，突然的就连那些一直对其鬼祟和看不见的脚步充满恐惧的人都大吃一惊。”这个鸦片瘟疫“在我们重要身体器官中扩散并攻击它们”，他解释道，这是对“我们所作所为的报应”。在随后的二十来年，这一历史性良知被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小说、戏剧及后来的电影将中国人刻画成一个“东方溃疡”，阴谋摧毁白人世界。“许多这些天朝人和印度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是低贱的”，1897年的一篇短故事不经意地评论道，“他们经年不停地吸食，似乎并未受到任何伤害。但他们的精致的本质在受难、变质并垮掉，这些众多且可怕的行为就是毁灭。”在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年中，英国街头小报的读者们被一系列的绘声绘色的故事所震惊，在这些故事里，年轻貌美的英国姑娘被亚洲的毒品贩子所勾引（常常伴有致命的结局）。1918年，一位来自上海、绰号叫“聪明张”（Brilliant Zhang）、富有的业余艺术收藏家，在一位伦敦戏剧界的宠儿，比丽-卡乐顿（Billie Carleton）的可卡因吸食过量而死亡的案件中被指控。四年之后，三姐妹，弗洛伦斯（Florence Paul），关多兰（Gwendoline Paul）和罗赛塔（Rosetta Paul），被发现由于吸食鸦片而不醒人事地躺在卡地夫（Cardiff）一间洗衣店楼上的一间卧室内，身边躺着一死去了的中国人。“这些女孩的外表是如此之蜡黄”，发现她们的那个人声称，以致于他“一开始还未能认出她们是白种女孩”。
大约在1910年，一个名叫亚瑟-亨利-沃德（Arthur Henry Ward）的前爱尔兰-伯明翰银行职员，与他妻子伊莉莎白一起讨论他的未来。伊莉莎白是一个伦敦西区非常励志的艺术家，在音乐厅舞台上做平衡和转盘表演，同时等待着她出头的机会。亚瑟的背景比较白领，他最初是想研究埃及学，当这一希望落空后，他成了一个银行职员；但当他想催眠他的同事，以便进入银行保险库进行强劫时，他的银行生涯也就悲哀地结束了。但象他的妻子一样，他将他的目光投向了演艺界：尝试着为剧院写作一些短故事和喜剧歌曲。由于对不断地收到拒绝信而感到厌恶，他与他的妻子伊莉莎白坐在扶乩盘前，想乩出他人生下一步应如何走。他们的手，亚瑟后来说，拼出了“CHINAMAN” （中国佬）。他放弃了亚瑟-沃德这个名字，而转用较为雅利安的萨克斯（Sax，盎格鲁-撒克逊语中意为刀刃）及更加罗曼蒂克的罗默（Rohmer意为漫无目的游荡的人，‘he who roams’- 生来的自由作者），3年之后，畅销书《神秘的傅满洲博士》（Mystery of Dr. Fu Manchu）诞生了。
我们对萨克斯-罗默所说的绝大多部分，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他的助手凯-范-阿什（Cay Van Ash）所著的自传——阿什认为他是一个幻想家，均应采取谨慎的怀疑，这样会比较明智。除了15部傅满洲畅销书，罗默极度沉迷于不同宗教的神秘性，著有魔术指导，巫术和超自然：邪术的罗曼史。一件事是无可争议的：他所描写阴险邪恶的傅满洲的小说，及其后改编成的广播剧和电影，使他成为了一个名人。仅有不多的作家能够如此幸运，作品能在死后仍被记住，然而，归功于傅满洲和他全球性针对白种人的阴谋，萨克斯-罗默在其入土半个世纪后，仍未被人忘怀。
一些人也许会争辩他的著作所产生的对中国人的偏见不值得认真讨论，因为全都是廉价公式化的描写——抚慰性的重复，罗默用来一再强调他笔下的恶棍的邪恶欲望（这个‘阴险的天才’，‘那个可怕的家伙’，‘东方奸诈本质的体现’）；数次故事中的白种人英雄，离他们的东方猎物近在咫尺却功亏一篑，败在按钮控制的翻门下——似乎在恳求一个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来看它的可笑部分。也许我们应干脆不理睬罗默的偏见：种族主义在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和美洲的作家中令人沮丧地常见。例如，约翰-巴奇（John Buchan）的反犹，并未阻止他的著作名列文艺巨作之列。然而，并不能轻易忽略傅满洲现象的流传广泛和持久性，及它在当时所渗透的深度和对反华的情绪的加强。在罗默的名声处于高峰时，傅满洲系列作品充斥着公共图书馆、电影院和运载西方人往返中国的客轮上的藏书室，保证他们（按一位1920年的年轻旅客的话）“了解中国佬的方方面面，他们是一伙残忍、邪恶的人。”
