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五. 资本主义好残酷
不出所料，几天后，肖雨禾和郭兰也被公司裁员了。郭兰说她自己暂时不打算找工作了，因为根本没有工作可以找，还不如去帮老公办旅行社。美国经济惨不忍睹，中国经济却在蓬勃发展，出国的各种考察团越来越多，老公已经忙不过来了。
吴安玲则被调到了公司的另外一个非专业部门去临时帮忙，看见了这么多人被裁，自己能留下来，实在已是幸运至极了，她不敢再有什么怨言。
按美国失业金的规定，肖雨禾去政府的失业人员办公室申请失业金，政府办公室里挤满了人，申请失业金的人多得就像在赶集。
政府给的失业金数额是按照申请人前一年的收入计算的。2002年的标准是，年收入在3万美元以下的人，领取的失业金数额是与收入成正比，而年收入3万美元以上的人，只能按3万美元的计算。尽管肖雨禾的年薪远远超过了3万，但是她也只能按年薪3万的标准领取的失业金。
9·11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谁都躲不过去，余争鸣的公司也不乐观，找他们提供技术服务和咨询的客户越来越少。多数工厂的设备即使有了问题，但凡能勉强拖着，就不花这个看病的钱。所以他们公司的工作量比以前也少多了，公司也不得不开始裁员了。
眼看公司连续关掉了几个分部办公室，裁员还是没有停止。约翰考虑再三，与其被解雇，还不如主动辞职。想到做到，他真的就辞了职，带着苏珊回乔治亚州的农场去了。
最好的朋友走了，余争鸣心里空空的。自己是技术骨干，暂时不会被裁，但是眼看着周围的同事们天天在减少，心里也是无比郁闷。
这天，余争鸣早早到了办公室，刚刚准备去茶水间给自己倒一杯茶，突然听见背后发出一声奇怪的声响，他回头一看，是同事麦克直挺挺地躺在地毯上。
余争鸣赶紧放下杯子去扶。没想到麦克头脑虽然还清楚，身子却不听话，他努力起来，可是身子很重，胳膊和腿完全不能配合。余争鸣双手去推，麦克还是不能动。余争鸣有点紧张了，赶紧跑到经理办公室。
经理出来一看，也不敢再动麦克，只能打电话给急救中心。只等了几分钟，四个穿黑衣服的人推着一辆可以升降的挂满各种仪器的担架床跑过来。他们一边小心地为麦克做检查，一边用对讲机与外面等着的救护车联系。很快，四个人就把麦克抬上担架。
临走时，麦克含糊地对余争鸣说了一句：“我的女儿只有十岁。”
余争鸣怔住了，看目前麦克的情况，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再回来工作了。麦克是从加州临时雇过来的工程师，公司只和他签了六个月的合同。麦克的老婆不工作，一家人生活全靠麦克一个人。麦克这一病，这家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余争鸣心里不觉闪过几个字：“资本主义好残酷！”
他怔怔地坐在办公室里，脑子里摆脱不了麦克的影子，好半天也不能集中精力工作。同事蔡司进来了，这个高个小伙子湛蓝的眼睛里全是笑意。他拿着两面折叠整齐的美国国旗，放在余争鸣面前。
见那两面国旗被叠成整整齐齐的三角形，明显是上浆熨烫过的，余争鸣有点不解地抬头望着蔡司那对漂亮的蓝眼睛。
蔡司笑着说：“午餐时间我要去参加游行，去烧国旗。你去不去？我这里有两面国旗呢，分你一面吧，咱们一起去。”
“为什么要烧国旗？”余争鸣大为不解。
“抗议布什总统要在中东打仗，我是反对战争的。你也不喜欢战争，对吧？”蔡司热情洋溢地说。
“我不去，我是不喜欢战争，可是你们烧国旗有什么用处？”余争鸣摇头道。
“那我只好自己去了，可是我有两面国旗，”蔡司有些失望，他拿起两个国旗三角形，比较了一下：“今天先烧这面旧的，这面新一点的，留着下次用。”
看他那舍不得的样子，余争鸣觉得滑稽，倒是冲淡了郁闷的心情，笑着提醒他：“下午一点钟还有会。”
回到家里，余争鸣对肖雨禾说起麦克的事，不由得一阵唏嘘短叹。
肖雨禾的情绪倒是不错：“今天，猎头公司打电话，说西边那家设计公司拿到一个化工厂改造项目，问我有没有兴趣。”
“喔，那是家英国公司，是你原先那家公司的竞争对手，名气挺大，就是远点，从咱们家开过去，四十几英里。高峰时间，至少要一个小时。”余争鸣有点高兴。
“现在这种经济形势，还考虑什么远近，我已经答应签三个月的合同，那种改造项目，估计也就是几个月的工作量。干干看吧。”肖雨禾说。
从2002年春天开始，魏军上班的公司就陆陆续续关掉几个了部门，其中也包括魏军工作的研究所。虽然他是主要技术骨干，可是部门都没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自然也成了失业大军的一员。
幸好赵跃进手上比其他教师多一份教育残疾孩子的执照，工作相对稳定些。由于学校也在缩减编制，学区把赵跃进换到了另外一所小学，工作由原来的残疾孩子班变成了混合班，班上除了几个残疾孩子外，还几个正常孩子，工作量比以前增加了许多。
这所学校地处贫困人口居住区，多数孩子都是吃政府补贴的免费午餐，税收少，学校开支很紧，每学期只发给她的班100美元，供孩子们的日常消费，比如班里打印机的墨水，孩子们擦手擦鼻涕的纸巾等等。如果钱不够，她也懒得为了几美元去再申请，只能从自己兜里掏钱补上。
对于残疾孩子，她就像妈妈一样，孩子拉尿在身上了，她要去借衣服来给孩子换上，一些家长根本不在乎，穿回家的衣服很少再还回来。所以她不得不把孩子的脏衣服洗干净，烘干，让孩子回家前换上自己的衣服。
学校按惯例，为照顾残疾孩子配给她一个助手，助手勤快的时候还好，这学期新来的助手是第一次干这个工作，总是不知道应该干什么，赵跃进有时候也懒得说，就自己干了。
按学校要求，老师要给每个残疾孩子单独写IEP（indivedul education plan）报告，因为残疾的类型不同，教育的方式也不同，每个孩子都有单独的档案，不同的教育计划，根据孩子的进步随时调整，定期汇报给学校和家长。
一份报告就要写十几页，十分详细。现在又加上了正常孩子们的报告，赵跃进不得不常常把工作拿回家，晚上抽空完成。
赵妈妈曾经是小学老师，她对女儿的工作方式十分感叹：“美国的小学多亏一个班只有十几个孩子，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我的班上有五十几个孩子，要是给每个孩子都写这种报告，还要整天根据孩子们的进步来修改，再逐个和家长讨论，还不把老师累死。”
“我还不知道吗？” 赵跃进一边给妈妈解释，一边在计算机上开始工作: “在中国，我同时教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英语课，都没觉得这么累，可是美国教育体制不同，我要按时给学校和家长有一个文字上的交代，告诉家长孩子们的进步情况和下一步的教育计划，白天和孩子们纠缠，忙得一塌糊涂，心也静不下来，只有晚上可以写点东西。所以妈妈就辛苦一点，帮我盯着明明，别让她老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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