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远征：我穿墙过去
柏林墙已经拆了，但是在德国的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会有一道墙，就是中国跟德国之间文化的、生活习惯的墙。
口述|冯远征 采访|张莹莹
一
1986年初，德国人露特·梅尔辛第一次来到中国。那年她将近六十岁，一头金发。在人艺，她成了我的老师。
那时我刚考入人艺不久。此前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尽管在考场上被当场选中，最终我还是给刷掉了，他们说我“形象一般”——那一届跟我形象差不多的不也进去了吗？所以，能进入人艺这个殿堂，我特别珍惜。
那几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别多的时候。对西方艺术，中国正处于从茫然、不知所措到渐渐了解的过程中。格洛托夫斯基学派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之外的表演流派，林兆华导演去欧洲，在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认识了教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梅尔辛教授，他觉得这个流派很有意思，就跟剧院提议，把梅尔辛请到人艺，给我们上课。梅尔辛教授来北京，人艺只负责路费住宿和每天的早午餐，晚上她还要自己掏钱吃饭。一个咱们当时以为是最看重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不要任何报酬，是挺令人感动的事。
人艺师生对梅尔辛教授都很友好。但对于格洛托夫斯基学派，当时人艺的老师中也有争议。在训练中，梅尔辛教授大量使用身体技术来激发演员的潜能，三四个小时的课程包括翻滚、跳跃等运动技巧，很辛苦，一些同学也有抵触。我们班的吴刚（《潜伏》里头演陆桥山那个），就跟梅尔辛教授说自己有脚气，逃避上课。翻译把脚气翻成“脚上有病”，梅尔辛教授一听，以为他骨折了，马上准假。
我上课一直特认真，不惜力，领悟也快，梅尔辛教授经常表扬我。
每天训练完，梅尔辛教授会盘腿坐在排练厅角落，一个一个地把我们叫过去悄声交流。说缺点时，别人听不见，保护你的自尊心；鼓励时，你会有“她是不是特别喜欢我”的窃喜；这就是当老师的艺术。
有一天，梅尔辛教授在角落里跟我说：“如果你明年去德国，考我的班，我会第一个录取你。”翻译以为自己听错了，请她再说一遍。她又说了一遍。“你愿意吗？”她问我。我回答：“不愿意。”
培训班结束后，梅尔辛教授让翻译把我叫到她的住处，正式邀请我明年考她的学校。我又拒绝了她，人艺是中国最好的剧院，我不想刚进来就离开。
然后，梅尔辛教授就回了德国。我继续在人艺。
1986年下半年，我从学员班被抽调到剧院排《北京人》，演曾文清，算是主演了。那个时候，剧院第二次把梅尔辛教授请来给我们上课。她再一次郑重地跟我谈，希望我去德国，我再一次回绝了她。还没毕业就当主演，前途很光明了，我为什么要去德国？我对德国的概念就是奔驰轿车、莱卡相机，以及柏林墙，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开了，墙在资本主义那一面还被画得乱七八糟，多可怕啊。
1987年暑假，梅尔辛教授第三次来到北京，这次剧院没有邀请她，她是以个人旅游的名义来的。她第四次邀请我去德国。那时我才知道她给我发过好几次邀请函，寄到人艺，都被扣下来了。我陪她在北京玩了近二十天。临走前，梅尔辛知道大概是无望了，便跟我说：“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德国上学，就去三个月吧，完整地看一看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教学”。当时我在恋爱，她还邀请我和女朋友一起去，“我在德国给你们举办婚礼”。
一年之后，我从人艺毕业。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突然吹了，我大受打击，一心想离开中国。我给梅尔辛写了封信，告诉她我打算去德国，她特别高兴，立刻重新给我发了邀请函——这次寄到了我家里。