萨克斯-罗默的傅满洲只是一个最为成功、虚构的中国恐惧症的化身。大致从1873年起，针对中国人的卑鄙的病态恐惧（利用对中国移民的经济竟争的广泛的担心），变成了廉价的美国小说的基本元素：卫斯特（H. J. West）1873年所著的《中国入侵》；阿特威尔-惠特尼（Atwell Whitney）1878年的《杏仁眼》；罗伯特-沃尔特（Robert Wolter）1882年的《1899年中国人夺取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短而真实的历史》（是澳大利亚劳工联合会发起者所著的《白种人或者黄种人，1908年种族战争故事》一书的翻版）。
1898年使得“黄祸”这一词流行的作品，马修-谢埃尔（Matthew Shiel）的《黄色危险》出版了。此书中，绝顶聪明的中国总理颜豪（Yen How，一位半中、半日血统，整个是撒旦的东方化身），构思并实施了一个“恣意且邪恶的阴谋”，意图在欧洲进行大屠杀，而后以众广的黄种人来取代，因这兴奋和单一的原因“他内心珍藏着这个秘密并对白种人族群极度的厌恶”。他是中国人残暴的概括，颜豪在他那肮脏的计划中得到罪孽的快感，在他公布他那不会失败的摧毁白人的计划时，他的“眼睛会迷卷并散发出极度欢乐的喜气”。在19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邪恶世界的异形入侵小说里，所产生的恐惧有一点不协调和缺乏身份；谢埃尔所塑造的，第一次，以东亚最高领导层中的人为主谋，策划着一个阴谋。谢埃尔进一步煽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焦虑，加给他的反派主角以对白种女性的淫秽的想法：“什么是颜豪博士的目标？简而言之，是最终占有一个白种女人，他的次要目标是对世界上其余的白种女人和男人进行伤害。除非大地裂开并吞噬了他，他会放弃他的希望，否则任何原因不会动摇他的信念。”
在谢埃尔的书发行的时代，有不少人认为谢埃尔的观念令人发笑地耸人听闻，“[谢埃尔]一定是期待我们大笑。”泰唔士报的评论员开怀的格格大笑：“但我们要与他一起大笑而不是笑他。”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使得该书的好笑部分不再好笑了，黄祸小说开始与满怀复仇心的士兵、传教士、外交官从中国传出的见证交汇在一起，两组叙述相互证实并相互推动，使得仇恨上升到一个新阶段。
“呃，对这样一个族群我们该如何说呢，伙计们？” 颜豪的英伦对手、英雄的复仇神、约翰-哈代（John Hardy）向他手下的一群陆战队员说：“你们不和我一样认为除去这些人会使这个世界美好吗？”“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陆战队员们同声回应着。“我在此时此地，终身投入摧毁这些人的事业里。”到1904年，这个中国的首要罪犯（戴着他那‘由于薄嘴层上的露齿奸笑而扭曲的狡猾黄脸’，梦想着‘用从罪犯身上所提取的病菌，注射到无辜的人身上而迫使他们犯罪’，从而使他可以统治整个世界）已成为儿童出版物《採摘》和《磁石》的主题。他的东方式的邪恶罪行，通常是在鸦片刺激下所进行的：“一定剂量，”一篇漫画中的侦探揭露，“麻痹人的道德观念。。。使得受害人无视基本的诚实而偷窃任何物品，或不择手段地做任何事。”
