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有人问：“世界会好吗”，我们总会茫然、怅然，口嗫嚅不知做何回答一样，当听到“幸福是什么”，老实人张口结舌，聪明人顾左右言它，傻子会流着哈拉子做梦。既然希望跟现实永远不能若合符契，说来何益？但是人们又禁不住总是幻想，就像憧憬桃花源、天堂一样。
“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难回答，在于其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粗想似乎明白，细思则顿感“山色有无中”，很难说清。它导致回答可以呈现多样性：每个稍有想法的人答案会不一样，可以涵盖得很大，也可以很小，可以具体入微，还可以抽象缥缈。而且许多人对幸福的理解不能来自独立想像，非得借助别人做参照物，别人有什么他也要有，别人没有的他更想有；或者自己的幸福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反射出来，由别人认可的。但是若进一步追问，这是幸福吗？对这种需要依靠别人反映才能确立炫耀价值的行为，基础太脆弱，说是幸福实在勉强。
国人每每逃不出“振古如兹”的思维怪圈。一遇事和问题，总要看古人是怎么说、怎么做的。我也不能免俗，一思索就扎进古时候。老祖先造字时，幸是一种类似镣铐的刑具，当它转化为许慎所说的“吉而免凶”的涵义前，至少经历过两三次反复折腾；戴上它是幸；无罪而获罪是幸；意想不到地解脱是幸，从幸而免除不幸是幸。最后归结为：运气是幸。福则是手捧酒器向神主祈求保佑的图形。至今过年贴“福”字，也是求福佑。合到一起，其字面含义与一般人理解的有些不同，幸福就是卑躬屈膝偶然求得的东西。很明显，其中包含着较浓厚的宗教意味。这一点很重要，影响深远，留下了幸福不是自己争取的，而是被恩赐的深刻历史记忆。即使自己主动争取，也仅限于“乞求”的范围，要看老天是否给你这等运气。《诗经》里没有直接回答“幸福是什么”，但指出了幸福的来源。大体来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1、神或先祖赐予的；2、自身具有威势和威力；3、地位和心情带来的，君子“乐”呀、“和”呀，少不了；4、长寿；5、多子孙。另外，还可以通过否定一些情绪和事物去肯定幸福的内涵或条件。如，没有“硕鼠”的“乐土”，不骄不傲才能求得幸福。《尚书·洪范》第一次把“福”写进国家执政大法中，并且具体化为“五福”：长寿、富裕、康宁、遵守道德、善终。这些虽说都是人们的向往，但终究是贵族的理想，而且是贵族上层的专利，因为其中讲明了“维辟作福”，“臣无有作福”。这也是为何其中无“贵”，那已经被宗法制规定了的，无需争，而德是封建等级制礼法规定的行为规范。《洪范》为后世政治宣言强调的美好生活和佛道等宗教教义的祈福佑护内容提供了参考底本。以后，民间改为“福、禄、寿、喜、财”。去掉了不着边际的“德”，增添了提升社会地位。仍然号称“五福”，但又把福独立出来，益发彰显福的模糊性。现代幸福观基本被锁定在两个方向：物质的满足和精神的通达。二者互相鄙视，却又不能截然分割。穷困不是自由的伴侣，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精神的自由度会受到限制；而没有精神的支撑，富裕会变成奢靡的庸俗杂陈，失去人生价值和意义。
许多人把“幸福”归结为情绪的感受，认为幸福的核心是“康宁”，是“快乐”。在这种评判标准下，幸福的人和地区便具有精神活动和物质生活简单的特征。于是很多人发现，生活在不发达和较封闭地区的人们内心的幸福感最高。有意思的是，最早创造“国民幸福总值”，希望把幸福量化的是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1972年即位）。他有西方教育的经历，又有佛教的背景，认为人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不丹每五年调查一次境内所有家庭，从身体和心灵健康、时间均衡、社交和社区活力、文化和生态活力、教育和生活以及治理水准等方面计算幸福指数。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也开始关注“不丹模式”，从生活满意、焦虑与自我价值感等方面调查评估国民的幸福指数。一些经济学家还主张把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列入经济评估指标。但是这跟量化的准确性还有很大距离，仍然带有较多主观感受的随意性，局限于心理学范畴。
