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敦马在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发表“亚洲民主的前景”演讲时表示，国家要稳定，种族间贫富须平衡。一个种族富有，另一个种族则贫穷，就必须减少这种差距。敦马的意思，说白了就是要“均贫富”，用中国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的话来说就是：“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
要创造出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国家，不是仅靠“均贫富”就可以实现的。事实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国于家都不是坏事。
以中国为例。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他在1986年3月28日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继续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国策。1986年8月19日至21日，邓小平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仍然坚持“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中国正是从那时起，打破大锅饭，不搞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路走来到今天，整个国家的财富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共同富裕初见成效，经济繁荣有目共睹。
更为重要的是，“均贫富”必须“等贵贱”。“等贵贱、均贫富”是中国南宋农民起义领袖钟相、杨幺提出的反映农民阶级反抗等级差别与贫富悬殊的主张（原文详见《三朝北盟会编》卷137）。中国的封建社会存在的严格的贵贱差别和贫富悬殊现象，经常引起农民为争取人身自由和反对经济剥削而揭竿而起。
“均贫富”如果不走到劫富济贫的邪路上去，必须要“等贵贱”。各种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乃至婚姻上，地位平等。如果不平等有差距，就必须减少这种差距。
打个比方说，假如在一个国家，某一弱势族群的人，他们在独立建国时立下的丰功伟绩，不被中小学教科书如实记载；他们公司的股权，必须无条件让渡给其他族群一部分；他们的统考成绩不被政府承认，统考生不能进入公立大学就读；他们不在公立大学毕业，则无法进入公务员队伍，分享国家政治权利；他们的文学不算国家文学，不在国家文学奖评奖范围；他们必须一夫一妻，而其他族群的人或可三妻四妾……这就不叫“等贵贱”。
而所有这些贵贱之别，如果继续不解决，也会让国家不稳定。这样的族群差别，必然对国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产生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会直接阻碍种族间贫富的平衡。
与西方社会不同，亚洲民主的前景，应该是族群平等、政治清明与经济繁荣。不谈“等贵贱”，只说“均贫富”，只看到贫富差距，不承认族群贵贱的差别存在，这不是理性的表达。如何做到等贵贱、均贫富，将长期考验着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