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质被抓后奕訢向两国承诺过“未尝苛待，居处适宜，待遇优渥”，可现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10月13日联军由安定门进入北京城，北京老百姓倾城出动看热闹。当天下午联军在安定门等待被释放的人质回归，据英军一位军官华斯莱的记载：＂大群从北京各个角落涌来观看的人们。我从没见过这种景象：黑压压一片人头，挤满了宽阔的大街，一眼望不到尽头。人群拥来挤去，尘土飞扬，京城一些地方笼罩在烟尘里，隐不可见。中国卫兵和协助他们的城内衙役，被冲得忽前忽后，吃力地阻拦着拥挤的人潮，将他们隔离在城门区以外。
但是，一批棺材的到来，很快冲去了我们初入城门时的兴奋。迎面走来一队中国人，抬着五具棺材，棺材头上用中文写着一个个名字：波尔比、安德森、德诺曼，等等。他们死状惨不忍睹。每个人的手脚，都有深嵌入肉的绳印，手掌发黑坏死，白骨外露。
九月初一，恭王由芦沟桥回到北京西便门外天宁寺。初二，最后一批约十三具棺材，送到联军大营。恭王照会额尔金和葛罗，询问何日进城换约。我们沉浸在巨大的悲愤之中。当日在通州城外被僧格林沁扣留的使团成员，共有二十六名英国人，一十三名法国人，活着回来的只有十九人。《泰晤士报》记者波尔比的尸体被分割成七八块。”
惨剧给了英国公使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极大的刺激，好几天缓不过来。而奕訢竟跟没事人似的，说你要的人我已经给你了，赶快签署退兵协议吧，仿佛和议已经达成，只待换约退兵。这更让格兰特、额尔金等人气的发疯。
奕訢发这个照会的同一天，英军在德胜门外的俄国公墓，为死亡的英国人举行葬礼，格兰特、额尔金亲自致词。侥幸生还的人质讲述死者的经历：“那天，打着免战白旗，未做任何抵抗的谈判团护卫队，在通州城外被扣留后，先被带到北京城内，游街示众。然后，被分批带出城外。其中一批，包括安德森中尉 ( Lieutenant Anderson ) ，德诺曼先生(Mr. De Norman) 和五个印度兵，被带到离城墙约二英里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被分别按在地上，双手双脚紧紧反绑于背后，绳子上还被浇上水，促其收紧。白人与印度人被分开，待遇也不尽相同：白人被绑上双股绳索，印度人只是单股绳索。就这个样子，他们被紧紧绑缚着，关了三天，每天只吃一次很少的食物。然后被扔上骡车，走了大约三十英里，到了一个城堡，关进牢房，仍未被解缚。连续数日血脉阻塞，安德森中尉的手又肿又大，由紫转黑，化脓长蛆，肉被食尽，白骨露出。死前两天，他神志错乱，痛苦号叫，整日不绝。德诺曼先生受尽各种酷刑，蜷缩在一个院子的角落里，被砍头而死，他的头颅生满了蛆。直到这时，剩下的人才被解开绳索束缚，改上镣铐。另一批人，包括泰晤士报随军记者波尔比先生(Mr. Boulby)在内，被带到北京西郊一个有湖有庙的地方，受到了完全相同的对待，也是被分别绑缚，遭到踢打，三天后送往关押安德森等人的城堡。途中两个人伤重死亡。一些印度人拒绝进食。几天以后，波尔比先生被砍头，身上长满了虫蛆，尸体3天之后才被绑在吊竿上扔到监狱墙外，喂了那些野狗和猪。有个头和双手都有伤的法国人，耳朵、鼻子、嘴里都长满了蛆虫，他脸部已经没有知觉，第二天也死了。”
重温这样的惨事，参加葬礼的军人，双眼通红，无不悲愤异常。叙述者最后讲到一件事，更使得大家血脉贲张，抑制不住心中的仇恨。他说，那个捆绑吊打他们几达三日的有湖有庙的地方，不在别处，就在圆明园中！一个到过圆明园的军官证实，他们已经从圆明园一个亭子里，搜出如干被扣人员之衣物佩章，证明这就是虐待我们欧洲人的地方！（其实他们在圆明园还发现了成箱成箱的火枪，都没开封，崭新的，是以前马戛尔尼访华时从英国带过来的。当时是最先进的滑膛枪，送给乾隆的礼物。乾隆连看都没看，箱子都没打开就往圆明园里一丢，搁了７０多年，箱子上落满了灰尘，这次让英国人发现，又给送回英国了。）
这边群起激愤仿佛几世的冤仇攒在了一起无处发泄，那边恭亲王跟没事似的什么反应没有。史书上也没记载他这几天有没有试图和英法解释点什么，只说他催着联军退兵。这不是往人眼里点眼药水么，还嫌人家的眼睛不够红。我猜想恭王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也可能底下人比如刑部的官员向他报告过，这些俘虏陆续死亡了，尸体喂了狗，奕訢没当回事。因为从他把巴夏礼那八个人单独关押并待之以礼的举动看，他应该是把剩下的３１人当成＇下人＇了，当成巴夏礼的奴才。他以为跟中国似的一个大官出行多少偻罗伺候，高低贵贱等级分明，贱的那都不是人，死了白死。所以当留守大臣没有通知他就把巴夏礼等八人释放时，他叹息这和谈还怎么谈，没有可以用来要挟的了。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把那３１人当成筹码，他以为那都是贱人。以己度人，他以为额尔金也把他们当贱人。他是这么看这个世界的，所以也觉得别人也是这么看这个世界的。
所以当额尔金为此受了很大刺激无法镇定下来的时候，奕訢觉得莫名其妙。至于么，不就死了几个蚂蚁么，没见过世面。再说我们中国向来这么对待犯人，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这算什么呀，比这惨的有的是，没把你当烤鸭不错了。