我开始一边拼命挣钱一边办手续。我花8000块买了单程机票，可日子快到了签证还没下来，我只好把票退了。签证下来了，我再去买机票，票已经没了。那时飞德国的航班一周才有一趟。卖机票的告诉我，我还可以坐火车。从北京到柏林火车要走8天。我一算，走8天也比等下一班飞机到得早。那是中国的动荡年代，夜长梦多，我只想赶紧走。买吧，头等软卧一人一间，1490元，我记得特清楚。我买了两天后出发的车票。
接下来那一天多，我疯了一样跟所有人匆匆告别。朋友们挤在我家里，大家都觉得，可能这就是永别。
二
1989年11月1日早晨，我从老北京站出发。火车会经过二连浩特进入蒙古，穿过苏联，在8号凌晨到达西柏林。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11月7号凌晨，列车抵达莫斯科，停留一天。那天正巧是十月革命节。置身红场的时候，我发现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天很冷，但广场上依然很多人摆着桶在卖鲜花，情侣们会买上一枝花庆祝节日，还有结婚的新人们在无名烈士纪念碑前合影。许多和平鸽在红场上空飞翔，我默默想，如果在中国，它们就被吃掉了。
晚上回到火车上，发现因为客满，头等舱变成了两人间。跟我一间的是个雄壮的俄罗斯女人，一米七五左右，还穿着高跟鞋，衬得我像个没长开的小孩。发现要跟一个男人同房，女人特别不高兴。同行的朋友告诉我，她是驻捷克使馆的参赞夫人。
参赞夫人提出，让我跟普通舱的中国女留学生换铺，我想想，同意了。结果三个女留学生都在车上谈起了恋爱，没一个愿意换的。这就不怪我了。
参赞夫人沉着脸坐在包厢里。“叮咚！”夫人按响了召人铃。列车员进来，俄语一说，一杯带银托的红茶毕恭毕敬地送上来。我在上铺百无聊赖，翻出“不老林”牛轧糖吃，一边吃一边把糖纸扔到下面烟灰缸里，却发现参赞夫人盯着那糖纸不错眼珠。
夫人把我扔的糖纸拿起来，小心展平了，夹在笔记本里。
于是，我抓了把糖放在桌子上，跟她说：“For you！”“For me？”她马上喜笑颜开，连说“Thank you! Thank you!”一边把糖收到包里。我说：“Eat，eat！”她摇摇头，“For my husband”，意思是留给她丈夫。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太牛了——我又抓了一把糖，“For you!” 夫人傻了——“叮咚！”，列车员进来，俄语一说，两杯带银托的红茶毕恭毕敬地送上来。
夫人指指红茶，“For you!”。
我接着翻包。翻出准备带到德国送人的漆雕镯子，找出最大号的，“For you!”。她套在手腕上，激动得快哭了——“叮咚！”小点心毕恭毕敬地送上来。
接下来，就是我不停地翻包，“For you！”，她不停地“叮咚！”。她用俄语加英语跟我说了好多话，我几乎一句也没听懂。火车到了东柏林，好多留学生呼噜呼噜下车，我正要搬行李，她一声“Stop！”又“叮咚！”，召来列车员，一起摁住我。过了一会儿，到了西柏林，她才让我下车。
其实西柏林才是应该下车的地方。好多留学生不知道，到东柏林就下了。当时东西德边境尚未开放，他们要过一个严格检查的关口，行李要搜查，还要搜身，还有索贿的。这些我都没遇到。站台上，参赞夫人热烈地拥抱我，两个大胸把我的脸挤在中间，狐臭贴上我的脸，就像糊住了一样，我一挣脱开就大口喘气。
火车出了站，参赞夫人还在徐徐离去的窗口对我挥手。
西柏林时间凌晨一点，我在柏林动物园火车站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一起等待天亮。第二天，他们即将转车去往波恩、科隆或汉堡，留在柏林的只有我一个人。萍水相逢的一群人胡乱说了好多话，这些人，后来都失去了联系。
我还记得那道在深夜穿过的墙：穿墙之前，东柏林一片黑暗，穿墙之后，西柏林是亮的，到处都是灯。我想，资本主义怎么这么亮啊，那些橱窗要费多少电啊？可是，真好看。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跟另一个留学生去买烟，误撞进了亮着彩色大灯泡的资本主义妓院。我以为会被黑得只看得清牙齿的黑人保安追打，但是并没有。早晨，我又遇到了一个兴奋的资本主义出租车司机，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着德语。在1989年11月8日早晨7点，我终于敲开了梅尔辛的家门。
