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
斯蒂芬.茨威格大名鼎鼎，其《异端的权力》一书在八十年代时就在中国知识界流传甚广，所以不用我这里介绍了。
全书由十四篇历史特写组成。可以说每一篇都写的非常精彩，我无法评价哪一篇最好，哪一篇次之。我挑出两篇来略作介绍，只是因为今天贵族这个在平民社会被遗忘的词汇又频频出现在媒体上；而中国土地革命的血迹还历历在目，土地私有的呼声又甚嚣尘上。难道真像黑格尔说的，历史的教训就是永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吗？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重温一下茨威格笔下的历史片段。
第一篇是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篇名为《逃向苍天》。这个特写是以话剧剧本的形式写的，是给托尔斯泰没有完成的剧作《光在黑暗中发亮》补写的尾声。这个补写的尾声可不是狗尾续貂式的八卦，而是根据托尔斯泰晚年的真实经历编写的。
托尔斯泰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当时俄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时，他也是俄国革命的启蒙者。在当时的俄国，托尔斯泰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就像六十年代法国的萨特和中国的毛泽东，他是一代人的偶像和精神导师。
然而，托尔斯泰又是一个十分纠结且时刻处于自责之中的人。比如：他主张取消土地私有制，这让被上层社会遗忘的农民对他感恩戴德，而他自己却是一个拥有三十多公顷土地的庄园主；他是一个虔诚的东征教徒，却抨击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以至于教会对他恨之入骨；他主张苦行殉道，自己却过着奢侈的贵族生活；他想学基督真诚待人，认为隐秘的事越多，灵魂就越不高尚，于是向自己的娇妻坦白了自己年青时的荒唐（赌博、嫖妓、还有一个私生女），可因此却让自己的妻子堕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他主张人人平等，憎恨自己的贵族身份，可他却是一个地道的贵族（伯爵），享受着贵族的特权；他反对沙皇暴政，却又极力反对暴力革命。他告诫年青的暴力革命者：“通过暴力不可能建立一种符合道德的制度，因为任何一种暴力不可避免的会再生产出暴力。一旦你们掌握了武器，你们也会建立起新的专制主义。你们不是破坏专制，而是使它永存下去；“他是俄国的良心，人类的良心，他把自己最深的爱献给了俄罗斯人民，可他的妻子却说从他的身上找不到一丝温情。
尤其到了晚年，他和妻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相互成为对方的痛苦根源。当他要放弃自己的财产，地位和爵位，过一种俭朴的生活，成为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时，遭到了妻子的极力反对和不理解。所有这些都让托尔斯泰痛不欲生，终于在托尔斯泰风烛残年的时候，他在女儿的帮助下偷偷地出逃了。他自由了，言行一致了，内心安宁了，可这一切都来的太晚了。由于年老体衰，出逃不久，托尔斯泰就病逝在一个火车站的站长室里。
茨威格在剧中给读者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我要介绍的第二篇是《封闭的列车》，描述了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瑞士回到俄罗斯的历史片段。我一直很奇怪，关于列宁是德奸的谣言最近在中国一次次地被转播着，这个最早源于二月党人和列宁的敌人的谣言改头换面后竟在今天又开始哄传起来。我想当年茨威格写这篇特写的目的也是为了辟谣吧。
俄国二月革命后，列宁就一直想回到俄国。可临时政府非常惧怕列宁，他们把普列汉诺夫迎回俄国，却拒绝了列宁回国的请求。因为他们深知列宁在人民中的威望，列宁回国就意味着临时政府的倒台。其实所谓的二月革命不过是英法策动的一次政变，目的是把俄国绑在对德作战的战车上，以防俄国单独与德国媾和。英法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当时俄国反战情绪浓烈，列宁就是一个坚决的反战分子。列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民族主义只是被帝国主义利用的工具。列宁主张的是国际主义，他认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都是一家人，各国家的人民应该起来推翻压迫人民的帝国主义政府，而不是被政府利用参加到这种无义战中。
