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基不牢能造高楼吗?
《转载》毛泽东时代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的十大基础（1）
作者: 赵坤
来源: 新浪博客
前言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虽然官方到10月底之前还没有启动纪念活动，但是可以预想，自上而下各级各系统一定会大张旗鼓地开展各种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一定会总结中国之所以取得现在如此辉煌的成就，所有的这些总结一定会把中国取得辉煌成就归功于改革开放。诚然，中国今天处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今天成就辉煌。但是，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为什么不是乌克兰，为什么不是巴西，为什么不是印度，为什么不是俄罗斯，为什么不是日本，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是比中国更符合普世价值标准吗？以日本人的勤劳、智慧和工业基础，为什么经济却停滞不前？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是锁在保险柜中的国家机密，是登在报纸上的，地球人都知道。世界上其它国家，比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日本、墨西哥、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阿根廷、缅甸、乌克兰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迅速，也知道中国发展迅速的“秘密”，它们为什么不照猫画虎学着来一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伟大的，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一定有自己的密码，并且是其他国家不能破解的密码。否则，不能解释其他国家，尤其是我们的东临日本、南邻印度、铁哥们巴铁为什么不学着做。不是它们不学，而是学不了，因为基础不一样，因为它们没有中国这些改革开放的基础。
搞经济建设就如同驾驶汽车，有的政策能够释放正能量，起着加油的作用；有的政策释放的是负能量，起着减速的作用，就如同行驶中丢油门和踩刹车一样。当丢掉油门后，汽车仍然在前行，距离目的地比此前加油的时候更近了一些。这个时候，如果因此得出结论说丢掉油门使我们距离目的地更近了，岂不荒唐？！因此，衡量一个政策是促进了发展，还是阻碍了发展，不能简单地以这个政策施行之前和之后的对比来衡量，应该把施行之前的“惯性”因素去除掉以后，再看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改革开放以来有些政策不仅没有贡献正能量，反而起了副作用，比如体育、文化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足球了，市场化改革之前，中国男足队在亚洲位列一流，而如今，中国男足连亚洲末流都赢不了，这就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所以，改革作为一种思想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具体的改革政策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不是所有改革政策都贡献正能量的。中国的汽车工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比较早地实行改革开放，这些改革开放政策是促进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还是阻碍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如果简单地以现在汽车产量是当初的多少倍，似乎这些政策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但是，看一看满大街几乎没有国产车，再比较比较高铁，答案是很清楚的。
很多人总是不加分析地誉今非古，说什么现在汽车、手机了，所以比原先伟大云云。如果照此逻辑，中华民族坠入亡国灭种边缘的清末远远比盛唐伟大，因为清末有电灯、自行车，而李世民闻所未闻。
时常听到一些人在谈论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往往捎带批判前三十年，似乎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阻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似的。这些人可能有很高的学历，可能在美国深造了多年，但是，这些人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他们只是看到了金碧辉煌的室内装修，却无视甚至咒骂大楼的基础。
不错，新中国建立之初曾经有过土法炼钢、人海治水的情况，当然今天要用高科技炼钢、要用机械施工，但是，基础是不一样的，当手里没有挖沟机的时候，是等待造出挖沟机再治理黄河、淮河、海河，还是一边制造挖沟机一边用铁锹挖用肩膀扛来治理水患？新中国的领导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选择了后者。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靠着愚公移山的精神，靠着艰苦奋斗的精神，靠着不怕牺牲的精神，吃尽了各种苦，受尽了各种累，目的就是为了改造中国，为后人造福。做为后人，对于先辈们所付出的艰辛，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正是有了先辈们的艰辛，今天的人们，当然不必再土法炼钢了、当然不必再人拉肩扛人海治水了。那些辱骂父辈们人拉肩扛的方式原始落后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党务工作者，不是脑残就是孽子。吃完第十张饼，打着饱嗝却咒骂前九张饼没有作用，就是这些人的画像。