梅尔辛来开门的时候还穿着睡袍，她一看见我就惊呆了——我从北京发给她的信还没到，人已经到了。坐在她家的餐桌前，我头一次吃到了凉牛奶泡麦片和黑面包抹果酱，它们粗糙地剌着我的嗓子，但我必须都咽下去。
我终于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三
到西柏林的那天，梅尔辛请我在意大利餐厅吃了晚饭。吃完饭，梅尔辛带着我驱车前行，我还不会说德语，没法跟她交流，正琢磨我们要去哪儿的时候，我看见了柏林墙。
灯不太亮，但我能看到那些涂鸦——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梅尔辛用手画了个圈，示意我，西柏林在圈里，周围都是墙。她带我上了瞭望塔，我看到墙下一道有五六百米宽的隔离地带，它空荡荡的，只有电网和岗哨，梅尔辛又示意我，要有人从那儿跑过，士兵就会开枪。
那是我第一次触摸到柏林墙，那也是它形态完整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正在睡觉，梅尔辛砸门把我叫醒。电视屏幕上，好多人拿着鲜花泪流满面——东西德的边境开放了。
西柏林全民放假，无数的人涌上街头，到处都是挥动的旗帜。四处堵车，梅尔辛和我坐地铁到了勃兰登堡门，窜上那3米高、2米宽的墙往下看。西柏林人把啤酒、可乐扔到墙的另一边，堆成了小山，警察和军人还是背着手站着，动也不动。墙上的人太多，有人被挤得掉到了那边，警察们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扶回墙上。
在勃兰登堡门，我遇到了在德国的中国人，他们给我讲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特别感动，想哭。
从那之后，我不断听到电钻钻墙的声音。东德人从此可以自由进入西柏林，在任意一家银行排队，凭身份证就可以领取一笔“欢迎费”，我记得是20西德马克。西德人当然也可以到东边去。那会儿，所有的中国人请客都去东柏林。东柏林物价太便宜了，20西德马克能请好几个人吃大餐，还带给个体面的小费。
去东柏林不麻烦，就是偶尔要搜身，因为东柏林官方知道到那儿去的西柏林人会夹带点“私货”——官方勒令东西德马克等价交换，可在东德的黑市，1个西德马克能换10个东德马克，差价太大，很多人偷偷带钱进去。我一个上海朋友过关时拿着中国护照跟东柏林警察说“Brother，brother”，意思是“咱们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就别搜我了”——他立刻被带进小黑屋翻了个遍。后来他学精了，在东柏林找了棵树，钱藏树底下，每次入了境，“哎，你们等我一会儿”，偷偷摸摸跑树底下找钱。我也会藏点，把钞票卷起来塞进书包带的缝儿里，捏软了，过关检查时摸不出来。那一阵，好多中国人不打工也不开餐馆了，光靠倒腾东西德马克就发了财。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年，直到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统一。
四
倒马克的事我没参与。到德国的前四个月，我一直在为语言发愁。
我是梅尔辛推荐的学生，按照规定，可以不经过专业考试，只要在四个月内语言交流过关就可以入学。这条件其实挺宽松，但那四个月必须能讲德语的要求真是让我心焦。梅尔辛出钱给我报了语言学校，我天天去上课，天天思考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发音。我成了一个有思想的婴儿，根本张不开嘴，要想跟梅尔辛说一句话，我得闷头在楼上自己的房间先背上好几遍，下楼跟她说完，她一搭茬，我就又张口结舌。
梅尔辛愤怒了。德国人很诚恳，请你来的时候很诚恳，表达怨气也很诚恳。梅尔辛给一个中国朋友打电话，让他用中文问我怎么还过不了语言关。这个朋友来德国前在中国学了四年德语，刚来的时候还是连一杯啤酒都不会要。我跟他诉说了半天，他转头跟梅尔辛解释：征确实在认真学德语，学得觉都睡不好，莫名其妙地头疼，他都想回中国了。
放下电话，梅尔辛看我的眼神变成了心疼，她立刻请我吃了一顿昂贵的大餐，之后，她再没怨过我“你是干嘛来了”。