中国人的入侵阴谋在儿童系列读物中经常占有大量篇幅，在《来自东方的恐怖》中，“人们梦中所见的黄祸最终放了出来”，一群童子军们在布莱顿的海滩上与“嘴中吱吱嚼着米饭的一群东方水手”战斗着。1910年，就连《女生拥有年刊》都感到它须警告它那些天真的读者，在她们周围正发生这一全球性的阴谋（中国人已准备就绪在它国居留下来，恶魔会随之而来。。。形成“黄祸“）。同一年，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小说也找上了黄祸这一题材，《无与伦比的入侵》，想像中国最终在1976年“睡醒”了，“中国返老还童了！”伦敦倒吸了一口气，“这只是中国走向狂妄的第一步。”在故事的结尾，西方被迫用生化武器来毁灭中国人，用精巧的玻璃瓶向“喋喋不休的黄色民族”投放“所有剧毒类型传染性的死亡病毒”，“瘟疫将他们吞噬。”那些尝试逃离中国的人，则被已聚集等待在中国边界的西方军队所屠杀，“人吃人、谋杀和发疯到处都是，如此中国灭亡了。”故事结语：“从而开始伟大的任务，净化中国。。。以美式民主方式。”
然而，所有这些均无法象萨克斯-罗默的魔鬼博士那样让人具有想象力。傅满洲的形象成功并能持续其影响力有几个原因: 第一，它非常技巧性地在歇斯底里和合理性间跳来跳去，将对中国人在英伦出现的模糊、荒诞的恐惧，与人们所关心的头条新闻和警方报告——有关华人有组织性的犯罪网，和中国人的鸦片烟馆、古玩店及其它小商店的阴暗世界混合起来。第二，罗默将所有的假想都集中在唯一的反派主角，这个反派主角有着令人记忆深刻的属性（他热衷于用科学的方式、策划邪恶行径及异乎寻常地精致的折磨方法），这种写作方式被后来的作家如伊安-弗莱明所摹仿。（到了1930年，据传说，傅满洲式的中国超级恶魔，已在英国畅销小说中如此普遍，以致于英国侦探小说作家协会，要求其新作家会员发誓他们自己绝不尝试创造如此形象。）最后，罗默看到他所创作的反派主角的长期性的潜力，因而将他写成无法摧毁（火烧、砍头和近在咫尺射中头颅），而不是毫无耐心地将他在第一部小说中就杀死（如谢埃尔对颜豪的处理）。
要想弄明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傅满洲现象如何表述如此之多的对华的扭曲看法，人们需仔细检视这一现象, 及它向它的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们，所售卖的它对中国人的观点的方式。在形式上，小说大量借助于柯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蓝本，通过叙述者，一位在科学上学术深厚的培特理医生（Dr. Petrie），和他的聪明、善变的朋友，奈蓝-史密斯（Nayland Smith），讲述他们的斗争，讲述他们在全英国四处奔波去侦破中国人的阴谋。（在第二部傅满洲小说，《邪恶的博士》中，史密斯和培特理在索姆塞郡的沼泽地里，差一点就被泥潭吞食，极其厚颜无耻地抄袭《巴斯克威尔猎犬》）。在每部小说即将开始时，通常是一位不列颠帝国的支柱被亚洲黑暗势力所谋杀。由此，培特理和史密斯很快就推导出谁是这件坏事的主谋：“黄色种族运动的邪恶天才”，傅满洲。“想像一个人，” 罗默对傅满洲的第一次描述，
高、瘦如猫科动物；双肩耸起，有着一副莎士比亚式的眉毛和撒旦的脸，刮的锃亮的脑壳，细长的磁石眼睛如猫一样绿色。他身上汇聚了全部东方人的残忍奸猾，是集中了所有过去和现今科学的资源所形成的一个智慧体，你也可说在他身上集中了一个富有政府的所有资源，虽然这个政府完全否认着他的存在。。。你头脑里有了一个傅满洲的图像，黄祸寄生在一个人身上。
为不使他的读者遗漏这一点，罗默每隔几页就概括他的评述要点：“傅满洲博士的脸比我所见过的所有的脸都要更加令人反感”；“这个黄色撒旦”是“地狱散发出的死亡。。。领队的死亡天使”；诸如此类。就象谢埃尔的颜豪，是一个充满神秘的人，漫无目的地充满恶意，对白种人心怀一种无法解释、报复性的仇恨，以及一心想要主宰世界：“这位既出类拔萃又邪恶的人，一心梦想将欧洲和美洲置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这是个白种人的敌人，一个没有怜悯心的禽兽，一个被其种族冷酷、精心算计的残忍所激励全部才智的人。”仅管他作恶的冲动有着广度和复杂性，但这位博士似乎完全不知自己的动机，没任何缘由就发誓要与全部白种人进行战争。
