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講話惹衆怒查先生成了名人，特別是自從八十年代被委任基本法草委會以來，他身後的是是非非就幾乎 沒有停止過。二零零四年十月下旬查良鏞在杭州舉行的新聞業機製改革與管理研討會上發言 說﹕
“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 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跟隨黨的政策﹐不是甘心作黨的工具﹐ 受它利用﹐喪失作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而是盡一個愛國公民的職責﹐ 保衛國家﹐不受外國的顛覆和侵略。”
曾經做過明報總編輯的董橋說﹕“他(查良鏞)從事新聞工作四十七年﹐閱歷豐富﹐隨便說 說傳媒問題﹐肯定影響深遠。查先生這篇談話雖然是在杭州發表﹐我在香港拜讀﹐竟有天涯 咫尺之感﹔他要新聞工作者向解放軍看齊﹐那倒是香港傳媒人要從頭學習的課題了。”
其實老查這番話，他自己說得也前後矛盾，先說“新聞工作者要聼黨和政府的指揮”，後面 卻又說“不是甘心做黨的工具，受它利用”，他究竟想說什麼呢？而且，是在怎樣的一種情況 下，令他想起用解放軍去比擬新聞工作者，也不得而知。不得不承認，老查老矣。一個在香港辦了四十幾年報紙的報人，能夠講出這樣前後邏輯 矛盾的話，如果不是因年紀太大思維受到影響，又怎能有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呢？
之後，老查在接受中央電視臺訪問的時候，特別說道：
“做記者第一點，要做一個好人，不要做壞人，做壞人的話，你做小偷也可以，你做強盜也可以，女的 去開妓院也可以，歌舞廳也可以，什麼壞人都可以做，但是新聞記者卻要作好人。不管是作新聞記者， 還是做電視，都要作好人。作好人不能講假話，一定要真實。”
但是這些話卻沒有被媒體大肆報道，人們寧願記得他在杭州講的那些前後邏輯矛盾的話，這就是名人現象。名人的話就是至理名言，名人是不能行差搭錯哪怕是半步的，名人就是要作大衆的楷模。依我看，這實在是名人的悲哀。
我們試換另一個角度想想：查先生只是明報的創辦人，香港報紙衆多，明報不過是其中一份報紙而已，辦得成功的報紙也不只明報一家；查先生以金庸的筆名寫了十四部武俠小説，現在大陸把他捧成“金大俠”，要知道六十年代的時候，他的武俠小説一樣受到香港以至東南亞華人讀者的喜愛，但是卻沒有人將當年的“小查”捧成如今的“大俠”。
我想，假如沒有大陸媒體的特意渲染，官方的熱情統戰，查先生即使有名氣，也不會到達今天被神化的地步。被捧上神台上的老查，真的有點兒身不由己了。
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
一九九八年，曾任香港新華社副社長的張浚生卸職後，被安排到浙江大學任黨委書記，張在香港前後十一年（1987—98），老查則在那段時間擔任基本法草委成員，跟張來往頗為密切。這並不奇怪，張雖任新華社副社長，但其人甚喜文學，更有時舞文弄墨一番，於是，跟老查成爲朋友。
第二年，即一九九九年，張浚生以他浙江大學黨委書記的身份向老查“招手”。大陸人都懂得，一間大學的黨委書記比起校長來，權利大多了，他想招呼誰來，除非被招呼的人不願意來，否則整個大學從上到下無人能夠反對。在這種情況下，老查作爲那個“被招呼的人”，便招呼到浙江大學作了教授。嚴格來説，此事不能說沒有走後門之嫌。
當然，另一方面這也是中共統戰手法，走前門或走後門都不重要，只要接受統戰，怎麼做都行。
不過，大陸（香港也一樣）對此事的報道全是含糊其辭地報道：
“一九九九年七十五歲的金庸，正式受聘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職務。金庸任教後，每年都要在浙大搞幾次講座，每次都吸引很多人。。。。”