为了回国，列宁颇费心机，甚至想办个瑞典护照潜回俄国，还曾想扮成哑巴，躲过盘问。取道英国、法国或奥地利也根本不可能，因为列宁是个职业革命家，这些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恨不得把他抓起来。无奈之下，提出经德国回国的想法。这个想法一提出就遭到众人反对，因为当时德俄两国是正在交战的敌国，途径德国回国会被人怀疑成被德国收买的间谍，而遭到反对派的攻击和诋毁。其实列宁对这个想法也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列宁没少写抨击德皇的文章，德国会允许他取道德国回国吗？
事情还真是出乎意料。德国对列宁表现的比俄国和英法友好的多。不是德国同情革命者，而是德国有自己的小九九。把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会给俄国制造麻烦的革命者送回俄国，那就会牵制俄国和英法，在美国即将参战的情况下，能减少或削弱一个对手是一个对手。其实当时的德国比列宁自己都着急让列宁回到俄国。
列宁深知自己途径德国回国的麻烦，所以自己的以为活动都尽量公开，并向德国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好像不是他要回国，而是德国让他回国一样。列宁最离谱的要求竟然是列宁及随行人员所乘的车厢享受治外法权，不得有任何德国人进入该车厢，不允许以任何方式让旅客离开车厢。这等于将列宁等人乘坐这节车厢封闭了。没想到德国竟一一答应了列宁的苛刻要求。列车途经法兰克福时，曾有德国士兵和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试图与这个来自俄国的革命者攀谈，但被一一拒绝，因为“列宁知道的很清楚，在这片德国的领土上，哪怕他只与一个德国人说一句话，也会替自己找来嫌疑。”
列宁之所以着急回国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他对二月革命非常不满，与他为俄国规划的革命蓝图差的太大。他认为二月革命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政权更替，而列宁设想的是一场改天换地的彻底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第二个目的是想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用阶级意识取代民族意识。列宁是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
列宁顺利的回到了阔别十四年的祖国俄国。“当列车驶进彼得格勒芬兰火车战时，车站的广场上已经挤满成千上万的工人和来保护他的各种武器的卫队。。。”这一幕我们这代人分外熟悉，这些都出现在《列宁在十月》的电影里。
震撼世界的十天开始了。
推荐指数：5星
科特勒【美】：《直面资本主义：困境与出路》
如今资本主义席卷全球，唯一自称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其实也可称为特色资本主义。也许因为失去了社会主义这个外部竞争对手，资本主义的内生矛盾就演变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放眼世界，似乎全世界都进入了所谓的民粹时代，法国的黄马甲，英国的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班农意识形态影响西方世界。然而细究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于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且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正常情况下无法阻止其不断扩大的趋势。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同时也带了更加严重的财富分配问题。美国社会因川普上台引起的争吵和撕裂，其实质是全球化受益者和全球化受损者之间矛盾激化的表现。
在此书的前言中有一段话可证明我的判断：“2014年，哈佛商学院对其毕业生进行了调查，有以下发现：‘美国竞争激烈，美国国内的企业只做两件事：赢得全球市场，提升普通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美国经济做到了前者，但未能做到后者。’ 最近，哈佛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接着讲道：‘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商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需要一种战略，使我们的国家能朝着广泛的共享繁荣的道路迈进。”简·里夫金（Jan Rivkin）教授补充道：“企业可以通过移至海外，摆脱美国经商环境的缺陷，但是工人不行。’”