新中国建立之初，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1] 。有人说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其实并不准确，“百废待兴”，说明有过，只不过“废”了。而建国之初，中国几乎什么都是从零起步。农业上面对各种自然灾害，尤其是全国性的水患，旧中国无能为力；工业上，支撑民族复兴的机械制造和能源等重工业要么是零，要么是规模和水平很低；科教文卫，几乎是一张白纸；人均寿命只有35岁，被讥讽为“东亚病夫”。但是，短短三十年时间，史无前例的的大规模水利基本建设驯服了一条条大江大河，农业生产得到了保证；世界上门类齐全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全面建成，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都能自主制造；扫盲运动、妇女解放、合作医疗、破旧立新，把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身体素质带上一个崭新高度……这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大楼没有基础，是绝对立不起来的。要想建一座大楼，必须首先打牢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在零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是新中国强大的基础支撑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改革开放时期建立了十大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基础，思想精神基础，社会道德基础，强大的工业和农业物质基础，劳动力基础，文化教育基础，医疗卫生基础，外交基础，国防基础，国家民族、集体主义的人心基础。这就是中国取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独享的密码。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2]
（赵坤）
[1]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
[2] 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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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毛泽东时代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的十大基础（2）
作者: 赵坤
新中国成立后在几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迅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把整个中国大陆有效运转起来，保障中华民族朝着伟大复兴阔步前进。
（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盛传“补课论”，至今也经常听到类似言论，尤其近年的“民国粉”是其典型代表，说什么中国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早就发达了如何如何。持这些观点的，不是被忽悠，就是戈培尔的徒子徒孙，谎言说上一千遍确实能够忽悠一大帮傻子。无论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还是当今世界的现实，这种资本主义救中国的论调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从1840年起，旧中国经历了无数苦难，首都三次遭到屠城，无数的不平等条约，数不清的割地赔款，中国人与狗并列。也是从鸦片战争开始，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穷尽了几乎所有的办法：林则徐他们那一代认识到鸦片的危害，虎门销烟，失败了；洪秀全他们那一代认为中国应该归顺耶稣基督，要用基督教改造中国，失败了，连耶稣基督的西方子民都参与打击洪秀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那一代人认为中国器不如人，于是“洋务运动”，失败了，而且失败更惨，以往失败是败于西洋，而今连东瀛蕞尔小国也能把天朝掀翻，中国人的尊严彻底丧失；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那一代人认为中国制度不如人，主张变法，君主立宪，仍然失败了；孙中山也认为中国制度不如人，应该建立共和，实行“民主”政治。辛亥革命虽然推翻满清打倒了一个皇帝，但是全国却涌现了大大小小无数个土皇帝，中华民族的苦难更加深重了。民主共和后的中华民国，议会贿选、宋教仁案、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直至军阀混战。今天有人把辛亥革命的失败归罪为袁世凯，然而袁世凯死后到北伐战争的12年，北京九易政府，24次内阁改组，换掉26个国务总理。中央政府乱成一锅粥，各地地方政府无不是乱成粥一锅；以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总结了几十年来中国人的苦难，认为其根源既不是器不如人，也不是制度不如人，而是思想文化不如人，于是发起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抛弃传统旧文化。旧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中国于苦难，几乎穷尽了各种办法，各种主义，各种思潮涌现出来，世界上所有的思潮都汇集在中国。甚至有人把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推给汉字，要求废掉汉字，“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北洋军阀被打倒，国民政府成立了。但是，中国灾难更深重了。南京大屠杀，几十万同胞惨遭倭寇毒手。14年抗战期间，几千万中国人被日寇残害致死。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经过浴血奋战，抗战终于胜利了。但是国民政府的接收变成了“劫收”，普通老百姓的境遇比日寇统治时期更惨了。中国人民忍无可忍，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蒋介石反动政权。
新中国成立前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苦难史，那些探索救国救民的先贤，林则徐、谭嗣同、孙中山等等等等都失败了，除此以外，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吴佩孚，乃至蒋介石，也不能说就希望中国变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资本主义议会道路、实业救国、国民党黄金十年，都失败了，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资本主义道路，差点使中华民族万劫不复。