于是傅满洲成为中国恐惧的绝好的体现：残忍、奸诈、傲慢和仇视外国人。在书籍的封页和电影中，他被臆想成一个永恒帝国的中国古董：好莱坞哑剧中的满大人形象，长长的八字胡和滑稽可笑的长指甲，坐在亚洲格调、豪华颓废的座椅上。他的阴谋，通过伦敦的东方巫术师来散播：几乎不算人类的亚洲土著水手；黑白混血儿；来自缅甸丛林可怕的有毒野兽；印度图基强盗；长着９英尺长手臂、令人崇拜、有着无法挣脱的握力的阿比西尼亚狒狒。他的计策经常是过于复杂因而显得愚蠢：一次，他试图向他的敌人派出一只爪上涂有毒药的猫；另一次，为了使人们远离他的藏身处，他将一群尾上绑上铃铛的老鼠放到墙脚板后，使整栋房象栋鬼宅——仅当奈蓝-史密斯用一块奶酪将它们引诱出来，整个把戏才被揭穿。仅管如此，他同时也是个装备了现代世界令人恐惧摧毁性武器的人：牛津大学的科学博士，总是置身于一些“制药用具”之间。在“一张精雕细刻巨大的桌子”边上，（又）被囚禁在反派主角巢穴里的培特理医生注意到，“坐着傅满洲博士，一本黄色且退色的书卷摊开在他面前，他手中的试管里装着一些黑红色的液体，几乎和血液一样，在本森灯的火焰加热下冒着泡。”
罗默的英雄们通常穿过伦敦，沿着一连串的线索和尸体，直到他们的艰难历程将他们引到博士可怕的活动中心。在第一部小说里，并非凑巧地，这个中心是一个“简直就是剧毒”的鸦片烟馆：“一个可怕的地方”，东倒西歪地躺着没有知觉的人和白痴、类人猿般的中国人说着洋泾浜英文。“这边伸出一只棕色或黄色的手，那边一张粗糙、状如死人的面孔”， 培特理叙述说：“在四下扬起淫秽叹息的同时，远处有咕哝的声息——一种怪诞、动物般的合唱。有如被一些中国的但丁所窥视的地狱。。。我们被隔离了，我们在远东人手里。。。在最无法理解并且神秘的族群成员、中国人的控制下。” 罗默在此的目的很清楚：让读者因怪异和恐怖的外国人，隐匿在英国的心脏的想法而感到恐惧。“现在异族人隐隐绰绰的身影，正从我们周边走入大路上的灯光下了，”一段描述潮湿、阴暗、邪恶的多重文化的伦敦，“从地洞般地巷子里现身而出。仅仅很短的车程，我们就从光明灿烂的西方进入到暧昧的东方地下世界。”在罗默的英格兰，不列颠帝国的白种儿女无处可寻求安全：“一架缜密的杀人机器已设置在伦敦某处”，奈蓝-史密斯喘着气说，“睡觉是危险的——每道阴影都带着死亡的威胁。”
自然，傅满洲本人也是鸦片上瘾者：当他微笑时，“我熟知的糟极了的空洞微笑” ，培特理观察到，博士“露出鸦片吸食者的牙齿”。该书的故事情节也因掺加了其它的诡秘毒药情节而引人入胜，“在扭曲人的天性上，在干扰人的平衡心态和将善意的力量扭转到奇怪且危险的渠道上，傅满洲博士超越。。。在纯粹的毒理学上，他过去和现在，没有对手：博吉亚家族与其相比如同儿童。” 傅满洲的谋杀现场浸满毒素；他手上的第一位牺牲品，科里切顿-达维爵士（殖民厅负责人），被人用“Zayat ”之吻——缅甸丛林中剧毒的腥红色蜈蚣所咬到；一股神秘绿色的毒雾，从埃及学家秘书托运木乃伊的箱子中升起。对傅满洲故事中的绝大部分角色，罗默较前篇提升了其反面主角的下毒嗜好。杂志如《好朋友》、《採摘》和《奇事》, 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里，均全面确立了描写华人大规模地投毒（用细菌战）的偏好。
几乎自从“黄祸”发明后，每个年代，“黄色恐慌”成为西方意识中的特色，完全不顾中国自身政治、社会和经济能力的现实性能否成为一个威胁。1898年，当马修-谢埃尔创造了颜豪之时，清帝国因在朝鲜令人震惊地败给原是中华文化的分支的日本，还处在摇摇晃晃中。当萨克斯-罗默在1910年到1920年间开始制作他的“傅满洲”大炮时，在伦敦的华族也许是最具有努力工作精神、总体上社会和政治面貌上最不具有威胁的非白种英国人社团。1932年的电影《傅满洲的面具》（在此影片中，与小说同名的博士叫喊着要摧毁白种人，同时将金发白种女郎绑在石头祭坛上献祭，企图将成吉思汗复活。）开始制作，而在此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却一方面深陷内战，另一方面在防备日本的入侵——这场侵略最终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峰。1938年，数以万计、极有可能数十万中国平民在南京被日军屠杀，萨克斯-罗默仍在暗示即将崛起的“忽必烈汗。。。他会以其影响力，将百万民众编织到一起并制成一个紧密的中国”，从而使恐惧散布于它的白种邻居。“我喜爱傅满洲小说”，美国前驻华大使，斯泰普顿-罗伊（Stapleton Roy）爽快地承认着：“没有什么象邪恶的中国人策划统治世界更使我身心震颤的。。。但当你看到历史上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不是一部梦幻小说，你被迫得出一个非常不同的结论。”