科特勒在书中说：“托马斯·皮凯蒂是一名研究收入分配的法国经济学家，他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平等必然恶化。?他断言，相对于工薪阶层，资本所有者的主导地位将不断增强。对皮凯蒂来说，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资本回报率是高于还是低于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皮凯蒂声称，1914~1973年的60年间，经济增长率超过了资本回报率，极大改善了工人生活。这一时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摧毁了大量资本。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独特历史阶段。而1973年以后的40年，资本回报率超过了下降的经济增长率。皮凯蒂认为，相比经济增长率，资本回报率越高，不平等就越严重。他断言这是资本主义更自然的状况，导致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科特勒总结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十四大缺陷或困境：
1、持续贫困；
2、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3、受苦的劳动者；
4、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
5、企业对承担社会成本的逃避；
6、对环境的破坏；
7、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8、狭隘利己主义的危险和危害；
9、债务负担；
10、政治对经济的损害；
11、资本主义的短期行为；
12、有问题的市场产出；
13、无休止的增长问题（正确设定GDP增长率）；
14、如何创造幸福
如果资本主义在制度范围内能找到解决这十四个缺陷的办法，升级为资本主义3.0版，那资本主义的活力依然存在，否则社会危机不可避免。
可本书作者和《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一样，虽然对问题的观察很到位，但解决的办法似乎都软弱无力。也许，这就是制度的局限性吧。
推荐指数：5星
诺姆.乔姆斯基 安德烈.弗尔切克【美】：《以自由之名：民主帝国的战争、谎言与杀戮》
诺姆·乔姆斯基，语言学大师，麻省理工语言学教授，现已退休，世界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纽约时报》称为“可能是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是美国政策永远的反对派，永远的异见者。乔姆斯基曾因反对美国外交政策和911后的言论而受到死亡威胁。乔姆斯基有很多流传甚广的著作，比如：《世界秩序的秘密—乔姆斯基论美国》、《句法结构》、《语言与心智》、《必要的幻想—民主社会的思想控制》、《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等。
《以自由之名》这本书是难得的一本以事实为依据的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行径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书籍。另一个作者弗尔切克走遍世界，以自己亲身见证来揭露西方的殖民主义罪行。书中有很多被西方媒体故意屏蔽和掩盖的丑恶残忍的事件，让我们看到西方媒体不愿意报道或有意遮蔽的另一部分世界。本书最有力，最深刻的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制度刚性的揭露和批判。
与塞缪尔.亨廷顿一样乔姆斯基也对新中国的成立给予高度评价，不同的是前者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而后者是从美国霸权衰落的角度。亨廷顿说：“20世纪中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百年来第一个真正能统治中国的政府。”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写道：“国家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他们的政府形式，而是政治治理程度。”他尤其担心的是政治上的真空。他佩服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创造新的制度来维持社会秩序”。（见罗斯.特里尔《我与中国》 ）。
而乔姆斯基却从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来看待新中国的建立。他评价道：
“1949年中国的“独立”（对美国）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因为在美国所试图重建的世界秩序中，中国被视为重要的一部分。对于谁应该为失去中国负责，在美国国内有许多讨论——这种讨论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我们观察这种衰落的一种很有意思的方式——我们失去了中国，因为我们曾经拥有中国，然后因为一些人的缘故我们又失去了中国。这是衰落的第一个例子。中国的“独立”也引发了对可能失去东南亚的严重关切，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美国的政策开始向东南亚转移。”