170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有人说，如果洋务运动如何如何、如果戊戌变法如何如何、如果北洋军阀如何如何、如果蒋介石如何如何。我说，您就不要如果了，再如果，中国就真的趴下起不来了。旧中国一个国耻接着一个国耻，新中国一个辉煌接着一个辉煌，人还是那些中国人，关键的区别是“换了人间”。
不仅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救不了中国，当今世界的现实也证明资本主义不是一剂良药。现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区区少数几个老牌帝国主义分子。同样是资本主义制度，同样是三权分立、议会道路、私有化制，几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几个小跟班和一百多个亚非拉国家的国运却天差地别。很显然，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不是实行了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发达，而是奉行了帝国主义而发达。帝国主义就是杀人、抢劫、奴役别人，拉丁美洲搞资本主义几百年了，由于不能去杀、去抢，至今也发展不起来，只能做美国的后院。
乌克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是世界上少有的大粮仓，气候风调雨顺，大平原下埋藏着丰富放矿产资源，顿巴斯地区曾经是与德国鲁尔、日本阪神、美国东北齐名的世界工业中心，尤其是机械制造业独步天下，安20飞机至今成为世界仅有，连美国也造不出来。巨变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国运一退千里，多年动荡不安。二十年来活跃在乌克兰政治舞台中央的那些人，要么是借着当初苏联解体时狠捞一把国有企业财产而摇身一变为亿万富豪，要么是这些亿万富豪或者国际金融寡头的代理人。
资本主义可能是极少数人的福音，但不是绝大多数人的福音。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把原来国营的天然气管道垄断在手里，把原来国企时期上交国家的利润装进自己腰包，然后拿出一小部分鼓动街头运动，借以掩护自己的疯狂掠夺行为。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是由包括乌克兰首富拉赫梅托夫在内的首都地区和东南部地区大企业富豪组成的豪强俱乐部。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丘马琴科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美国人，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特别秘书，后来被派往乌克兰。乌克兰现任总统波罗申科是亿万富豪，他的“如胜糖果集团”是乌克兰最大的糖果企业，被称为“巧克力大王”。乌克兰其他大大小小的政客也都有类似的身份或经历，财政部长、内务部长、经贸部长、农业部长、能源工业部长等和州长们基本都是富商和他们的代理人。乌克兰这些政治富豪们很像民国时期的中国军阀们，当年中国大大小小的军阀们背后都有个外国主子，如今的乌克兰政治家们也是这样，有的背靠欧美，有的背靠德国，有的背靠俄罗斯。在主子的指使之下，乌克兰的政坛富豪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倒霉的是乌克兰老百姓。乌克兰的富豪政治家们，追求的是自己的利润有多少。大资本家只为利润服务，怎么可能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第一位？富饶、发达的乌克兰就这样惨遭资本的绑架，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无从谈起。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当今的世界现实已经充分证明，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只能把中国推向水深火热的深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比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日本、墨西哥、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阿根廷、缅甸、乌克兰等，无论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都学不了，因为它们没有这样彻底的制度基础。印度学不了，虽然印度有不逊于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但是由于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势力、残存的历史垃圾如种姓制度、土地私有制、国内壁垒、宗教矛盾、民族矛盾等等，致使印度意识形态落后、国内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极大制约了印度发展；俄罗斯学不了，普京空有雄心壮志，但是已经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俄罗斯步履艰难，只能靠着苏联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家底混日子；巴西学不了，虽然巴西有丰富的资源、稳定的国际环境、几百年的和平，但是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痼疾，致使巴西举步维艰，甚至常常连续几年负增长；其他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想学也学不了，原因也是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其他国家学不了，因为它们没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个基础。当然，俄罗斯、乌克兰曾经有过，但是它们在所谓的“新思维”忽悠下，轻易地抛弃了，乃至于从那时起它们就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深渊。当今世界上大概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学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越南，因为它有与中国一样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越南这些年的发展也不错。社会主义不仅能够发展中国，也能发展越南。
