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来自城市，受教育的环境明显优于农村青年，参加文化艺术活动的机会也多于农村青年。即使在文革中学校教学秩序被打乱的环境下，他们经常唱歌跳舞学唱样板戏，有的迷上了各种乐器，能歌善舞者很多。下乡后，他们自然成为所在乡村的文艺活动骨干。
下乡后不久，公社就组织了知青文艺汇演，知青们大显身手，争奇斗艳，展示出不凡的艺术才能，公社从中选出了一批优秀者组成了公社知青宣传队。他们中有的喜爱京剧，民歌，有的擅长舞蹈，有的会二胡，笛子，小提琴，扬琴，琵芭等乐器，或者懂曲艺，我带着自己的，也是当时全公社唯一的一架小手风琴手参加了宣传队。
知青宣传队随后与另外几个公社的知青宣传队一起，参加了县农业学大寨会议文艺调演。看来不只是在我们公社，以知青为主组建的宣传队以成为当地农村文化活动中的一个亮点。在县文艺调演中发现，真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知青中各类艺术人才济济，有的已经达到相当的专业水平。一年后我参加了安丘县赴昌潍地区群众文艺汇演代表团，那里以当地的文艺骨干为主，也有许多出类拔萃的知青。
1975年冬天，为了配合学大寨运动，公社以知青宣传队为主，又从几个村镇调集了几位中学的音乐老师和地方艺人，组成了一个“学大寨演出队”，在一个知青组--李家园庄集中住宿和突击排练，然后到公社的各个生产队巡回演出。
对这些参加演出队的知青来说，逃脱了艰苦的劳动，而且发挥自己的艺术爱好，的确是件很幸运的事。集中排练的时间很紧张，生活也不怎么样，可大家兴勃勃，几乎每天都排练到深夜。节目水平的确是“大队级”的，表演形式却多种多样：有大合唱，小合唱，表演唱之类，还有样板戏选场，锣鼓词，相声，快板书，天津快书等，内容以反映当地学大寨运动和知青生活为主。我当时除了为提供手风琴伴奏外，还参加了快板书，相声等节目的创作和演出。许多知青都是多面手， 吹拉弹唱样样都会。当年的经历，培养了我终生的艺术爱好，至今我仍然在拉手风琴，写快板书。
有必要提一下演出队的生活，只能用“苦不堪言”来描绘。那个时候当地人的主食是地瓜或地瓜干做的煎饼，白面每人每年不足百斤或十几斤。每天的饭就是黑黑的煎饼和玉米粥、小米粥等。主菜就是大白菜，箩卜或咸菜，很少有肉。一年到头也吃不到几次白面馒头或水饺。
那个知青组对公社安派这么多人到他们那里住宿是很不满意的， 因为时事上给他们增加了许多负担，还没有多少补助，所以生活安排的一团糟。演出队驻在那里两个月左右，几乎餐餐以地瓜和咸菜为主。别看演员们台上很风光，其实每个人肚里的苦水都倒不出来。我至今恨透了地瓜，一提到地瓜胃里就泛酸水，就是那个冬天给闹的！
到各村演出是很受欢迎的，缺乏文艺生活的农村人象接待明星一样地接待这个五花八门凑起来的草台班子。首先那饭菜是当时农村里最好的：猪肉炖大白菜，白面大饼，管吃管饱。记得有一次吃的太多，我上台说相声时还打着饱嗝，有的知青撑的连舞都跳不动了。演出条件当然是很差的，舞台就是村里的场院，或在地头上找一块平地。什么前幕、边幕的，啥幕都没有，更没有音响设备。晚上挂几个汽灯照明，锣鼓一敲，演出就开始了。
社员们很朴实，对演出的所有节目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演员们也精神抖擞，一丝不苟地尽职尽责。最难忍受的是天气，寒冷经常冻麻了我们的手脚，乐器演奏出来真是什么动静都有。演出完毕，大家还要扛着自己的乐器，翻山越岭，走十几里路回到驻地，躺下休息的时候往往都下半夜了。
两个月后，公社演出队宣告解散，知青们各自回村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第二年冬天，我被县文化馆借调，参加了1976年全昌潍地区群众文艺汇演，对本地区的业余群众文化艺术水平有了一次真正的体验。
这是当年牛沐公社知青宣传队唯一的一张的合影， 右上角为作者本人。
原作于 11/25/2008 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