对幸福的诠释，单凭一种定义或一个学科是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必须综合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成果或方法，从全人类的角度，而不是囿于东西方或宗教的成见。显然，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它会在现在和未来被人们反复地叩问，而且依旧百人百解，众口纷纭。
谚语“身在福中不知福”在反映了人性欲壑难填外，也说明了对“福”认识的混乱。
内心总是躁动把斗争作为快乐生命需要的毛泽东幸福吗？当千百年羡慕白馍的穷苦人可以天天吃到烙饼时，就不再想别的了吗？人的欲望是无休止的，世上唯一可知的是变化。那么，幸福能够被界定吗？
整日整年浸泡在幸福的温泉中，还会感觉幸福吗？快乐或满足的幸福感总是短暂的，痛苦或不满则维持较长久。那么追求或把握转瞬即逝的幸福意义何在？
我不是怀疑人生，而是不太相信幸福，特别是被太多物质和虚诞个人感受包裹的幸福。
丢弃对所谓幸福的追求是抑制了肤浅的感性冲动，是理智的人生智慧。
卢梭曾经幻想：“如果世间真有这么一种状态：心灵十分充实和宁静，既不怀恋过去，也不奢望将来，放任光阴的流逝而仅仅掌握现在，吴匮乏之感，也无享受之感，不快乐，也不忧愁，既无所求，也无所谓，而只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就可以说自己得到了幸福。”事实上有这种人吗？至少卢梭本人一生都没有处于这种状态。但他不追求快乐，显然得到了希腊先哲的启发。
苏格拉底宁愿做痛苦的人，也不做快乐的猪。这是智者和愚者的区别，是思想家和庸众的区别。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的人寻求的不是快乐，而只是没有痛苦。”叔本华从哲学角度解释道；快乐具有否定的性质，而痛苦则是肯定。也就是说，快乐是虚幻的，痛苦是真实的。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观；“缺乏痛苦的程度是衡量一个人生活是否幸福的标准。如果能够达到一种没有痛苦，也没有无聊的状态，那就确实得到了尘世间的幸福，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我们不应该以痛苦为代价去购买快乐，甚至只是冒着遭受痛苦的风险去这样做也不行，否则，我们就会为了那些否定、因而是虚幻的东西而付出了肯定和实在的东西。但如果我们牺牲欢娱以避免痛苦，那我们肯定获得收益。”
中国的先哲也有类似的思想。孔子说起理想都是消失久远的老皇历，对富贵渴望却知道不可求，几乎没有讲过怎样去寻找幸福，反倒大谈不做什么，避开什么，减少伤害。道家更是鼓吹无知、无求、无争、无欲，顺应自然的退隐状态。一涉及福，必然伴随祸，不像后世，说福便光说福，决不提祸，不许祸殃及福，背离了老子福祸相生相依的通透认识。追享乐就非挥霍到败家，求快感全不管杨梅大疮毁容夺命，逞霸道便无视道德法制。而中国古代统治思想却非常明确，《洪范》在制定“五福”时，还有与之并行的“六极”，即六种祸害（包括短命、疾病、忧愁、贫穷、丑恶、无助等）。二者是统治策略的两手，五福用以劝勉，六极则是威慑，从精神上压制臣民。
《洪范》政治思想的影响之一，是把“福”从宗教解脱出来，世俗化。赐福者不再以神为主，而是以有权势的统治者所具备的力量，是人的主体行为结果。从此不仅统治者“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掌握五福，用来赏赐民众）”，一般人也是“福祸无门，唯人所招”，可以“自求多福”，不必再拜神求仙了。
福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内涵不确定，总处于不停的变化中，幸福更是天降馅饼，带有虚幻属性，和希望、理想、幻想、做梦一个意思。以善意忖之，也只是短期醉梦的享乐。过把瘾就死，大概不是多数人的心愿吧。
怎样做避免伤害，怎样做不会引起灾难，怎样做可以消除祸患于爆发前，这才是人们要考虑的。有没有忧患意识是衡量理性与冲动、清醒与糊涂、可靠与忽悠、目光如豆与高瞻远瞩的标尺。
总把幸福挂在嘴边的人，其实没有幸福。但是幸福作为统治者安抚民众的饵料，和民众在苦难中需要的兴奋剂，还将永远徘徊在人们的想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