沒有人提到老查之所以到浙江大學任教，是張浚生從中做的安排。既然沒有人提到這件事，老查到浙大當教授這件事，就被人認爲是他自己跑去浙大毛遂自薦。甚至有人說，老查作文學院院長，説小了是不誠實，說大了是不自重。還有人說他已經足夠不朽了，何必還四處奔走追求名聲。
沒有將老查去浙大任教這件事，從前因到後果仔細地分析，而是故意隱去了其中一部分很重要的起因，我覺得是對老查的不公。
張浚生把老查請去，一是為統戰，二是利用老查的名人效應，不但爲浙大爭囘名聲，更可以收經濟效益，一舉三得，何樂不爲？
二零零四年年底，老查在外界各種各樣的評論之下感到身心俱疲，於是遞交了辭職信。很快的，黨委書記張浚生又來了，說“我們堅決挽留你，等到換屆時間到的時候再考慮，美國總統都是四年一屆，換屆以後明年下來，再擔任下去，行政工作不做了，但學生還是帶下去，講學還是照樣講。。。。”
記者問老查“不換屆的話，這一屆你還是院長嗎？”
老查沒好氣地回答“是的，我沒死掉，他們就當我是院長。”無可奈何之態呼之欲出。
大陸有一位哲學家徐友漁講了一句話，雖然不好聽，但是這句話是講到位了，他說“金庸是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一句話道盡了八十歲的老查身不由己的窘況。
這邊廂，張浚生二零零三年接受香港城市大學頒授的榮譽理學博士學位，以表彰他對内地高等教育發展的成就。如果說老查在浙大作教授遭人月旦的話，張浚生的榮譽理學博士學位，豈不是另一個浙大“香港版”？張浚生向老查招手，香港也在向張浚生招手。一樣的故事，不一樣的地方。
自從老查的武俠小説風靡大陸以後，大陸便把他“製造”成爲名人，除了拍以他的小説為背景的電視劇或電影外，還舉行各種講座，活動等等，每到一地，身邊便圍滿了記者，書迷，還有數不清的仰望者，好奇者。
老查身不由己，無可奈何。無怪最後他向外界宣佈：二零零五年六月，他將去英國劍橋大學進修讀書。這幾乎是他能夠躲避煩囂專心讀書的唯一選擇。即使如此，還是有人說，這是他對任五年浙大文學院院長被譏諷不夠資格的報復。
如何評價老查
一位香港的資深評論員這樣總結說：
查良鏞在有關中國問題上，他常被譏笑批評為機會主義者，也有人說他是左搖右擺的牆頭草。筆者認為，除了八九六四事件期間，查先生可歌可泣的表現，查良鏞最大的失誤便是未能在八十年代中期，拒絕中國政府邀請加入基本法草委會，及其後一連串中方為受賄香港所設置的委員會或擔任其智囊。假使在這期間，查良鏞能斷然拒絕這些被統戰的機會，他的往後成就可能會有更高的評價，也可留給後世做榜樣。這就是說，查良鏞作為上一代只是分子報人，最終未能成為一名獨立於政權之外的獨立個體，實屬有點可惜。
查良鏞出身江南的書香門第，自幼博覽群書，奠定了他寫小説辦報紙的基礎。四十年代 中國内地正值戰亂，老查當年二十幾歲，正是風華正茂之時。我曾經和幾位差不多年紀的老 人家交談過，你可以發現，他們作爲當時的知識分子，每一位都是具有遠大抱負的熱血青 年。查良鏞也不例外，他甚至當年還有做外交官的志向。
一九四八年，命運將查良鏞推到香港，兩年後他重又上京，準備到外交部履職，是當時 外交部顧問梅汝璈邀請他去的。梅先生是國際法學家，曾任審判日本戰犯的東京國際法庭的 法官，看到了一些他發表的國際法論文（其中若干曾譯成日文），邀請他去外交部做他的研 究助理，連續從北京發來三封電報。年輕人得到一位大學者的賞識，毫不考慮地就答允了。
但是，由於查的出身和家庭背景關係，當時外交部的實際負責人喬冠華先生主張他先 去人民外交學會工作一段期間，將來再轉入外交部，但查覺得人民外交學會只做些國際宣傳 或接待外賓的事務性工作，他對此並不感興趣，於是又回到香港。
現在回想，這個外交官之夢雖然破滅，對查來講卻未嘗不是好事。据查先生說，他的大 學同班同學後來不少擔任國民黨政府的駐外大使、總領事等高職，後來一個個的失卻職務， 失意閒居，連生活也十分潦倒。