转眼，到了1989年的圣诞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圣诞节，一切都很新奇。梅尔辛的亲人朋友聚在家里，我们坐在圣诞树下吃点心、拆礼物，忽然，我开始说德语，我告诉梅尔辛我在中国怎样失恋，怎样来德国，这一路经历了什么。我的单词一个个往外蹦，梅尔辛全听懂了。“征，你会说话了！”
是啊，我会说话了，虽然那时说得错漏百出、滑稽可笑，但学语言就该这样，先死记硬背，张开嘴，再学语法；要先从语法学，什么都懂了还是不会说。
五
我顺利在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注册入学，跟着梅尔辛上表演课，还修灯光、修舞台美术、修服装设计、修形体……课余时间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忙着打工、找房子，只有我和余隆（如今他是中国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不用打工，那个时候，每个月梅尔辛给我800马克的生活费，她希望我不打工，专心学习。没课的时候，余隆给我打电话，约我聊天、喝咖啡。
偶尔留学生们聚会，所有人都一肚子苦水，找房子的苦恼，打工的问题，跟德国人文化上的冲突，想家的感觉……谁唱一首悲伤的歌大家就都哭了，所以我们只聊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索性都不提，凑在一起就是瞎闹，乐呵。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在书店里挑书，一个女孩跑过来问，你们俩是中国人吗？我们说是啊，她说她也是，“我是从难民营里跑出来玩儿的”。这个女孩在国内研究生毕业，本来在深圳有个很好的工作，动荡之后，她花钱偷渡到泰国，在泰国等了三个月申请到联合国派发的难民号，又被送到柏林，住在难民营里，一天拿几块钱发下来的生活费，等着再往下分配。
正好那天晚上有个中国人的聚会，我们就带她一起去。她给大家讲她偷渡的过程，大家都很高兴。快到八点，女孩说要走，“难民营有规定，白天可以出去，晚上九点之前必须回来，否则就要被遣送。”我们去送她，我跟她说，以后可以去学校食堂的咖啡馆找我们，那里的咖啡比外面便宜，我经常待在那儿。
她果然去食堂找过我们两三次，她说难民营里也有中国人，但都有点隔阂，还有那种四五十岁的男人，总想占她便宜。跟我们在一块儿，能说中国话，她慢慢就开心起来。
有一天她又来了，晚上我们又一块儿去中国人家里玩，大家说着中文，热热闹闹的。快八点了，她又说，我要走了；我说走啊，送你。她说，是要从柏林走了。消息传下来，她被分配到一个小镇——一个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德国小镇，镇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她必须在那里待满八年才能拿到德国身份。
这么一个小女孩，在那么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方，怎么过啊？送她的路上，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想把话往开心了说，但总是开心不起来。她说，她有点后悔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这八年怎么过，也不知道八年后还能不能回中国。把她送上了公交车，我跟朋友往回走，一句话都没说。后来我们谁也没再见过她。
还有一次我跟朋友喝咖啡，估计说话声音有点大，突然一个提大密码箱、穿西服的哥们儿三步两步冲过来，“哟，你们北京的？快跟我说说中国话，我憋死了！”我问他是干嘛的，他报了个地址，我一听，难民营，“你怎么是难民呢？”他说，别提了。带着一副“给你们开开眼”的神气，他把箱子打开——大半箱美金。他请我们吃饭，聊了才知道，他在国内贪了一笔钱，赶上动荡，自己造了个假通缉令，以难民身份跑出来了。此人也是在泰国等难民号，等半年也没见发下来，后来才知道泰国那帮人故意拖着他——他在那儿多待一天，就可以多黑他一天的钱。到了柏林，也不知道接下来会被分到哪儿，他就天天提着钱在大街上走，怕在难民营被人偷。这个人，后来我也没再见过。
