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峰回路轉被派新工作
這是1989年7月27日查先生寫給我的親筆信。
奉命接手健康版
一九八七年七月，檢查報紙的工作進行了15個月（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終告結束，查老闆指示以後的檢查工作交給潘先生，然後我被告知：
“你去編健康版吧，現在的編輯是港聞版的一位編輯代編，編得不好，我不滿意，你如果不接這個版，我就把它取消了。”
其實，有了那次叫我接副刊的不愉快經歷，我很有點裹足不前，生恐不知道又“踩”了哪一位的“腳”。查先生好像看出我的猶豫，便說：
“這次沒有問題了，你放心吧，這個代編是港聞版的編輯，編這個版也是個負擔。我會安排你們交接的。”
於是，我很順利地接下了“健康是寳”的編務工作。我這個人大概是天性所至，非常受不了沉悶，一接手便開始計劃將健康版“翻新”。
我有一個鋼琴學生的爸爸是港大畢業的執業醫生，那時艾滋病剛剛“嶄露頭角”，沒有什麼人了解這是一種什麼病，但那位港大畢業的醫生不擅寫稿，我就教他根據英文資料寫寫常識便可。結果，健康版上便第一次有了有關艾滋病的專欄，大約一年後明報出版社為他結集出版了名為【防範艾滋】的書，記憶中那是香港出版的第一本關於艾滋病的常識書。
另一位作者是香港著名的法醫官，是那位寫艾滋病醫生的同學兼朋友，我其實一直都很有興趣了解法醫和破案方面的知識，便請他來寫關於辦案中的法醫故事，滿足好奇心之餘又能增加知識，真是最好不過。
還有一位作者是以前跟查先生一起在新晚報寫稿的醫生，欄名叫“疑難雜症”，用他平時診病見到的疑難病例，深入淺出地解釋病因等，後來也出版成書。
除此，還有為癌症患者解答問題的欄目，用中醫角度分析病症的欄目，精神病的診治與常識，以至同性戀者的自白等等，五花八門。
那時香港的電視臺有一個節目，名“星期六檔案”，分析一周來的重大新聞，立意十分新穎。我想我這個健康版也可以效法，於是每週日推出【星期日檔案】，用整版的健康版版面，討論新近的醫學熱門話題，記得曾經做過的有香港試管受精（試管嬰兒）發展狀況、香港青山醫院（精神病醫院）採訪、南朗醫院的善終服務和醫院垃圾何處去等話題。
有一段時間竟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在健康版頭一天做了一個專題檔案，第二天另一張報紙便也會出現同樣的内容，而且版面做得比明報健康版的還大。我心裏便笑：這下子好了，有人跟着我“玩”了。
前面已經提到我這個人就是怕悶，健康版版面的改變，其實就是我不想“悶”，天天有點變化，玩兒點新花樣，正可以增加工作樂趣，何樂不爲？完全沒有想到其他。查先生對我的工作也非常滿意，寫來條子（ 請看上圖 ）：
健康是寳的每週檔案極有價值，做得很精彩，希望繼續下去。 查
不但如此，還要求其他版也照我的樣子，改革版面。
可是，這下令我在整個副刊成了“羊群裏的駱駝”，本來別人一成不變地做他們的版，老闆也說不出什麼，有了我這個“駱駝”，老闆就對他們有了新要求。
這是辦公室裏常有的事，但事情落在我頭上，接受別人並不友好的眼光，對我實在不是件舒服的事。
好不容易不用作報紙檢查的工作了，也不再受人無端猜疑了，哪裏想到先前做報紙檢查惹來的眼光又回來了。但我心裏拿定主意：我“玩”我的，不悶就行，別人願意怎麼看就怎麼看吧。
在這裡順便提一下，當年在明報工作，查老闆並不要求編輯和記者一定要八小時坐班制，他曾經說，整天坐在報館怎麼能發掘出新聞？編輯要走出去，跟作者聯絡，跟各方面的人聯係，這樣我們才會有“我有人沒有”的新聞。於是，當年在明報作編輯的，幾乎沒有人每天在報館呆八個小時的。不過，後來明報被賣掉，換了老闆，就沒有這個好時光了。