那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只能依靠霸权和掠夺弱小民族来维持逐渐褪色的繁荣。如果走和平发展道路，美、德、法、英等帝国主义国家会衰退得更快，看看“笨猪五国”，由于不能像美、法、英、德那样肆意掠夺，多年来陷入深深的经济危机不能自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只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少数国家经济发达，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却贫穷落后，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美国等国家富裕的根本原因。美国等国家富裕的根本原因是掠夺和杀戮，美国靠着到处点火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法国靠着屠杀利比亚人民度过了欧债危机。同样陷入欧债危机的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等国家由于没有参与对利比亚几千亿欧元储备的掠夺，迟迟无法摆脱危机。
曾几何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被誉为金砖五国，都有一样的后发优势，也极力融入国际一体化，但是，其他四国由于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幻想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起来，其结果不可能有中国的经济成就。
中国，由于进行了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抖落了一切历史尘埃，为改革开放时期扫清了一切发展障碍，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封建宗法制度、一盘散沙状态等全部荡涤干净。与此同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证，土地公有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保证了党中央方针决策的迅速贯彻，公有制经济有效制约了社会两极分化和资金外逃，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稳定了民心，集体主义精神使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凝聚成为一个整体。今天社会上的各种突出问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相反，恰恰是因为修正了社会主义革命，比如两极分化、贪污腐化、老人摔倒不敢扶等。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改革开放时期打下的基础有多坚实、储备的资本有多雄厚，对比一下浦东新区和印度的孟买就知道了。
中国政府发文件说要开发浦东新区，媒体跟进炒热，让企业看到了赚钱的商机，于是土地价格不断上涨。由于土地国有，随着当地土地批租价格不断上升，当地政府的建设财源就滚滚不断，基础设施建设根本不需要中央政府投入一分钱。
但是印度的孟买就不行，印度也想建设自己的浦东，卖地的钱也源源不断，但不是源源不断地流向政府用于基本建设，而是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地主、资本家腰包用于私人挥霍，而不是政府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吸引投资和改善百姓生活，因为地是私人的，所以形不成良性循环。加上印度没有中国这样的动员能力，所以，印度孟买想学浦东、深圳，根本学不了。近几年很多学者甚至印度现任总理莫迪都认识到，印度之所以发展不如中国，根本原因是其没有经历一场社会主义大革命。莫迪也想搞一场彻底的社会大革命，难！
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建设所需要的公共设施用地原来就是国有的，只需要给予原使用单位或当地农民拆迁补偿或土地交换，加上各级党组织的动员，不需要经过漫长的征收程序。新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让城镇土地全面国有化，改革开放又让国有土地重新进入市场，成为最重要的资本来源与城市建设资源，此乃中国城市得以快速发展的独门秘诀，其他国家想学也学不了。
在建国初期，无论从工农业基础、全民文化程度等各方面，印度都远远强于中国，印度国土面积虽然比中国小，但是可耕地总量却远远多于中国，印度的地理条件得天独厚，自然条件好于中国，几十年来没有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军事恐吓。从哪个硬件看，印度也不应当比中国差。但是现实什么样大家都知道，现在印度的国力与中国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人民生活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语。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列的“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所有指标上，中国的长期表现明显优于印度。2011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仍未达到中国1990年的水平，2013年印度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仅仅与1985年时的中国相当。在民众的健康、卫生和平均寿命等各种指标上，印度落后中国的幅度都超过20年以上。印度妇女的社会地位与中国妇女相比，天壤之别。中国妇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2010年达到了77.4岁，年龄15岁以上的女性识字率为93％[1] ；印度人2009年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5岁，年龄15岁以上的女性识字率为66％[2] 。