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时候“孟母三迁”和“岳母刺字”的感人故事，千百年来给母亲们树立了一个标杆，甚至有人还提议将孟母的生日设为中国的母亲节。我的母亲没上过学，不知道这些英雄事迹，但她受到这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她虽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她的勤劳、刻苦和面对困难无所畏惧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在故乡柳溪的那片山水享有盛誉，至今被人传诵。
母亲姓谌（这个字作姓时念shèn，在全国排名第288位，大概有人口55万，其中我县就有5万），民国27年1月13日（农历丁丑年腊月15日）生于作为资水支流的下柳溪的一个叫杨家庄村的普通农民家庭。母亲出生时，上有三个兄长和两个姐姐，她排行最小。在她7岁那年，外祖母就因病去世。虽然年幼失母，但母亲的童年还是不失幸福，她从其父兄和家姐那里得到了千般的宠爱。
母亲生性善良。她的善良，可能是继承了外祖父善良的品性。听母亲说，曾经有一个壮丁因为受了伤，再不能动弹，躺在马路上呻吟。外祖父见状，就将他背回家。虽然自己的生活也不宽裕，但仍好茶好饭地侍候。一段时间过后，该壮丁伤势逐渐愈合，本性也暴露出来了，整天对外祖父颐指气使，闹得家里鸡犬不宁，甚至还动粗打外祖父。外祖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将此人“请”走。外祖父的善良由此可见一斑。
母亲20岁时嫁给父亲，角色从娘家的被人疼爱的幺女，变成了婆家的需要孝敬和疼爱他人的长媳。当时父亲家有曾祖父母、祖母、父亲、叔叔和姑姑，而真正能扛起养家重任的也就父亲和母亲两人了。
父母亲结婚后，正直“大跃进”以及紧接着的三年困难时期。在所谓大食堂，生活相当困难，每人每天仅供给9两米（16两为一斤）的饭，整天就是肚皮贴着背脊骨，饿得七歪八倒。当时，我家的碾米作坊，偶尔有大食堂的人过来为公家碾米，把残留在墙壁上的谷糠扫起来，就是家里老人改善生活的来源。在人的生存都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人类的再生产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家里人，特别是祖母就误认为母亲是“不会生蛋的鸡”，有了要把母亲休回娘家的念头。母亲由于不想被休，忍辱负重，睡的是由稻草铺起来的“狗窝”。也不知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在曾祖父对母亲的态度由同情转为支持后，母亲的境况才有好转，也最后“扎根”了下来。
1962年曾祖母病逝，在她病逝前，她许诺要送一个曾孙来。果真1963年我哥哥出生了（其实是公共食堂解散后，农民可以吃饱肚子，营养改善的结果）。听姨妈说，母亲生大哥时，临盆阵痛持续了长达七天之久。由于母亲骨盆比较小，虽是体力劳动者，但生起孩子来相当困难，这已不是临盆阵痛，而是“周痛”了。按照现在的话来说，难产是肯定的。当时的农村当然不会想到送产妇去医院，只是按惯例把接生婆请到家里。其实，所谓接生婆，恐怕也就只是有经验的产妇，再加一把用来剪脐带的剪刀而已。所以，曾祖父总是在“产房”外焦急地打听消息。我想，只有等到长兄姗姗来迟地来到这个世界，全家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地。因此说长兄是母亲用半条命换来的，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当然，不仅是生我哥，就是生我，生我弟弟，母亲也比常人花费的时间更长，付出了更多。在此，我对郑庄公即使掘地也要与母亲武姜相见，有了更深的理解。
为了圆这个母亲梦，母亲付出了巨大的艰辛，经受了血与泪的考验。然而，这还只是她人生无数艰难困苦的开始。
紧接着，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中，父亲因为毁了一张领袖像，被本村的红卫兵告发，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大会批小会斗。婶婶曾告诉我，在同叔叔订婚后一次参加群众大会，就有人指着台上挂牌挨斗的父亲说，那个就是你未来的哥哥。这种人格的侮辱，不仅是对生性好强的父亲的巨大打击，也是对母亲，对整个家庭的巨大打击。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早晨，我陪着母亲去给被五花大绑绑在村小学柱子上的父亲送饭，那场景已深深地烙在我幼小的脑海中，成了我童年的永远的记忆。
随着心理的被击垮，父亲身体上也出了毛病，一开始发现是腰痛，到处寻医问药。后来病情恶化，他已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了，就去了红岩水库工地当了食物长，管理工地食堂的伙食。后来再恶化，就去了家附近一个叫“湘华机械厂”的三线厂的医院做了手术治疗，再后来就去了本县的山口公社卫生院住院治疗。在当时那落后的农村，父亲的病不用说治愈，就连正确诊断都是不可能的。在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打击下，生性倔强的父亲最后选择投水走完他35年的短暂人生。