“溫度”回升大家開心
記得那時在編輯部，我每天都會收到大批讀者來信，還有電話，有一天一位讀者跑到報館找總編輯，找不到總編輯就找行政部，指明要找健康版裏的醫生，因爲他的母親正病入膏肓，到處都找不到好醫生，所以就找到這裡了。
我一再説明報館不負責介紹醫生，也不負責問醫求葯的事，好言相勸一番，這才把他送走。類似這樣的事，後來又發生過幾次。
一些讀者還沒等我上班（他們並不清楚我什麼時間上班），就打到編輯部副刊，因此，一起工作的同事頗有怨言，説來也是，他們沒有義務為我接聼電話啊，我心裏真是過意不去。
香港人有個習慣，一到下午三四點鈡的時候，就要喝下午茶，這恐怕也是英國人傳下來的習俗。報館裏面也如是，編輯部裏還有附近茶餐廳的電話，一個電話打過去，十幾分鐘後便有店夥計送上來。由誰來為大家買下午茶，並沒有規定，但是對於當時的我來說，就成就了向同事們致謝的機會。
當然我用不着把謝字掛在口上，只消到了下午茶的鐘點，微笑着向每位同事送上一句“想飲乜（想喝什麼）”，他們便會點出心中所愛：凍擰茶、熱咖啡、紅豆冰、檸檬可樂。。。。。，夥計送上來，我付錢便是。
隔三差五地如此致謝，經過了一些時日，果然收效，他們開始知道了我的爲人，慢慢也就接受了我。
堅冰融化，人際之間“溫度”回升，我感到背後那根“芒刺”不再那樣扎人了，怪異的眼光也逐漸消失。
查老闆解釋欺生現象
查先生雖然從來沒有問過我在編輯部的情況，但是， 有一次在飯局中見到查先生，他不知怎麼就對我說起這樣一段話：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會有欺生的現象。我當年剛來香港的時候也是一樣，你跟他們講不一樣的話（方言），他們就會覺得你不一樣。這欺生的現象在動物界裏都存在，不要緊的，以後就好了。”
這話說得那麼暖心，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原因是查談到在動物中也有欺生現象，這句話令我捉摸了很久，可見他也曾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過類似的問題。我跟查先生是用國語交談的，當年整個明報編輯部幾百人，只有我說一口北京話，大概查跟我談話也有點遇到半個老鄉的感覺吧，至少我們不必說那蹩腳的廣東話了，那時，我的粵語聽力完全沒有問題了，但查先生的廣東話，我卻怎麼也聽不懂。
其實，查先生對香港人來説也是外省人，剛開始到香港打天下的時候，他才二十幾歲，一口上海話，學了多少年也還是一口上海腔的廣東話。後來初建明報，他的搭檔沈寳新是他的上海老同學，沈的上海口音更重，連他講普通話也沒有幾個人能聼懂。
後來，來自上海的倪匡成了他的至交，又是副刊的專欄作家；另一位專欄作家董千里是上海人，曾作過總編輯的王世瑜也是上海人，他們之間交談都用上海話；我甚至還問過查先生：
“廣東話，上海話和普通話三种方言，除上海話之外，你覺得哪一種方言讓你覺得表達的比較舒服，達意？”
那一次是他在電視上接受訪問，他用廣東話回答主持人的問題，結果電視臺的工作人員同時在屏幕上打出中文字幕，查看了很奇怪，問我們：
“我講的廣東話，你們聼不懂嗎？”
大家都嘻嘻哈哈笑起來，如果聼得懂，還用打字幕嗎？於是，我便問了那個問題，查回答得很爽快：
“當然是國語了。”
只是查先生三次婚姻中的後兩個女人，都不是上海人，第一任妻子算是同鄉，卻維持時間甚短。而他周圍的朋友，報館裡的合作者及朋友大多是上海人或國語人，換句話說，他的廣東話成了他的“家庭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