现在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谭平曾写过一本书，里头提到我。写完了他专门来跟我打个招呼：“我写你了啊，你别介意”，我心想，能写什么啊，“没事没事”。后来一看，他说我刚去德国的时候跟祥林嫂一样，逮谁跟谁说失恋。我问谭平，我真那样吗？——“差不多”。想想还真是，那时候我们聊天不想说不高兴的，就互相叙述感情经历解闷儿。记得刚到德国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学校碰到一个中国女孩，她跟我一样都是戏剧系。我请她在食堂喝咖啡，聊天，一张嘴我就开始说我的失恋，等我意识到自己说了很久时，三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女孩一句话没说。我赶紧道歉，女孩说没关系，“你说的挺逗的。”——能不逗吗？我爆了那么多隐私。
这个女孩现在还在德国，她开了个餐馆。每次她回国，我们都会见面。
六
在梅尔辛家住了一年，我想搬出来了。中国留学生都说，没见过一个中国人能在德国人家里免费住三个月，你这也太奇怪了。我自己也觉得不像话，二十七八的人了，在别人家里白吃白喝白住，每月还拿800马克生活费，我多少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
梅尔辛不想让我搬出去，她希望我好好住在她家，好好上课，别的什么都不想。我们争执了一回，她拗不过我，还是听凭我开始找房子准备搬家。但梅尔辛给我铺好了后路，她安排我在她一个学生开的剧团里演戏，每月我有一千五到两千马克的收入。
于是我开始跟那些德国演员一起排戏、演出。排练时间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中间有一个小时休息。有天午休时，大家正边吃午饭边聊，我看见一名德国大提琴手没饭吃——中国人心态，一堆人冲着一个人吃东西不合适——我就把我打算下午吃的那块三明治塞给了他。
大提琴手听说我在找房子，便邀我住进他租的一套三居室。他和另一个德国人分住两个卧室，另外一个15平的小房间归我，不要房租。“有这么好的事？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大提琴手说，他觉得我是个好人，“德国人不会像你那样，给我一个三明治”。那我也不能白住。最终我们商量好，每个月我给他做两次中国饭作为回报。中国菜要用的食材和调料能在越南超市买到，这事不难。
其实，在德国，我一直遇见好人。我想过永远留在德国。这里生活挺好，只要认真工作就能挣到钱，没人干涉你。文化生活又丰富，尤其先锋派戏剧非常发达，剧多得每天都看不过来。它不是一个容易离开的地方。
但那一年多里的一些经历还是在慢慢影响着我的想法。
东西德刚统一时，很多德国朋友给我打电话，嘱咐我千万不要出门，否则遇到新纳粹可能挨打。有次我去朋友家玩，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家，车厢里九个人，七个是外国人，两个是德国人。到了一站，站台上五六个满身纹身、扎好多耳钉的人忽然冲到车厢门口大喊“外国人滚蛋！”虽然他们只是喊喊，没有冲进车厢，地铁出站后，那两个德国人还是起身跟我们一一握手，为同胞道歉。我知道，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对我这样的外国人依然有着敌意。
有一天演出完，在剧场的酒吧里，我拿着一杯酒跟同剧团的德国同事聊天，正聊得高兴，突然有人在我旁边坐下来，“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那你为什么在这里演戏？”“我在这里学戏剧，能演戏对我是个机会，多好啊。”他就等着这句话，“你一个中国人在德国演戏，你知道有德国演员演不上戏吗？你是中国人，回中国演戏去啊！”
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一个演员，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演上戏了。可以说大家都是凭实力，但是当个演员还要遭受敌意，我开始怀疑自己在德国演戏的意义。
