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开春，我去南京气象学院上大学。
入学的时候，上两届同学还没有离校。他们是七五级和七六级的工农兵学员，我的学长。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和七五级同校一年，和七六级同校两年。
入学第一天，我们新生找到宿舍，放下行李，就有学长来串门拜访，寻找老乡。
他们不认生，推开门来，一屁股在床铺上坐下，掏出香烟点上，自我介绍，然后是聊系，聊学校，聊老师的八卦旧闻。身上有一种工农兵的坦率和直爽，烟灰直接往地上弹。一副大大咧咧反客为主的模样。
在学长的串联下，入学两天，本班同学还没有熟识，一个个乡党小集团先在校园生成，跨系科跨年级，隔着上下楼可以听到哇哩哇啦的各地方言。核心人物就是这些学长。
有一个七五级的学员，自称是无锡人，却不会一句无锡话，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会事，他认领我是他的老乡。
既然是我的老乡，又是我的学长，在学校里他就以一个长者的样子处处罩着我。因我的存在，他有了一种监护人的身份。
他来我宿舍聊天，说他是哪年从无锡支边到新疆，后来又从新疆哪个地区推荐来学习的。还说到和老师打架的事，为了一个什么体育器材，他一记高鞭腿踢到带体育课的郭老师的脑袋上。
他说这话的时候满不在乎，却让我宿舍同学听得面面相觑。大学老师在他眼里如同路人，该出手时就出手。关于这事，直到我们毕业，大家还没有忘记。
让我讶异的还有。这位学长在校园里好像没有不通达的地方，从院系办公室，到食堂传达室小卖部澡堂子，出入如同自己家一样随意。
一次我去学校理发店，剃头师傅没在，竟然他在。不知他和人家什么关系，不读书竟然给人看店。见着是我，他示意让我在椅子上坐好，拿起剃头工具就帮我推起头来，还特熟练，完了还不收我钱。好像那店就是他开的一样。
还有一个从西藏来的学员，黑胖黑胖，语言表达功能有些障碍，说话含混，面部表情好像总是在对谁含笑示意，当你顺着他眼神望去，前面常常是一棵树或者一堵墙。
这些高年级的学长们来自基层，都是各项各业的建设者，在社会上久经历练，身上带着一种社会职业特质，圆融成熟。
在他们的宿舍门上可以看到用颜色涂写的告示“击门者，闻音方入！”或“午休时间，谢绝朝圣”或“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种种此类文字，个性张扬，玩世不恭。
他们看待老师更像自己的兄弟朋友。他们和老师闲聊，谈笑风生，互相让烟还互相点烟。路上碰见，要么点头示意，要么就是勾肩搭背的同行，让人分不清谁是学生谁是老师。
而南气院的老师们也好像很适应这种师生交往的方式，没有高低等级的架势和我概念中的师道尊严。大学老师看上去个个谦卑平和，笑容可掬，与其视这些工农兵学员为自己的学生，更像视他们为老熟人一般随意。
他们带薪入学，出手阔绰，不少人是基层单位的技术能手，品学兼优，不乏已经有多年党龄的党员。他们来上大学，像是来进修培训。三年大学后，拿一张大专文凭回到基层，成为单位重点培养的第三代第四代岗位领导。
相对于他们，七七级的同学靠家里支助，靠国家助学金维生，贫富不均，年龄参差不齐，老老少少挤在一起，更像一群乌合之众。
七五级很快毕业了，我的那位老乡也不知后来去了哪里。
我们和七六级的学员相处时间比较长，关系也亲近。
我所读的是大气探测系，七六级只有一个班，却是人才济济。刚入学的时候，学校欢迎新生，他们在校礼堂表演了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
这是当时社会上很红的一台戏，是关于“四人帮”粉碎前后的发生在科研单位的一场阶级斗争。话剧是在我们入学之前就已经排好的，其中有两个角色，包括一个演坏人的反派角色，是从南气院所在地的盘城公社文艺宣传队借用的。话剧演出的水准几近于专业话剧团。