非专业人士推动当代中国的辩论时，较谈及世界上其它潜在的新兴的大国（如印度或俄国）更具深广度， 常常显示不加思考地拘囿于“中国是否是个威胁？”当然人们要关心这个问题，例如，中国的军事扩张；或它通过亚洲显示它的“软实力” 意愿；或它靠使那些非洲的独裁者富有的投资方法来对非洲的掠夺。明显地，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超级大国会与西方大国发生冲突，对全球资源的竟争，会造成政治和军事紧张，才是真正的令人担心原因；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斗争，总是伴随着新的强权的成长，但将事实上的经济现象，渲染成神秘注定的文明冲突是无济于事的。美国的非专业的评论员们，长期以来质疑中国政府购买价值数以万亿计的美国债卷的动机， 好像这是一种迫使美国曲膝的低调、高超的计谋，而不是一个因美国过度花费和缺乏存储所形成的简单案例。
有时好像是, “傅满洲”制造出了一个持久不退的西方癖好——针对中国的低劣的危言耸听。“中国的威胁是真实和日益增长的”，比尔-格茨，美国的一位中国阴谋论的主要理论家，在其2000年的著作，《中国威胁：人民共和国是如何以美国为目标的》中宣称：“今天的现实是中国为美国的主要威胁，并且日益增大”；他在5页之后，在他启示“中国的掌权者。。。仍然是共产分子”之前，再次重复了他的观点。在2005年，他预测大陆会在两年内入侵台湾，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比拟成一个法西斯国家——甚至和德国法西斯一样。“我们将再打一场多个战线的战争”，一位读者回应，“与伊斯兰及与法西斯中国。我希望我们有所准备。”“我丝毫不怀疑”，另一位读者同意说，“中国会对我们进行核袭击。”无需担心——仅管中国军费在过去的十年中以两位数增长，但美国的军费预算仍是中国的8倍。
几乎所有与中国相关的麻烦出现，旧恐惧就会再次浮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7年，认定中国通过出口它的有毒的产品：宠物食品、药品、牙膏、含铅油漆玩具火车，散布中国向世界出口“毒物”的歇斯底里看法。“中国是不是想毒死美国人和他们的宠物？”一篇文章问道。“中国有毒的玩具火车还在那儿，”美国的一个消费者协会警告说，“藏在一艘正向我们开来的集装箱货船上，没人知道它何时会再次攻击。”与此同时，中国唯利是图的公司正忙于毒害多得多的中国消费者：在2008年约30万婴儿因病入院，同年姗姗来迟地暴发了奶粉含有三聚氰胺的丑闻。在召回中国出产的大约21万件玩具之后，美泰公开地向其中国生产伙伴道歉，承认“召回的产品中的绝大部分是由于美泰设计错误，而不是中国厂商生产中的错误。”中国也因其经济奇迹而被指责污染世界（所谓的绿色危机）——西方消费者是廉价中国生产厂家的主要市场，与此同时，中国本身的自然环境吸收了绝大部分损害。在中国同西方关系上，“黄祸”论的残余，显示了自我开脱观点和导致1840年到1850年间英国对华开战的论点的反弹：西方固守于中国具有不加思考的排外主义的思维，及中国一心祈望西方倒霉。
黄祸最大的可信性问题在于，历史上看，它是隔离于对华观点和事件之外发展而成。它因西方人对华人妄想性的偏见而繁盛，它是西方人对中国人在经历了象鸦片战争那样的事件之后的现状的漠视，及由此对他们自身与欧洲侵略者间的关联不感兴趣——这也是本书剩余篇幅的主题。正如萨克斯-罗默骄傲地告诉他的传记作者：“我借傅满洲而出名是因为我对中国人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