当10月17日恭亲王正式接到额尔金的照会，明明白白表示为了惩罚清国皇帝的残忍而要将圆明园移为平地时，他才大惊之色，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第二天，１８日早晨，英军第一师在同仇敌忾和异常悲愤之中，红着眼睛，冲向圆明园、清漪园和静明园，四处放火，为死去的同伴复仇。
其实从恭王收到焚园子的通知，到真正行动有一整天的时间，他要是反应快有外交经验，是可以想些亡羊补牢的措施的，能挽回多少损失另说，至少努力过，不留遗憾。不过真要是经验老道善于在狮子老虎之间调和矛盾的，从人质及尸体被送回来起，就会想别再给人气头上浇油了。恭王这种从生下来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从没有看过谁脸色行事，自然没那个意识。
关于额尔金为什么要烧园子，英、法、中三国的档案馆里保存了大量的资料，包括三国之间来往的信函，照会，发布的公告，所以＇火烧圆明园＇这个念头从形成到实现，过程看的非常清楚。
收到棺材的那两天，额尔金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收到了不幸的消息。这种罪行令人发指，我们必须严厉对待，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今后的安全。” 法国公使葛罗写道：“两地军营都愤怒至极，但要克制强烈的复仇欲望，不知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忍受力！我的英国同僚（额尔金）好像要把事情闹大：他是想推翻清王朝，帮南京反叛者一把？不管怎么样，事情得有个了结。”
怎么了结，额尔金考虑了几种惩罚办法，最后选定的办法是将圆明园毁掉。这个过程在他日记里可以看到。“首先，若是单要求赔款，在这种扰乱的情形中，中国政府，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笔款项。其次，若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班苛待英人，和破坏和约的人们，一些可怜的属员，也许要被呈献出来，作为替身了。假若要求僧格林沁本人，中国政府大约不能答应，更决不能实行。寻思推绎的结果，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办法，而这种惩罚，仅降在清帝一人身上，与人民无关。”
然后额尔金给葛罗写信道：“从各个方面考量了这个问题，就我看来，几个方案之中最可取的就是焚烧圆明园，除非我能够放弃我的职责，忽略我们所受的罪行，不作实际的惩罚。而且我有理由认为，这个行动能在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给清帝更大的伤害，在远处旁观的人对此是很难估量的。这是清帝最喜爱的住处，将之毁去，不仅仅动摇他的威严，也会刺痛他的感情。惩戒针对的不是中国人民，他们是无辜的，惩戒完全是针对满清皇帝的，他不可逃脱对罪行的直接责任。不仅仅是因为在圆明园对囚犯所犯下的暴行，而且，他发出旨意，给欧洲人的头颅悬赏，还宣称他会用他所有的财富奖赏这些杀手。”
接着英军统帅格兰特表态：“如果我们对满清政府不加严惩，英国人民不会满意。严惩，是英国人对践踏国际法所表达的愤恨。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求和平，签完条约就撤军，满清政府会认为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抓捕和杀害我们的同胞，在这一点上，有必要让他们警醒。皇帝的夏宫确实已被劫掠了，但所遭受的损失，一月内就可修复。法军撤出圆明园的那天，中国官吏再次接管了它，五个在那里抢劫的中国人立即被处死了，我们巡逻队发现院内大门紧锁，房子没受损害。可以肯定，圆明园在皇帝心目中极为重要，摧毁它只是针对满清政府，而不是人民，因为只有满清政府应该对这些野蛮罪行负贵。这一打击将使满清政府感到切肤之痛，从另一方面，人们从任何以人类感情为依据的理由出发，都不会得出结论反对此次行动。”
10月14日英国公使额尔金、法国公使葛罗各致恭王照会，额尔金要求赔偿受害人或其家属恤银三十万两，葛罗索银二十万两，恭王很快答复，同意支付恤银，再次表达尽快议和的愿望。
第二天额尔金和葛罗会晤，商谈毁园一事。额尔金说他不仅要毁园，还要让中国政府出钱，在天津修建一块火烧圆明园的纪念碑，碑文上刻英、法死亡人质的名字，写明是怎么死的，死前受过何种虐待，为此英政府做了什么报复举动，作为对清国背信暴行的责罚。（“由中国政府出款，建碑于天津，叙明此辈不幸之人拘获死亡等情，及英政府所要求之款，以为此背信暴行之罚”）
额尔金的意思很明了: 我就是要刺痛你，就是要羞辱你。不仅现在羞辱你，还要把对你的羞辱刻在不会腐烂的石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看来真气疯了）。而法国此时表现出不同意。葛罗认为对法军来说，严冬将至，军备不足，而且对清政府的这些过激报复行为，容易让奕訢畏难避遁，致使交涉无望，军队拖不起了。所以葛罗倾向于不焚毁圆明园，也不在天津立碑，这样和议容易谈成，他们好早点撤兵。额尔金随后让步，10月16日给葛罗致函，表示可以放弃由中国政府出钱立碑和派遣中国官员护送死者遗体到天津，但＂惟毁坏圆明园一事，余决不能舍弃而不行也！＂理由如下：
