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吕牧马，他和另一个男知青负责大队的一千多匹马。老吕从小就调皮贪玩，牧马生活正对他的脾气。他聪明能干，又长得高大健硕，可以想象他策马扬鞭，驰骋在无垠的草原上，该是怎样的英俊潇洒。
“吕老师年轻时是不是大帅哥一枚？”我笑着问师母。“有吗？”师母望向老吕，“别这么夸他。不然他更得意了。”老吕笑眯眯地在一旁不说话。
其实师母插队时也表现不凡。插队前，赶上学校停课闹革命，师母不愿参与，在家闲着又无聊，就自学了针灸。插队时，一个女生胃疼，师母手到病除，成了远近闻名的佳话。很快，师母就当上了赤脚医生。别以为赤脚医生就可以舒服地坐在诊室里给人看病。师母还是从早到晚，骑在马背上，继续着牧羊的生活，只是随身多了一个药箱，有人生病她就赶去治疗。“我这么大大咧咧的，这么多年，还没治死一个人，也真是运气。”师母调侃道。
“她马骑得狠，又不喂，马被她累得特别瘦，过几天就得到我这里来换马。”老吕言语中满满的对马的怜惜。“后来我训练了一匹特别棒的小马驹给她，那马可漂亮了，还是名种。可她怎么也骑不好。她一上，小马就转圈。”说起心爱的马，老吕津津乐道。
1973年，大队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到内蒙古大学学医，师母因为赤脚医生的经历，当时被保送，但后来被一个领导干部的孩子挤下来，师母为此难过了很久。
命运总是关照那些善良又勤奋的人。
1974年，因为师资匮乏，北京市教育局决定在知青中选拔高中毕业生回京做中学老师。当时老吕父亲的问题刚刚得到平反，组织照顾，他自然在回京之列。师母插队前并未高中毕业，考虑到她就读于重点中学，成绩优异，插队期间又表现出色，最终也被选拔回京当老师。这样，他们双双顺利回京。
回京后，老吕被分配到一所重点中学，师母则被分配到一所边远的郊区中学。老吕心疼师母，主动请求对调，可能是男老师稀缺，最终没有被批准。这以后才有了我们的师生缘。
1975年他们结婚。师母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换乘两次，然后还要骑一段自行车，赶在8点以前到校和学生一起早自习。怀孕之后就更为辛苦。后来好不容易换到一所近一点儿的中学。
1978年师母考上师范大学，一直读到博士，留校任教，后来到社会科学院做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出版多本专著，多次到哈佛大学讲学交流。“读书对我来说是最容易的事。”师母俨然是个学霸，从事着自己喜爱而擅长的研究工作。
老吕在1978年准备高考时，发现心脏病，体检没通过，不能报考大学。后来只能边工作边自学上电大，完成了所有大学课程，还因为成绩优异被评为优秀学员。老吕很适合中学老师这个职业，他坚强不羁的外表下有一颗细致柔软的心。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以人为本，尽职尽责，成绩卓著。当年我们学校的高考状元就出自我们班。他后来培养出不少优秀学生，在各级竞赛中获奖，对他的职业生涯有着积极地推动作用。
我们班是老吕当班主任后带的第一个班，一带就是三年，所以感情特别好。用师母的话说，“在他眼里，你们班的学生都比别的班的长得好。”三年里，一有机会，老吕就带我们野营探险，游历山水。 他传授给我们的，不仅是书本里的知识，还有做人的胆识和激情。现在我才明白，这些其实都和他的知青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说话间，到了午饭时间。我说请他们到楼下餐馆简单吃点儿，他们却坚持说春节期间很多餐馆都关门了，没什么可吃的，要我和他们一起吃炸酱面。师母进厨房忙碌了，她说平时她的客人来时，都是老吕招待，这次老吕的学生来了，她也要表现一下。但看来师母对厨房的事物远不如对历史研究熟悉，炸完酱，她搞不清铲子该放哪里，探出头来问老吕，老吕冲我挤挤眼，笑着起身去帮她了。
我眼前，是一对相濡以沫，时而撒娇，时而互怼的，普普通通的老夫妇。
这些年，老吕和师母一直和内蒙古的老乡保持着联系，每隔几年就会回去看看，还带着儿子回去过。乡亲们到北京也会来拜访他们。去年正值他们插队50周年，他们又重新走了一遍回乡的路，见到了很多老朋友。看着他们身穿鲜艳的蒙古袍，和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在蒙古包前合影，白发鹤须，一定对人生有着无尽的感慨吧。
人生的苦难有时在所难免。而趟过苦难的河流，需要胸怀理想，心存善念，需要敢于选择的勇气，需要向时代借力的智慧。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永远不要有放弃努力的那一刻。而所有艰辛的过往，最后都会凝聚成生命的特质，在未来的某一天，让我们在万千人群中，闪耀出自己的光芒。
向老吕和师母致敬。向所有历经苦难又坚韧不拔的1700万知青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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