听说父亲临走前，总是在床头同母亲唠唠叨叨，难得的亲密。其实，这是父亲间接地以他特有的方式交待后事。
作为家的顶梁柱的父亲走了，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意味着家就散了。因为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除非有万贯家财，一般来说女性即使主观上愿意，客观上也是不能撑起这个家的。在我的家乡这几乎是无一例外的正确。我记得上中学时，我班的一男生，就因为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生活相当艰难。当时上门来给母亲说亲的人也不计其数，有劝母亲改嫁的，也有建议母亲招一个上门婿的。改嫁意味着丢下她的三个幼子，或者如果男方同意，最多带上她最小的儿子作为“拖油瓶”，离开我们的家乡，嫁到他乡；招上门婿，就是男方入赘我家，当我的继父。这两者对母亲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人帮她把这个家共同扛起来。并且前者对她个人来说最好，可以开始全新的生活。但母亲最后做出的决定令当时所有人都惊讶不已：既不招婿，也不改嫁，而是用她柔弱的肩膀一个人独自地把家撑起来。也许母亲有年幼失去母爱的切肤之痛，她不想她的孩子重蹈覆辙。但她做出这个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对她来说，不止牺牲的是幸福和爱情，而是担当，一副既当妈又当爹的沉甸甸的担子。
从此，我们家的电灯总是全村最后一个熄的，长明灯下总是母亲收工以后操持家务的身影。全村最早亮灯的又是我们家，每天公鸡一打鸣，母亲就起床生火做早饭，然后一个人先去自家的自留地干活，再去生产队上工。有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拂晓，奶奶起床不见母亲，有点着急，后来打听才知她是冒雨赶时去种红薯苗。再后来，母亲为了多挣工分来养家活口，又以每年800工分，包了生产队一头牛放养。母亲为了这个家使尽浑身解数，她接受任何善意的帮助，我家的房屋漏水了，需要检修，她就以工换工，去替瓦工采茶叶换回房屋检修，但母亲从不乞求怜悯。当然，母亲是人，乃血肉之躯，不是机器。她有烦恼和孤单，但从不向我们倾诉；有劳累，也从不抱怨，在生产队出工中的休息时间，就是她打盹、恢复体力的最好选择。母亲也有生病的时候，但从不去求医问药，总是咬咬牙就挺过去了。记得有一次母亲可能是患了疟疾，时冷时热。冷时，她把家里所有棉被都盖上，还在打哆嗦；高烧时，穿一件单衣还汗如雨下，但还是未去看医生，靠着自身的免疫力熬过来。
父亲生前也交待过叔叔，希望他的三个儿子不要成为文盲，能得到初小八册文化的教育。我想这个嘱托，父亲肯定也同母亲说过很多，只是如果万一母亲改嫁，他想到的B方案而已。但母亲没有辜负父亲的嘱托，她省吃俭用，用积攒鸡蛋换回了我们的学费，供我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哥哥接受了缩短了的十年制的高中教育，弟弟也上了高小，我接受的教育就更不用说了，上了大学和研究生，不仅进了城，而且还出了洋。
我的今天，都是母亲用她的艰辛付出，用她牺牲的幸福换来的。如果当初母亲选择改嫁，我被留下来，只会成为吃百家饭长大的弃儿，斗大的字能认识几箩筐就算幸运了。所以，有一次我读到广西一个叫杨六斤的男孩，由于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弟弟改嫁他乡，成了一个吃草的孤儿时，我真有物伤其类之感。40多年之前，我之所以幸运，没有成为杨六斤，完全是我有这么一个伟大的母亲。是母亲的辛苦操劳、勤俭节约，使我们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使我接受了初中、高中教育。
当我16岁从一所农村公社中学高中毕业时，因几分之差而高考落榜，是母亲不仅用卖猪的钱给我交复读学费，而且还在精神上给我支持，给我力量，让我能鼓起勇气，重新开启人生的征程。当时甚至有好心人还直接善言相劝：都16岁的男子汉了，是一个好劳动力，家庭条件又不咋样，怎么还让他在读书上耗着呢？……凡此种种，面对巨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母亲选择了相信她的儿子。这并非说母亲有多大的远见，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只是源于她心中的那份深深的母爱。
母亲的爱是天，能给我遮阳挡风避雨，能给我前进的动力。母亲的爱感人至深，不仅是因为养育了我，更重要的她那种勤劳、刻苦，不畏艰险的精神给我树立了榜样，树立起了我们的家风，我总能从中找到精神力量，鼓励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 2019年1月13日写于母亲81冥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