如果读过《光荣与梦想》或者了解美国战后历史的都知道，乔姆斯基的说法是实事求是的。美国政界曾为失去中国争吵不休，相互指责。而亨廷顿在九十年就预言，中国是美国（霸权）的最大威胁。
对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双重标准和伪善，乔姆斯基也一直毫不客气地进行揭露和批判。在书中，他告诉弗尔切克说：“1995年，苏哈托来到美国。克林顿政府热情欢迎他的到来，并称他为“自己人”。他们知道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什么。他们也知道东帝汶的情况，他们知道那些可怕的故事，但他们却还称他是“自己人”。苏哈托向西方的投资和剥削敞开了大门，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哪呢？佛尔切克认为问题出在西方的制度上。他以亲身经历告诉乔姆斯基：“当我去德国、英国或者法国，在咖啡馆里和人们交流的时候，我经常察觉到他们似乎已经对他们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彻底不抱任何幻想了。不论是哪个政党他们都不喜欢，他们也不想真正参与到体制中来。你每时每刻都能听到这些，但当选举来临时，他们要么就把票投给主流的政治人物，比如右翼的候选人，要么就把票投给极右翼分子，这在法国是一种周期性现象了。一些人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惩罚”这个体制，但实际上投票人是在惩罚他们自己，特别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因为后者被迫通过掠夺自己的资源和其他可怕的方式来维持西方国家依旧很高的生活水平。”
西方制度的刚性还表现在媒体宣传的政治正确上，对此弗尔切克谈了自己的观察和比较：“事实上，当我们意识到像中国、土耳其或者伊朗这样的国家播出的未经剪辑和审查的新闻内容居然比我们自己的主流媒体还要多的时候，我还是感到非常吃惊。我这么说吧，相比我们的电视台和报纸，中国的电视台和报纸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批评要多得多。我们无法想象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或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在播出的时候会对资本主义或是西方议会制度的基础提出质疑。”
书中有很多令人震撼的事实和犀利尖锐的批判，对于全方位了解战后历史和美国来说，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
书友孤山梅雨这样评价道：“任何一个追求二战以来世界事务真相的人，都该看看乔姆斯基与弗兰切克这本对话式政治评论书籍。在普世价值俨然席卷全球之际，还有多少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追求真理，与同情苦难的人们... 令人震撼的阅读。数据、报道和逻辑性分析相当有说服力！向乔姆斯基致敬。”对这个评价我完全赞同。
推荐指数：5星
袁剑：《奇迹的黄昏》
这是一本地下出版物，成书于2005年，没有出版社敢于出版这本书，只能像过去的手抄本那样，用PDF格式在网上流传。作者袁剑是大型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的人气女嘉宾黄菡的老公。此书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另一面历史。作者看到的不是GDP的光鲜数据和传奇般的成功商人，而是改革过程中巨大的不公和腐败，以及那些媒体从不提及的被改革抛弃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在媒体上充满对改革开放的溢美之词的时代，袁剑对改革以来的种种倒退和弊端的揭露和批判则显得分外犀利和震撼。
袁剑颇有点像中国的乔姆斯基，其对改革的批判是完全反主流的，属于真正的少数派。而我觉得这些少数派更有良知，更少功利。然而，袁剑却没有乔姆斯基那样幸运。乔姆斯基尽管是少数派，甚至受到死亡威胁，可在美国他可以出版自己的书，也可到处演讲。这也是虽然乔姆斯基言辞激烈批评美国政策的同时，也对美国的言论自由表示赞许的原因。
在袁剑眼里，改革在九十年代走入歧途，虽然GDP增长了，但政治上却倒退了。他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曾亲眼目睹并欢呼过中国‘官本位’的式微，但在90年代中期之 后，我们惊讶的发现这个古老的怪物带着嘲讽的笑容回来了。这个怪物的凯旋是完美的，它不仅自己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而且带回了它丰盛的战利品:‘官商’本位和‘官学’ 本位。其所到之处，几乎攻无不克。我们不是回到了1978年之前，我们是回到1949年之 前。”