还有一次，德国大选期间，平时玩得挺好的两个德国朋友因为支持不同的党派而争得面红耳赤，我在旁边说了一句，某某党挺好的，他们立刻同时住嘴，转头看向我，脸上的表情是“这跟你一个外国人有什么关系？”
那段时间，一个朋友拿到了德国国籍，我们一块吃饭，我敬他酒，为他庆祝，却发现他垂头丧气的。他跟一个德国女人结了婚，婚后俩人处不来闹离婚，他跟对方说，离婚可以，你得等我八年，好歹让我拿了身份。那德国女人也算仗义，真等了他八年。现在身份拿了，接下来准备办离婚，他说，以后回中国还要签证了，但是“不拿出护照，哪个德国人会认为我是个德国人呢？”这叫什么事啊！但已经等了八年，不拿又不甘心，他带着无奈，说：“这辈子就在德国混吧，也就这样了。”
这话太刺心了。在德国生活一年多之后，我开始像哈姆雷特思考“生存或者毁灭”一样思考“留下或者回去”。相比之下，德国比中国自由，但一年语言学校加四年高等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很可能根本没有人找我做演员。即使能演戏，演的也一定不是我想演的角色，无非是糊口——像我在那个剧团里的角色，就叫“外国人”，不停地在台上跑来跑去，偶尔说上一句话，也就比龙套好一点。如果我继续读书，读戏剧史或戏剧理论，读到博士毕业都快四十岁了，然后呢？搞戏剧研究？一部戏出来我评论道“这戏真本土、真德国化”？——一个中国人说一部德国戏“本土”？吃饱了撑的吧？
要留在德国就几条路，一是找德国人结婚，找不到真感情就只能假结婚，给她几万马克，她等你八年，拿到护照；二是放弃学业，利用签证期拼命打工，开个中国餐馆，变成老板之后把学生签转成工作签，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三是最惨的：放弃学业当导游，打个小旗到机场接团。
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思考了半年，我让一个搞旅游的朋友帮我订一张回北京的机票，单程。我要回国看看，我还能不能做演员。
七
走还是留，在德国的最后半年，我跟梅尔辛谈过三次。她总是说，你不要走，你是中国唯一学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人，你要把它学完。即使我完成学业，梅尔辛也不希望我回中国，“回那个地方干嘛啊？”她这么说。那时中国的未来仍不清晰，许多留学生还在观望，而梅尔辛想让我继承格洛托夫斯基流派，成为她的传人。
我说，在德国我永远演不到我想演的角色；她说，那你可以教学、当老师啊。她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但我还是想做演员。终于有一天，我告诉梅尔辛，我决定了，我要回国看看我还能不能做演员。她非常生气，“好，征在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演员！行，你走吧，走吧！”
回国的前一天，我又去了梅尔辛家，告诉她，明天我就走了，如果在中国境况不好，我会回来的。她很冷淡，说，你随便。
我知道我是真的让她难过了。
我又找到梅尔辛的妈妈，那年奶奶已经93岁了。住在梅尔辛家的那一年，经常家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我们总是在她的小房间里聊天。老太太对我特别好，用彩笔给我画了很多幅小画。我跟老太太说，我要回中国了。“回中国干什么呀？”我只能胡乱编个谎话，说我要回国换护照。她问我，你还回来吗？我说，回来。她说，“你必须回来，我活着等你。”她亲了亲我的脸。看着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必须要走了。在门外，我拥抱了梅尔辛，哪怕她依然冷冰冰的。我说：“妈妈，再见，一切顺利”。
在德国的两年改变了我的生存观、世界观以及对艺术的认知。我看到了很多东西，用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在那个社会生活，我觉得如鱼得水，但最后还是无法彻底融入，即使我在那里成为一个演员——因为我长着这样一张中国人的脸。柏林墙已经拆了，但是在德国的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会有一道墙，就是中国跟德国之间文化的、生活习惯的墙。