中国1959年工业产值就超过了农业产值，印度直到1999年工业产值才超过农业产值。中国农村的医疗、农民的现代化意识远远超过了印度。农村的教育，1978年中国初中入学率是88%，印度是20%几。为什么建国之初印度硬件好于中国，发展却不如中国？这就是软件的原因了。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印度却亦步亦趋地走着老牌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就是根本原因。活生生的事实摆在面前，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世界上的国家，在硬件方面与中国最有可比性的国家就是印度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可比性差得多。新加坡、卢森堡太小；卡塔尔不仅小而且单纯靠资源；美国大，人口也不少，但是美国在没有任何负担的白纸上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即便仅仅从美国建国算起也已经发展了242年，建国时，美国已经具有了相当雄厚的工业基础了；新中国与战后的日本，无论是工业基础等硬件还是公民受教育程度等软件，根本不在一个档次，起点不一样，所以起初落后于日本是正常的。
有人说1950年代中国和日本的GDP差不多，中国战后满目疮痍，日本也是战后满目疮痍，可是后来日本发展比中国快得多。其实这种比较是片面的，日本确实在二战中被炸了个稀巴烂，到二战结束时确实也已经没有像样的工厂了，中国也没有像样的工厂，两国都“没有”，但是这两个“没有”是有天壤之别的。打个比方，有两个人都没有私家车，一个是驾龄几十年、行使里程百万公里的老司机，一个是没有见过汽车的20多岁的小伙儿，现在你分别给他们一辆车，让他们开着走，老司机确实马上就开着走了，而小伙儿连钥匙孔还没有找着，能因此得出结论说老头儿比小伙儿进步快吗？不能，因为起点不一样。日本二战后重新再来，技术工人、管理经验仍然还在。而中国人想建一座工厂，哪地儿应该放块砖，哪地儿应该放块瓦都不知道，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所以，如果拿日本和中国比，应该在同一起跑线时开始对比，不能日本已经接近终点线了而中国刚起跑，就说中国跑得比日本慢，肯定不对。
1860年代中国与日本的起点是一样的，甚至中国还要好一些。但是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旧中国，让中国落后帝国主义的日本越来越多，直到差点儿亡国灭种。而新中国让中华民族赶上并超过了日本。201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的两倍。旧中国欠下了巨大的社会发展债务，新中国一点一点地偿还，经过六十多年，新中国不仅全部还清了旧中国欠下的巨额社会发展债务，而且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发展成就。2012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升世界第一，钢铁、煤炭、水泥、机械制造、工程施工能力等均稳居世界第一。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新中国立国之初就完成了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土地资本与工业资本国有化或集体化。除了农村土地外，这些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这些国有资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进一步快速发展的最大资本来源。新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的动员、渗透能力达到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可以将大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需要最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在民族复兴的大旗帜下，中央政府享有调动全国资源集中使用的正当性。新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改革开放时期储备了雄厚的资本。这个基础让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模仿，只能理解而难以复制。
（三）集体化不是小岗村穷的原因
集体协作和单打独斗哪个生产效率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单打独斗的效率高，人类为什么自给自足阶段，还要机器化大生产、进入信息社会？工业如此，农业也是一样。没有人规定农村、农民只能种地不能搞工业和副业，人民公社本来就是农业、工业、副业等各种经济的综合体，宜工则工，宜副则副，宜农则农，什么能发展集体经济就干什么。中国现在的那些富裕村，比如江苏华西村、山西昔阳大寨、河南临颍南街村、山东龙口、河北晋州周家庄、湖北洪湖市洪林村、咸宁市官桥村、杭州市航民村、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陕西省韩城市阳山庄、贵州省的塘约村等等，都是坚持走集体道路的。相反，分田单干的旗帜小岗村“一朝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进富裕门”，经过30多年单打独斗，仍然是“偏、穷、乱、散”[3] ，成为扶不起的阿斗。
道理很简单，集体协作劳动效率远远高于单打独斗，不仅工业生产是这样，农业生产照样如此。有人觉得，农村集体化，磨洋工，出工不出力，所以劳动效率低。其实，工厂、矿山以及第三产业如酒店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可是实际上，非农业系统对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通过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解决了磨洋工的问题。既然非农业系统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制度解决磨洋工的问题，农业系统当然也能，前述那些集体化的富裕村就是很好的典型。