我想任何亲历过这一改革过程的人，都不会认为他在夸大事实。袁剑对九十年代之后的改革逻辑也同样持批评态度，他认为：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改革必须以一部分人的牺牲为代价。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牺牲必须像中国失业工人这样惨烈。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那就只能证明，这种改革不仅值得怀疑，而且必须加以反对。实际上，中国工人目前的悲惨处境根本就不是所谓历史的必然，而是特殊利益集团假借改革巧取豪夺的结果。如果真的有什么必然的话，那它就是中国改革特殊政治逻辑所决定的必然。而这种改革逻辑本身却是人为的。中国东北一位高级领导人在谈到工人失业的问题时候说，“我们在清理一个历史时期留下的包袱。”他所说的历史时期显然是在指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国，将所有改革问题都归咎为“计划经济”是一个非常时髦的“理论”。但在失业工人亲眼看到他们昔日的领导们在一夜之间就能积累起巨额财富的时候，他们会相信这是真的吗？”
“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进行了一场秘而不宣的大规模私有化，主要就是针对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工人以极低的代价被推入社会，成为事实上的失业人员。这个过程在中国内陆省份进行得非常彻底，强盗私有化的掠夺色彩也非常充分。为企业工作了一辈子的职工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便被迫成为“自由职业者”。与此同时，官僚利益集团的内部人却借原国有企业的土地或资产买卖成为“新富阶层”。”
袁剑说的这些话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夸张，我就目睹了这样的改革过程。
袁剑对那些极力推崇这种不道德改革的经济理论家们的道德水准也是嗤之以鼻，毫不留情地进行揭露：“90年代中期，中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应邀到南京某单位讲课，下榻在南京当时最豪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次日，经济学家离开，邀请单位去酒店结帐。但让邀请单位大吃一惊的是，一夜之间，这位经济学家竟然用房卡在酒店消费了一万多元。即便在今天，一天消费一万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在90年代中期，这个纪录则绝对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在领教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学问之余，邀请单位也对这位经济学家的个人道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学术大腕的这种排场，让这家单位再也不敢邀请经济学家了。现在，这位年事已高的经济学家依然活跃在各种媒体上，接受着芸芸众生们的顶礼膜拜。”
透视当今的中国政治情势，我们可以看到三把熊熊燃烧的大火：官僚利益集团欲火焚身，大众怒火中烧，政治领袖急火攻心。遭两面夹击的中国领袖层，虽然名义上握有最高权力，但却左右为难，完全找不到着力之处。灭大众之火，则官僚之火更炽，并最终将自己拖下水；灭官僚之火，则大老板断手断脚、自剪羽翼。
说袁剑是在批判改革我都觉得不够准确，准确的说应该是控诉。在改革成为政治正确的2004年，能有勇气写出这样一本书的确具有非凡的胆识。读了这本书，我理解了为什么在毛泽东被当局刻意边缘化了这么多年后，今天又有了回到舞台中央的迹象。而且在毛泽东的队伍里，不再是那些毛泽东时代遗老们的孤独身影，而有越来越多的年青人加入进来。因为现实是最好的教师。
尽管这是本2005年写就的书，可今天读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一点不过时。
推荐指数：5星
盛簨昌：《毛泽东与戏曲文化》
此书汇集了毛泽东一生与戏曲文化交集的所有事件，资料颇为丰富。
毛泽东迷恋京剧高派艺术，建国后经常看李和曾的演出。毛喜欢高派艺术是与他的政治态度有关的，他有一次在观看李和曾演出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可以作为他偏爱高派艺术的一种注解。他说：“解放以后的演员应当高歌，黄钟大吕，不要阴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是好的，都要继承，又要发展。”
毛泽东也很懂戏曲艺术，会欣赏戏曲并偶尔评点精彩之处。
