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在高考恢复前后，一批真正的高干子弟开始陆续出国留学。为了帮助他们做好出国准备，在一位认识多年的教授,也是前邻居的推荐下，我短暂地成了其中一位的英语辅导。
我刚才说，那时候出国的都是真正的高干子弟，因为我说的是与邓小平资历相近的一批中央政治局委员，总理部长级高干的子女。
我的学生是一位比我年龄大几岁的女孩子。学生来见老师的那天是个下午。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我按约好的时间走到阳台朝下张望，正好看见一个女孩子停了自行车，四下张望了一下，然后进了楼。很快门外就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我打开门，她笑嘻嘻地站在那，个头不高，健康中透着一种朴实，自信和充满生命活力的美。
那时这种受人之托的辅导是免费的。我每星期跟她见两次，进行些简单的英语对话，讲解些简单的语法和词汇。她有时候兴高采烈，有时候心不在焉，有时候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完成作业，有时候刚学的东西已经忘得光光了。但她总是按时来，从来没有缺过课。现在想想，如今有了手机爽约或者编个借口是多么容易！
一对一上课之余，我们也谈些不相关的事。隔三差五她会送我一张电影票。我这才知道，当时钓鱼台国宾馆附近的红塔礼堂是他们经常聚集看不对外公演的外国电影的地方。在电影开演之前，经她介绍，我陆续见到了她的未婚夫，一位与邓小平资历相同的国家领导人的儿子和其他人们经常在报纸上读到的国家领导人的子女。我是一介草民，她每次都是这么把我介绍给她的那些朋友的，“这是我的英语老师。”听得出她很得意有人辅导她的英语。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在中国的洋人如凤毛麟角。像我这种靠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学了一口纯正美式英语的也不多。那时候会英语的基本都是些才翻了身的臭老九。会英语忽然成了全社会都肃然起敬的香饽饽。
不知为什么，外婆对我辅导这么个来历不明的女孩子，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坚决的反对。她老人家从来都是个对别人很热心，也很热情的人，可她对我的这个辅导生表现出了毫无掩饰的粗鲁。外婆是个从旧时代一路走来的人。她从小博览群书，记忆力超强。可她就是不愿意我给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女儿辅导英语。
我一再对外婆解释我既没有非分之想，也不想借此高攀。我只是受人之托，尽力而为。外婆的回答始终如一，斩钉截铁。“你少沾权势的边！你会招来杀身之祸，满门抄斩！”我又急又气，觉得老人不但落后了时代，也不近人情。
这个女孩子对这一切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快。每次来家里，她总是客客气气地，走的时候脸上总是挂着笑，谢谢我花时间辅导她。大概因为辅导不收费，她总是用别的办法补偿我的劳动。那是个物资供应依然短缺的时代，她却能搞到紧缺商品的购物券，在宾馆酒店和友谊商店才能用的外汇券。
不知为什么，有一天她忽然神秘地告诉我，要带我去一个一般人进不去的地方---中南海。那天下午约两点半，我按约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南海的北门。很快她像从天而降般地出现在了我面前。她掏出一个证件，警卫举手朝她敬了个礼，然后就让我进去了。我连会客单都没填！进了第一道门后，我跟着她又穿过了两道小门，朝着北海方向往里走。每过一道门都有警卫查验她的证件，每次又都放行了我们。很快我们来到一个小院前停下来，她才敲了一下，门就开了。然后我随着她进了客厅。房间不大，四壁洁白。墙上似乎贴了白纸。我刚在沙发上坐下，一个白发，白胡子的老头就走进了客厅。他看见我似乎有点吃惊，也没有跟我打招呼就又返身走回屋里。我却看得清清楚楚，那是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我正暗自惊诧，薄熙来走进了客厅。我的学生显然跟他很熟，两个人嘻嘻哈哈地打了回招呼，薄熙来开始上下打量我，然后客气地请我坐下。我原先以为她是领我去她家玩，现在才知道她把我领到了薄家。
薄熙来气宇轩昂，眉清目秀，言谈举止大方，声音朗朗，高谈阔论。在我接触过的高干子弟中，他绝对是个才子。我已经不记得薄熙来说的话了。只记得他说他在社科院读新闻研究生，打算出国去澳洲进修。我这才明白过来，我的学生是想推荐我为他补习英语。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薄熙来。几年前他站在法庭里听着宣判时的表情已经跟我曾经见过的薄熙来相差甚远矣！
在外婆的坚持和反对下，我最终终止了辅导。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她与跟邓小平资历相同的国家领导人的儿子结婚之后。他们俩专门骑着自行车来给我送喜糖。我连家门都没让他们进。当时我认识的高干子女为人多么诚恳，多么朴实！
现在想想我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
也许我因此得以一生安宁。
2018年11月28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