回到北京，当天我就到了剧院，迎面碰上于是之老师，他问我：“你还回剧院吗？”我说，回。
后来我跟牟森在电影学院办了个培训班，推广格洛托夫斯基表演流派。培训班的那些孩子大都来自农村，自我感觉长得像张丰毅或巩俐，就觉得能当演员了。我跟他们说，估计今后你们这些人里一个演员也出不来，他们特别沮丧。
我带着学员们排《彼岸》，剧本是高行健写的。在电影学院演了六场，好多先锋派艺术家都来看，他们说，这才是中国的先锋戏剧。崔健也来了，看完之后说，你们什么都是中国的，怎么就音乐用外国的？回去他写了首歌，也叫《彼岸》。
格洛托夫斯基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流派最大的区别是，格洛托夫斯基认为任何人，只要智商没问题，都有成为好演员的潜质，就像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定数量的金子，差别只是我露出了三四公斤而你只露出了半公斤，老师不是教授者，而是掘金者。怎么掘，全靠老师的经验和理解。在这个流派中，老师的言传身教特别重要。梅尔辛师从格洛托夫斯基本人，是嫡系传人，这也是为什么她把传人看得特别重。
在中国，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只有我会。给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排《死无葬身之地》时，我不跟那些90后去解释纳粹和存在主义，我告诉他们：“把这个戏当成职场戏来演就行了：你想跟老板告密？我们挤兑死你。”——什么生死险境，一说这个他们就懂了。我不信谁演个戏演完三个月还“从角色中出不来”——那是装。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就是这样，你不需要知道我想什么，只要看到结果。
回国后的六年我一直在拍影视剧，后来，我又回到了戏剧舞台上。很多事情都看机遇，我赶上了。其实当初如果我再在德国呆个五年十年，回来可能也能当演员，但我就不会遇到《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我感谢梅尔辛，没有她，没有格洛托夫斯基，我不会有今天。
我记得与梅尔辛告别的那天，出了她家的门我就开始流泪。回国之后我给她写过好几封信，她什么也没回，她是再也不想理会我了吗？2008年，《超级访问》采访我，问我有什么愿望，我说想找到我的德国教授梅尔辛。节目组真的托人到梅尔辛家敲门，拿着我出的书，告诉她，现在冯远征在中国是很有名的演员。看着书上我的照片，梅尔辛说：“哦，他的头发比以前少了。”
那本书上都是我的影视剧剧照，梅尔辛说，征不作戏剧了很遗憾。后来我专门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请她告诉梅尔辛，我还在人艺，还在坚持演戏剧。
与梅尔辛告别22年后，2013年，我去了德国拜访她。我的车刚停下，院门就打开了。我想，也许她一直坐在门口等着我来敲门。她坐在轮椅上，腿肿着，跟我记忆中那个精干的女性比起来，眼前的梅尔辛苍老了许多。我有点想哭，但还是微笑着，拥抱了她。那年她已经八十多岁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我曾经住过的地方。22年之后，房子破败了。一千多平米的草坪曾经我每星期都修剪，现在草长到半人高了也没人管；我住过的小房间凌乱不堪，我和梅尔辛的儿子在地下室建的小剧场现在堆满了杂物；梅尔辛的妈妈，那个说要活着等我的老太太早已去世，梅尔辛住进了她妈妈的房间，那里也是一片脏乱。
我向梅尔辛介绍我的太太，我太太拿出送她的珍珠项链，她马上要求我给她戴上。那个下午我们聊着天，她说，她本来只能见我半个小时，但忍不住和我们聊了两个小时。我邀请梅尔辛来中国，我想请中医来调理她的腿，她说，她坐不了那么久的飞机了。
然后我们再一次告别，这可能真的是最后一次告别。我抱着梅尔辛，说：“再见，妈妈，我爱你”。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梅尔辛，她的电话也变成了空号。也许她住进了养老院，也许……我不愿意往下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