50年代，毛泽东有一次看折子戏专场，剧目是张云溪、张春华的《三岔口》、周信芳的《打严嵩》和梅兰芳的《金山寺》，他议论最多：“灯光明亮，能表现出一团漆黑，外国戏作得到吗？还是中国人聪明啊！”“严嵩该打，打得很巧，难得正剧写出喜剧效果来。”“梅先生很会扮戏，你看通身是白，唯有额头一个红缨，银装素裹一点红，美极了！”“台上没有水，靠演员演出水来，这和齐自石画虾不画水，反而水意流动是一个道理。京剧的写意性、虚拟性、综合性、艺术技巧，是自己的特长，外国戏是比不了的，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但首先要爱护自己的好东西，中国戏曲总会有一天闯入世界艺术之林，成为毫无愧色的世界性戏剧文化。这一点，要有充分自信，有没有这个自信，是有没有民族自尊心的问题。”“你们以后出国演出，不要只带武戏，低估外国人的鉴赏水平是不对的。要全面介绍京剧，《白蛇传》、《将相和》之类的文戏也可以带出去嘛。”
毛泽东看戏很入戏，而且泪点很低。看《白蛇传》都能哭的稀里哗啦。
推荐指数：4星
王蒙：《文化掂量》
王蒙的书我很喜欢，虽然有点啰嗦，但却很幽默，最重要的是王蒙的书中没有那种灰暗阴郁的情调，无论讲什么故事，都给我一种阳光少年的感觉，换句话说，就是一直保持赤子之心。比如他的《一辈子的活法》写的幽默风趣，读起来让我忍俊不禁，时常默默发笑。而《老子的帮助》解读老子也是别具一格，有很多独到深刻的理解，且语言自然贴切，表达完美。
这本《文化掂量》是一部演讲集，其中不乏精彩论点，引起我的共共鸣。如：“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更愿意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拯救了中国的文化，拯救了中华文明。因为如果你不接受这些新的东西的洗礼，不接受这些新的观念的冲击，那么中国呢，就至今仍然处在晚清的窝窝囊囊的那样一种状态。那种状况下，你谈得到什么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那种状况下，你谈中国传统文化岂不被认为是冯乐山之流？冯乐山之流再政治化一点，就是黄世仁之流了，穆仁智之流了，是流氓文痞。”《文化自信与文化定力》
还有“忆旧不一定是政治性的，忆旧首先是对生命的温习。”
王蒙的这个演讲集了也有很多有趣的文学史实和与苏联文学的对比。如：“中国有一个不同于苏联的特点是，文学选择了革命，作家倾心于革命。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俄国十月革命一发生，包括那些最同情革命的作家都吓坏了。几乎全部像点样的作家都跑了，高尔基也跑了。”
“中国就不一样了。1949年10月以后，很多文艺家千辛万苦回北京，有从美国回来的，有从日本回来的，有从欧洲回来，有从香港回来的。舒乙说中国作家选择往解放后的北京走，还是跟着蒋介石政权往台湾走，大概的比例是，十分之九是选择留在新中国，十分之一跟着蒋介石走了，如去台湾的梁实秋，还有的去了香港，如写过《鬼恋》和《吉卜赛的诱惑》的作家徐。胡乔木当年有一个说法，他认为，中国的革命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准备比俄国的十月革命更成熟。这些说法是不是站得住脚，可以研究。”
王蒙对中国革命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是从文学和实际生活的角度来理解革命的必要性的，而不是像熊培云那样只从理念和概念出发来否定一切革命。王蒙在一个演讲说到：“老舍最有名的作品是《骆驼祥子》，你看了《骆驼祥子》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旧中国不革命就没有别的出路！不来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
王蒙不是那种好为人师，喜欢当青年导师的人，但也耐心地劝年青人不能沉醉与感官刺激上，而是要沉下心来读点书： “在人们日益以触屏浏览取代苦读攻读的今天，我们还有没有深度的与认真的阅读呢？仅仅浏览，是视觉与听觉的瞬间刺激，容易停留在相对浅薄破碎的层面上。在急于求成的社会氛围中，已经出现了一批万事通、万事晓、不查核、不分辨、不概括、不回溯、无推敲斟酌、绝无任何解析能力更无创意的平面信息性能人了。这样的能人有的还一身戾气，出口成脏。他们的出现，对于中华民族“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深处意气平”的传统，是一个灾难。 ”
而他的读书心得则处处说到我的心里，我甚至觉得王蒙就是我的知音。
“不能忘记十八九岁时对于中外文学经典的沉潜：鲁迅使我严峻，巴金使我燃烧，托尔斯泰使我赞美，巴尔扎克使我警悚，歌德使我敬佩，契诃夫使我温柔忧郁，法捷耶夫使我敬仰感叹…… 而在艰难的时刻，是狄更斯陪伴了我，使我知道人必须经受风雨雷电、惊涛骇浪。读书使我充实，阅读使我开阔，阅读使我成长，阅读使我聪明而且坚强，阅读使我绝处逢生，阅读使我在困惑中保持快乐地前进。 ”这简直就是我的心路历程！
推荐指数：4星
田艺：《朝鲜战场亲历记—我的1950年代》