正如毛主席说：人和动物“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 [4] ”人类从事社会生产，必然要分工协作，也只有分工协作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斯大林说：“不实行集体化，就不能把我国引上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康庄大道，就不能使千百万劳动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 [5] ”斯大林认为：个体小农经济无法适应大规模工业化的需要，不能为工业化提供更多更大的工业产品消费市场，也不能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所以小农经济“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生产商品最少的经济”。虽然斯大林在某些中国共产党员嘴里早就成为了政治不正确的代名词，但是这几句话却道出了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如果中国有更多的村子坚持走华西村、南街村的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会更加坚实。
（四）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全中国强大的动员能力
除了经济实力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外，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国家充分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这种动员能力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
1. 党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能力。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中国政府可以专心致志地做好社会发展的长期规划，不仅有一个接着一个的五年计划，甚至有长达几十年的远景规划。
2017年10月《环球时报》登载记者对著名学者张维为的采访，张维为说：今年夏天我们与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就中国模式的话题进行过交流。卡梅伦提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值得英国学习。萨科齐则坦承，“我们要向中国学习‘愿景’”。他说，中国领导人每五年、每十年给国民一种愿景，让国民能够看到实现更好生活的愿景，这正是“国家凝聚共识，推动发展的希望所在”。他还讲到，“全世界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不确定性，但中国很确定”。世界上现在好像只有中国可以进行真正长时段的战略规划并付诸实践，十九大实际上对未来30多年进行了远景规划，这种辉煌的前景使国人深受鼓舞，也让整个世界看到中国模式的巨大优势。
其实远不止如此，中国的社会制度还保证了这种远景愿景的有效付诸实施。党中央、国务院一声令下，中央政府各部门、各地方各级政府、各个国有企业都能迅速地把这种声音逐级贯彻下去，然后逐级汇集上来，经过逐级逐级批准后也能得到有效落实，并能够分阶段检验规划情况和落实情况。党中央的远景规划甚至能够动员到边远农村和城市角落的老太太和小朋友，这种动员能力，世界上其他国家大概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2. 国家有事时的应对能力。
在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和危机时，国家能够迅速调动一切力量应对灾害和危机。各级政府齐心协力，国有企业勇于担当。2008年5月中国发生了汶川大地震，2011年3月日本发生了福岛大地震，这两次灾难分别给两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在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中国都呈现了巨大的优势。
汶川地震发生后党中央立即调动十万人民解放军赴川抢险，15位勇士不顾个人牺牲空降灾区；各地政府迅速调整为救灾模式；国企立即启动救灾预案，急灾区人民之所急，全力以赴投入救灾抢险之中，“从三大通信公司重点保通提速，三颗卫星资源开通‘绿色通道’，三家大油企加大成品油投放确保供油不间断，到电力抢修、电网全面恢复供电，航空、铁路、物流等紧急调动保障物资运输；从技术专家和专业人员赶赴灾区抢险突击支援保障，到食品、水、药品、医疗器械、帐篷、衣被等救灾物资紧急调运和后方组织应急生产；从一线全力拼搏有序展开救援战斗，到国资委统一领导下各大企业24小时领导值班和带班，救灾情况指令及时上报下达，展现了一幅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关键时候集中力量协同作战，全方位、大力度、高效率地为人民排险救难的壮丽图景。” [6]
反观日本，福岛地震发生后，政府、企业、民众都不能有效协同，相互指责，工作人员甚至只顾自己仓皇逃命，媒体一度热炒的福岛50死士纯属子虚乌有，实情是东京电力公司开出了日薪40万日元的天价都难以招募到灾害一线工作人员。
两国灾后重建工作更是差别巨大。汶川地震后不久，灾民就全部得到了临时安置，党中央国务院迅速制定了灾区重建计划，把几万个重建计划以任务形式下达各省。截至2010年9月，纳入国家重建规划的29700个重建项目已开工99.3%、完工85.2%，概算总投资8613亿元已完成7365.9亿元、占85.6%，基本实现“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目标 [7] 。这片曾经山崩地裂、满目疮痍的土地已旧貌换新颜：受灾群众住进了新房，公共服务设施全面上档升级，重建城镇初展新姿，基础设施根本性改善，产业发展优化升级，防灾减灾能力显著提高。灾区从废墟上站立，展示出在灾难后重生、在重建中跨越的生动图景。
然而，日本的福岛重建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2016年3月11日下午，日本政府举办了“3•11地震海啸灾难五周年”纪念活动，根据日本警察厅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年1月，依然有超过17万灾民背井离乡，在日本全国各地避难。受灾的岩手县、宫城县和福岛县仍有5.9万名灾民居住在临时板房，相当于每两名失去家园的灾民中，就有一人仍未获得永久性安置，有媒体形容灾区仍然像鬼城。
