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初，转眼我在农村渡过了一年半，知青组的成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早同我一起下乡的一批知青招工走了许多，17人只剩下5个。加上后来陆续补充的新知青，组里男男女女的达到了三十多人。
城市青年给乡村带来了新的气息，村里也逐渐将知青安排到更能发挥他们作用的地方。从小队到大队，知青们逐渐担任了会计，保管，赤脚医生，联社货郎等工作，还有一位知青到公社担任了广播站播音员。1977年春节刚过，本村小学的一位女民办教师要生小孩了，大队决定让我去代替她的位置，担任该校三年级班的代课老师。
村小学原本有五位老师，担任本村200多名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教学任务。除校长是公社委派，受公社教育组领导外，其余4位都是来自本村社员。他们在学校教学，拿普通工分，学生经费也是村里出的，是名副其实的“民办小学”。
学校建在村子中间，是一个独立小院，有两排教室，每年级一个班，每班大约二、三十个学生的样子。由于老师少，每个班的老师必须语文，算术，美术，唱歌什么都教。个别情 况下，也交换班级。因为我懂一点音乐，还有架琴，自然就成了好几个班的音乐老师。追求美是每位孩子的天性，唱歌更是所有孩子都喜欢的课。尤其是我的手风琴， 是全公社唯一的，孩子们自然很喜欢。当然，我去其他班教唱歌时，别的老师就来替我上图画或体育等。
学校设施非常简陋，是我记忆中见到的条件最差的学校。所有的教室门窗上都没有玻璃，统统钉着塑料薄膜。门也关不严，有的地方还缺少木板，下雪时雪花就随着寒风就从窗户和门的窟窿里吹进来。五个教室里有三个没有桌椅，学生们就坐在冰冷的水泥凳上，趴在破烂不堪的土台子上上课。那些可怜的农家孩子，有的破衣烂衫，冻的直流鼻涕， 小手冻的痛红，怎么有心上课啊！
（借用网友照片：当年我们村里学生穿戴的比这张照片里的孩子还差！）
时值今日，有时候我们还可以在网上看到大陆的一些偏远山区依然没有摆脱贫困，那里的孩子还是没有读书的条件。记得互联网上有一幅震撼人心的照片，一个农村的女孩瞪着大大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支笔，眼神透出了那么多的渴望和无奈。那样的眼神我太熟悉了，当年我教过的孩子都是那样的。只有当他们唱歌时，才会显示出天真烂漫的笑，显示出他们对未来的渴望。改革开放不是三十年了吗？为什么还是那样？看到那些农村孩子破烂的衣杉和他们简陋的教室，眼前就浮现出当年我代课的那所学校，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学生艰苦，老师的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白天上课，所有老师晚上还要集中备课和批改作业。办公室里没有炉子，寒气袭人，唯一的温暖来自办公桌上的一盏油灯。老师除了教课，还要组织学生参加大队的劳动。奇怪的是学校里还养着两只猪，由各班轮流喂养和清理。十几岁的孩子们能懂什么？他们也没有责任心哪，于是班主人就成了实际的：猪倌”。也该那猪的命不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饿的那脊梁看起来象刀鱼，人说“比刀还快”！
村办小学校不收学费，可练习本和书还是由各人买的。许多社员家拿不出这个钱，只好先由队里垫付，年底再从分配中扣除。即使这样，有的孩子还是不能上学。尤其是一些女孩子，因家长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而脱学，当班主任的经常要去那些社员家里做动员工作。记得有位女孩因为练习本丢了，父母没钱买，她不能做作业，就回家照看弟弟不上学了。我家访时知道了此事，悄悄给她买了作业本，那女孩又回到了学校。可是，我也是一位穷知青，能帮他们多少？
几个月后，那位生小孩的女老师可以回校教课了，我结束了五个多月的代课老师生活，回到了生产队，继续“修理地球”业务。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们组里有四位知青考上了大学，在全公社拔了头筹。也许是这个原因吧，我们这批知青离开后，大队又从组里选派了三位知青到学校里担任老师，继续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
原作于 11/27/2008 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