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头,顾名思义就是脑袋大,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同学,大名叫张胜利。当年的我也是瘦弱的肩膀上扛着一颗大脑袋,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就是街坊四邻和老师同学都熟知的"大头兄弟"。大头的爸爸在县城的文化馆工作。有一次和大头一起在文化馆玩,正好碰上一个照相的师傅在拍摄文化馆的一个活动,顺便就给我和大头合影一张,于是大头兄弟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这也是我整个小学期间和同学唯一的一张合影。
我们当地有个顺口溜,"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你有大头"。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时候,常常有人跟在后面喊,到三年级喊的人就很少了,估计也喊累了。虽然我也是大脑袋,外号却是司令。大头的外号专属张胜利。我从上学第一天开始就是班长,一直到小学毕业。当时的漫画和连环画上,土匪头子和国民党军官大都有一颗硕大的脑袋,所以我这个班头就得到外号司令。
每年开学都要收班费,每人五毛钱,全班50多个人,收齐了将近30元。大头是生活委员,由他负责来收班费,按理说收完班费马上就交给班主任。可是有一次凑巧班主任家里面有急事,临时先走了。大头收到30元,班主任不在,不知道该怎么办。30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我妈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元。不知道大头当时是胆小还是精明,他把30元给了我,班主任不在,那就交给班长吧。我傻大胆,把这30元揣在身上,放学回了家。回到家给妈妈一说,她可吓坏了,赶紧把钱收回去。第二天把我送到学校,亲手把钱交给班主任。
大头的家在我们家上学的半路上,我父母下班比较晚,一个人在家无聊。放学以后常常去他们家做作业。有一次我们俩正在做作业,有人敲他们家的大门。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个人,他不认识那人,那个人自称是他们家的一个亲戚,边说边自己就进了屋。我们俩跟在后面,大头悄悄对我说,这家伙会不会是个特务?这句话让我们俩都紧张起来。坐下来接着写作业,却有点心不在焉。那个人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一把糖,放在桌子上让我们俩吃。当时立刻想起我们刚刚学的一篇课文,几个红小兵抓住了一个搞破坏的老特务,特务拿出糖果和点心给红小兵,求红小兵放他一马,被红小兵严词拒绝,"收起你的糖衣炮弹"。大头显然也想到了这篇课文,看了我一眼,"上厕所去"。一出屋大头就对我说,"是不是糖衣炮弹?" 我说,"有可能,你看他长得歪瓜劣枣,脑袋那么小,你们家可全都是大脑袋,他怎么可能是你们家的亲戚"。大头的妈妈是农民,就在离家不远的菜地。大头对我说,"你先在这稳住他,我找我妈去"。稳住他可是个艰巨的任务,万一这家伙拿出一把刀或者一把枪怎么办?没办法,不能显得太孬种,硬着头皮走进屋,低头写作业,不敢看那个人,那个人也不说话,翘着二郎腿抽烟。时间过得好漫长。直到屋外传来脚步声,悬在嗓子口的心才放下来。这个人果然是大头家的亲戚,我俩终于可以吃桌上的糖了。
小学毕业我考上了我们县城的重点初中,大头去了另外一所普通中学,时不时还会凑在一起玩。上了高中之后就很少联系了。县城不大,偶而会在路上碰到,寒暄几句。高中毕业我去北京上大学,大头参军了。再一次见到大头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和另外一位也去参军的小学同学居然一起来学校找我(这另外一位小学同学在下篇讲)。那个时候大头在中宣部的警卫班当班长,一身军装加上红光满面的大脑袋,我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现在不应该叫大头了,我那个司令的称号送给你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几周之后我去中宣部找大头。在大门口被哨兵挡住,哨兵打了个电话,不多会儿就看见大头快步从里面走出来,到了哨兵跟前,上去就是一个耳光,"他妈的,也不看是找谁,敢给我挡在门外"。我这个书呆子看到这一幕差点惊掉下巴,这个只在电影里见过的国民党军官的作风就在眼前发生。
后来再也没见过大头,听说他复员后回老家做生意,顺风顺水,过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