这是一本亲历抗美援朝战争的官兵们的回忆文集，其中多数为战斗英雄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语言朴素，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生动详实的记载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高昂的士气、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
参加松骨峰战斗的某部营长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载当时的战斗情况：
“在前沿阵地上，我看到正在包扎的七班班长潘志忠，他已经三次负伤，满脸血迹，身上的棉衣被弹片撕开了花。还不等我让他下阵地，他就抢着说：请首长原谅我，我是共产党员！说着，他又钻入硝烟烈火中，跳进弹坑射击起来。
当敌人最后一次像潮水般从三面涌上阵地时，我听到副连长杨文海同志高呼着：为了祖国，同志们，冲啊！他带着几个战士冲向了敌群；有几个正在包扎的伤员也摆脱了卫生员向前爬去，未扎好的绷带在焦黑的土地上拖着；卫生员也举着夹板向敌人冲去；炮排同志看到三连阵地上人少就抱着六零炮弹迎上去。”
抗美援朝是志愿军英雄辈出的战争，而由这些战斗英雄写的回忆录也都是充满英雄主义精神。
推荐指数：4星
赛谬尔.亨廷顿【美】：《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
这本书写于九十年代中期。由于对历史的长远考察，亨廷顿在那时就预言中国会恢复历史中的地位，将成为美国未来最大挑战者。正是这个观点，使亨廷顿在中国遭到知识界的反驳。因为那时的中国精英普遍认为追赶美国还是很长远的事，而且亲美的情绪让他们没法认同亨廷顿将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对手，认为亨廷顿是过分焦虑，有点一惊一乍。
亨廷顿不是拍脑门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他将中国制造业产值在世界中的份额列表进行观察，他发现中国在十八世纪时保持着世界制造业产值的三分之一的地位，只是后来由于鸦片战争，制造业产值占比逐年缩小，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达到谷底。触底之后的反弹在逐渐加速，亨廷顿预测中国大约在21世纪中叶恢复其历史地位，即制造业产值占世界份额的三分之一。实际上，中国大大提前地实现了亨廷顿的预测。中国在2017年就达到了制造业产值占世界份额的三分之一。他还发现，英国和美国分别用了花了58年和47年使人均产值翻了一番，日本用了33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韩国用了11年，而中国只用了10年。
在考察了冷战结束后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冲突后，亨廷顿得出一个结论，即：今后世界的冲突将以各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主。他将世界划分为八大文明板块，分别是西方，非洲，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没被算在西方文明里），拉美文明和东正教文明。
亨廷顿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反对普世化，他认为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他也不认同基马尔主义（即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认为实行基马尔主义的国家几乎没有成功进入现代化的。这点和蔡美儿的研究类似，蔡的研究结论也是认为后发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大部分都带来了混乱。
亨廷顿认为世界文明是多样化的，西方文明只是独特的一种，是只适合西方的文明。但他反对在一国之内的文化多元化，担心美国和西方的多元化会毁掉西方文明。这是亨廷顿焦虑的核心问题。他不无忧虑地指出：“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世界构成了威胁。”
他对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的应对之道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不知道亨廷顿这本书对美国政界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也无法之道小布什上台后表现的咄咄逼人的姿态是否受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影响，而据说不读书的美国现任总统川普表现出的地缘战略收缩意图好像有着亨廷顿的影子。
亨廷顿应该算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一般比较悲观。亨廷顿和基辛格都认为美国早已开始相对衰落，而原因则是东亚的崛起。
推荐指数：5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