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3.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首先举个“三桶油”与油价问题的例子。到2012年，中国已有三分之一的炼化能力是非国有企业，这三分之一的非国有炼化能力，在没有边际效益或价格倒挂时，大都选择停工待产或停工检修，道理很简单，生产、销售越多，亏损越多，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当然要减产甚至停产。而每当这个时候，“三桶油”就要按照国务院的指示，逆市场规律而动，开足马力补足这些非国企炼化能力停产减少的产量，以确保市场供应。那些总是骂“三桶油”的普通老百姓，纯粹是被某些势力“忽悠瘸了”。这个例子也证明，一切按市场规律办事，往往会成为老百姓的梦魇，市场规律不是万能的。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国有企业牢记全国一盘棋思想，把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承担在肩，能够随时听从党中央、国务院召唤，这方面远远不是那些以利润为目的、一心一意遵循市场规律的经济形式所能比得了的。
多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远远高于非国有企业。2013年，国有企业以四分之一的经济份额、五分之一的从业人员，贡献了超过二分之一的国家税收，国有企业税负为其他企业的两倍多。[8] 国有企业除了税收贡献远远高于私企和外企以外，对国家财政的贡献还有：“2007年至2014年，中央企业累计上缴国有资本收益4711亿元。截至2013年底，全国国有企业划归社保基金国有股权2301亿元，占全部社保基金财政性收入的近四成。2013年，中央企业结对帮扶239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9] 外企和私企的分红是装进了私人和外国腰包，国企的分红是交给国家财政。如果这些央企改成私企，这4711亿资金就不是国家的财政收入了，2301亿元股权也无法划归社保基金了。即便混合所有制改革，假设一半儿股权，国家财政收入不是也要损失掉一半儿吗？
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按照某些人的理论，市场化越彻底，效率、效益越高。但是在传统领域，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那些私有化、外资化、市场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效率却越低，比如家用小汽车行业，四十年了还造不出一辆像样的小汽车；而那些“计划经济的残余”实际效率却更高，比如中国高铁。山西煤矿逆私有化改革之前，矿难事故不断，煤价飙升，乱采滥挖，对周边环境污染严重。重整之后，矿难少了，产量升了，煤价降了，环境好了 [10]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4. 日常经济建设中地方政府的组织能力。
大规模经济建设必然遇到居民拆迁和安置问题。
建设三峡大坝，需要迁移120万人，放在世界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库区人民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之地，故土难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然而，在工期期限内，当地各级党和政府能够一个一个地做通移民的思想工作，全部移民能够一个一个地响应号召，接收地区能够把每个以免妥善安置，只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提供保证。
2017年年底中国高铁通车里程近3万公里，占全世界通车里程的60%以上。中国高铁短短十多年时间去的如此之大的成就，与高效率的征地拆迁密不可分。英国建设总长度525公里的HS2高铁线路将要超过20年，“对此，BBC解释道，在英国，建设重大工程要经历漫长的协商，之后政府还要面临征地、拆迁等多个环节。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沿线民众都可能就这一工程提出异议，进行环境评估、考古调查、地质调查等也需要大量时间。‘在英国，没有哪个工程不耗费10年至20年的。’” [11] 而当年中国建设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线路只用了39个月，这效率差得不是一点儿半点儿。也反映出英国政府动员社会的能力比中国政府差了多少条街。
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保驾护航还体现在很多方面，而且可能更重要，比如人民代表制度相比而言比较有效地最大限度保障了大多数人的权益、政治协商制度保障了不同声音的合法表达、妇女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等等。“妇女能定半边天”，一下子增加了一倍的劳动力。
[1] 见2015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
[2] 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的统计数据。
[3] 新华社、《人民日报》联合通讯《农民群众的贴心人——记鞠躬尽瘁一心为民的安徽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
[4] 毛主席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
[5] 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1933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172页。
[6] 宋芳敏《国企要当好国之栋梁》，2014年8月7日，乌有之乡。
[7] 《四川日报》2010年9月28日《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
[8].见杜建国《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是私企难以望其项背的》、《经济日报》2015年1月6日《国家税收半数来自国企引热议 专家:打造企业公平竞争环境》、《新浪财经》2014年12月27日《国资委楚序平：国企税赋为其他企业2.6倍》。
[9] 《经济日报》2015年1月6日《国家税收半数来自国企引热议 专家:打造企业公平竞争环境》。
[10] 《山西日报》2014年7月16日《转型跨越奋力前行 工业新型化篇：我省传统产业浴火重生》。
[11] 《青年参考》（2014年5月21日 23版）《英国：修条高铁为何需要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