据说在为我们表演之前，就已经在南京多个高校巡回演出过。并在南京几家大剧院举办过商演。
参演的那些学长们，显然在原单位就是文艺骨干，个个有丰富的表演才华。有一个女同学很像《春苗》电影里的李秀明，面容清丽，更有成熟女性的稳重，成为我心中的女神。
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七六级的学员学习要比以前的工农兵大学生刻苦努力。他们的心理压力也重。当时校园的主角在渐渐发生转移，由原来的工农兵学员转移至由高考招来的正规大学生，尤其是七五级走了，七八级入学，这种情势更加明显。学校的教育大纲和教材都为我们重新编写，为我们推出的师资阵容也是南气院的看家底子。学校一改原先的状态，学风高涨，读书成了校园的主旋律。大家都在紧张的追赶，起早贪黑的学习。微积分在做苏联的《吉米多维奇习题集》，英语直接照《牛津词典》背。基础课还没有学完，校黑板报上就在讨论运用富里叶快速变换求解气象方程的设想。图书馆阅览室需要排队才有位置。
七六级学员进入不了这样的节奏，明显有了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像是一群时代的弃儿，在校园里显得孤独冷落，甚而怨忿。他们甚至忌讳工农兵学员这个称呼。平时也不跟大家到图书馆抢座位，去加梯教室和我们一起自习的也不多,多数躲在宿舍里和系教育楼里的教室看书。他们与新的校园氛围不合，于是把自己严严的封闭起来。
但不管怎样，在我们眼中他们始终是学长，对于他们，我们永远是尊敬的。尤其是同一系的，相处的十分友好，对外有跨系的蓝球排球比赛，我们就组成一个球队，像一家人一样，相互支援鼓励。作为七七级，大部分同学也都是从社会上来的，许多人年龄比他们还要大，整体上比较成熟，懂得理解，懂得回避他们的敏感之处。然而七八级新生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平均年龄要低一些，应届生偏多，在说话口气上有不注意的，引起七六级学员的不满，就放出几句狠话来。
从南气院走出去的，以后都将在气象部门混，彼此低头不见抬头见，凡我们学大气探测的，毕业后离不开雷达操作。七六级先我们一步走上岗位，先入为师，那狠话就是：出去后要撞在我手里，连雷达都不让他碰。
八零年元月，七六级离校，也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离校。他们的离校成为一个标志，从此工农兵大学生成为历史。
为欢庆他们的毕业，我们在一起举办了联欢晚会。那次晚会上，他们一如既往的挥洒他们的表演才艺，有些小品竟然是即兴创作。我们班出了好几个节目，我脱稿朗颂了高尔基的《海燕》和自己写的长诗“征途上我们自会重逢”。
那次晚会大家都很激动，夜里回到宿舍，同学们余兴未尽。我一夜无眠。
临走的时候，学长们把一腔怨气发泄出来，将瓶瓶罐罐往楼道里摔，将好好的暖瓶也往下砸，将不带走的书本教材撕成碎片，从窗子里往下撒。乒乒乓乓的爆炸声不绝于耳，整个宿舍楼一片狼藉,碎纸和玻璃渣子铺满楼道。
事后，系辅导员对我幽默的说，这景象就像国民党败退没有两样。
他们用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不平，最后一次在校园里表达了他们的存在。
他们中大部分人是从各地的气象台站推荐来的，还有不少是单位出钱培养的，三年学完没商量，哪来哪去。问题在于来的时候是单身，走的时候结成了一对对恋人，一些在原单位有男朋友女朋友的，到了大学里也换了新人。对此系里考虑实情，多方协调，尽量照顾情侣分配去往同一地区。有一对未能如愿，那男的气血攻心，一脚踹开系总支办公室的门，操操的要找人拼命，吓得老书记直打哆嗦。
工农兵学员中每一届都有留校的，我们的一位体育老师，系里的政治辅导员，以及电子实验室的助理都是上两届的工农兵大学生。他们陪伴我们走完余下的学业，送走后来的一届一届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