“第一，被囚诸人，手足缚系，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对于中国政府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不予以久远之印象，英国国民必为之不满。若现即与之媾和，订约撤兵而退，中国政府必以吾国人民为可以任意捕杀无忌，在此点上必须警醒其迷梦也。 ”
葛罗再次劝他不要鲁莽，无效后表示法军不会参与焚毁圆明园，你要非这么做，你一人干吧。
而英法两国在＇如何索要赔偿＇上的矛盾被奕訢得知后，更加深了奕訢的错觉。因为奕訢与葛罗之间的信函往来中，葛罗只提到了侨民在圆明园被戕害之事，为此要求赔偿抚恤金和严惩凶手，所以奕訢以为英国会和法国一样只要钱。葛罗在随后写给额尔金的信函里，除表明法人不会参与烧园子以外，还说他觉得此事令他厌恶，所以不会跟奕訢提起。（“此说予殊厌闻，予不愿与恭王言之”）。他果真没跟奕訢言之，致使奕訢未能对此迅速做出反应，还进一步以为可以＂利用英法之矛盾为己争得有利条件＂。直至17日正式接到额尔金的照会，才发觉事情的严重性。然此时的额尔金已是态度坚决，不容疑义，照会中写明：对于圆明园势必毁为平地，此条故无须奕訢之承认，敝军统帅，所已决定，亟待执行者也。
17日在给恭王照会的同时，英军在北京城大街小巷粘贴安民告示，表明他们要在第二天将圆明园烧毁。这是为了责罚清文宗违约背信，而所有这些违约行为中国人民都未参与，所以决不加以伤害。（“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罪，即不能逃脱其应有之责任与刑罚。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
18日，英军第一军团共3500名士兵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昼夜不熄，全园变成一片火海，黑烟笼罩，火光冲天，相距20多华里的北京城上空，日光黯淡，如同日蚀。
而当时的中国百姓什么反应呢？一点也不象教科书里描述的那样＇以为国耻＇、＇痛恨外国侵略者＇。相反英军烧园半途发现火不够旺了，竟有很多附近的居民，跑去给他们送火种的！
火烧圆明园的同一年，1860年出生的晚清著名报刊活动家汪康年，在光绪年间写了一篇文章《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其中提到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普通民众直接参与了劫掠、焚毁圆明园的行动。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英军发现缺少纵火之物，“各军并无火器，惟有水桶、水锅”，正着急火势不旺时，“海淀华人暨华役，将携来之火线、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齐集以待”。海淀华人解英人之所急，送去干柴，让火烧得更猛烈些。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老百姓，从没听说过什么是state，什么是nation，什么是统治者，什么是被压迫的受剥削者，却无师自通地将这二者分的那么清楚，且自我身份定位的那么准确。他们的子孙后代，是怎么变成的身为羊的命，操着狼的心的。
不过也许与事件处在同一时代感受不一样。假如今天某个吸干了百姓血汗的独裁者，得罪了某一强国，被其烧掉了专供他奢侈享乐的、他自己的私人花园，中国民众可能也会拍手称快，前提是民众要觉得这人是吸干了他们血汗的独裁者，不是他自己宣称的没有他人民就永远陷入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的＇大救星＇、＇主心骨＇、＇一尊＇…至于多少年以后被那时需要管束民众思想的统治者拿来做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把你的拍手称快宣讲为麻木不仁，帝国主义的走狗…当事人是预料不到，也阻止不了的。
大火燃尽飞烟后，10月27日，这场人质危机的主角巴夏礼，给他妻子写信道：“我想额尔金勋爵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圆明园是皇帝的夏宫，离北京城只有5英里，皇帝和他的朝廷有2/3的时间都在这里度过，这里也是我们可怜的国人受到拷问和虐待的地方。联军已经将这些地方收入囊中，虽然有人说这样的复仇行为是不高尚的，但是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既然圆明园是我们的同胞受难的地方，我认为毁掉它是非常合适的。把整座北京城都烧掉太过残忍，毕竟这城里的人民有很多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伤害我们。在圆明园，我们针对的只是朝廷。它对中国人而言就像是我们的白金汉宮。如果我们只是要求赔偿金，那无异于用国民的鲜血来换钱。圆明园注定要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