在查先生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及此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籌備委員期間，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許多高級官員共事或來往，包括副部長、司長、駐外大使等等，聽 他們談到外交官的經歷、現在的工作以及生活各種情況，查甚至慶幸當年沒有被外交部錄用 ，否則，怎麽可能成爲著名的武俠小説家和著名的報人呢？
正當查良鏞被外交部所拒，不得不回到香港的那一年，他的父親在家鄉遭到鎮壓並槍斃。 有人說，這也是老查一去（香港）不回頭的原因，但是，這正是他義無反顧地在香港成就一 番事業的契機。
不能不承認的是，香港給了查良鏞機會，他凴着他的聰明才幹，凴着他的文學素養， 從到香港那天起便沒有離開過報紙和傳媒（在電影公司一個短時期），十年以後，他創辦了 明報。我相信，他是將所有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在明報了，外面人看明報是他的生意，但是 對老查來説，明報不僅是他的生意，更是他的理想所在。
這從當年明報報道難民潮和文革的情況，便可見一斑。他熱切地注視着那片他曾走過來 的土地，細心地分析局勢，分析當局者的心態，甚至揣摩這個國家究竟要向何處去。身在香 港，心繫大陸，可以説是老查多年的心態。雖然香港令他的命運改寫，但他始終“慷慨心 猶壯“。
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終于改變國策，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改革開放運動，這時的查良 鏞應該是興奮莫名，三十年的中國都在反反復復的政治運動中度過，一直到毛澤東去世之後 才開始了新的轉機，步上了相對正常的社會生活。
老查此時雄心萬丈，意氣風發地隨時準備實現他的報國之心，一九八一年，鄧小平正式 單獨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查良鏞，查是香港第一個被中共最高領導人接見的人，而鄧所以得 知金庸大名，也是因爲他的武俠小説。當時，香港及海外媒體都報道了這次接見，轟動一時。
想想看，當時二十幾歲的查良鏞跑到北京想作外交官被拒，不久父親在家鄉遭槍斃，老 查唯有隻身到香港奮鬥，三十年以後，受到中國第一領導人的接見，他怎麼不激動呢？甚至 鄧主動談起查的父親被殺一事，老查也表示自己已淡然不記前仇，同意鄧所講的“團結起來 向前看”。
這是中共對老查的第一次統戰，而且是鄧小平親自來“統”，當然非常成功。從那時起，老查就已經視如何規劃香港前途為己任了。一九八四年他出版了【香港的前 途】一書，裏面收集了他對今後香港前途的意見與看法；第二年，他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他三十幾年來蓄勢待發的報國之心，如今終于 得到實現。
文前那位評論員所講“查良鏞最大的失誤便是未能在八十年代中期，拒絕中國政府邀請 加入基本法草委會，及其後一連串中方為收回香港所設置的委員會。”如果我們順着歷史的 角度去看，就會發現老查走過來的這條路，是有他的前因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他那一代 人，特別是四九年以後一直生活在香港的知識分子，甚至商人，有老查這樣類似的表現都不 足爲奇。
查良鏞—金庸畢竟是人不是神，他有他的局限性，儘管他善於觀察分析，但還是缺乏 身歷其境的經驗。比如那次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令老查從驚訝，難以置信，到憤怒，辭去 基本法草委的工作。他無論如何都不能想象一個曾經跟他握手言歡的政府，怎麼竟可以對手 無寸鐵的平民開槍。
如果他早知道會有八九年的那一天，也許他就會像那位評論員所講“斷然拒絕那些被 統戰的機會”，“作一個獨立于政權以外的獨立個體”，可是，那可能嗎？那還是查良鏞嗎？
歷史不存在“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