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3年6月2日 徐廷泽驾机起义光荣归来 |
 图片说明：降落后的徐廷泽受到解放军官兵的欢迎 |
| １９６３年６月２日，原蒋军空军第二联队１１大队４３中队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美制Ｆ－８６Ｆ喷气式战斗机起义，飞返祖国大陆。这种弃暗投明的义举受到了国内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林彪元帅授予他少校军衔，并奖给黄金２５００两。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接见了他。 叶剑英元帅对徐廷泽说：“你的起义，表现了对祖国的热爱，对光明的追求，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因此，祖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热烈欢迎你，并且完全信任你。” 张治中副主席说，１０多年来，我们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旧中国不能比的。他期望徐廷泽今后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伟大祖国贡献力量。 傅作义副主席说，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祖国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这样的一个伟大祖国，对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是有强大的吸引力的。 蔡廷锴副主席说，解放后１０多年来，祖国建设成就之大，人民生活之幸福美好，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他希望徐廷泽有机会到各地去参观，亲眼看看令人鼓舞的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三位副主席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能够看清形势，掌握自己的命运，为反对美国侵略、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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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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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周总理的教诲
徐廷泽
一九二八年二月，我出生在四川黔江县。我父亲从事手工业，母亲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料理家务的好手。当我九岁的时候，父母积劳成疾，相继去世了。我上了三年私塾、六年小学。一九四三年，我被送到一个开柴油机车的司机那里当学徒。
一九四五年三月，为了找条谋生的出路，我离开家乡，到国民党第三通讯兵团无线电军事教导连当学兵，开始了军人生涯。
一九四九年，我随部队过了长江，随后又逃到台湾。到了台湾后，先在蒋军十八师五十一团当电台排长，后来提升为陆军上尉。我羡慕蒋军飞行员，一九五三年，我终于考上了国民党空军官校三十五期。
一九五五年，我飞完了初级教练机PT—17和高级教练机AT—6，以优良的成绩在官校毕业。毕业后，来到台中，在部队集训班飞行，半年后又回官校当了见习教官。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我从官校调到台湾新竹基地十一大队当飞行员，在执行任务中很卖力，各项任务完成得出色，受到了上司的赏识。很快我提升为上尉飞行员，并先后获得“宣武”、“雄鹫”【、】“翔豹”、“飞虎”、“云龙”、“复兴”等六种奖章，被授予“克难英雄”称号。我在台北参加了国民党的英模大会，蒋介石和我们一块进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到台湾在美国的控制下，军人过着屈辱的生活。蒋帮集团对外丧权辱国，对内祸国殃民。美国控制着蒋帮的军事机构和军事活动。在蒋空军里，美国人一手把持着部队的训练、装备、供给和人员编制的大权。他们的军事小组驻在联队里，所有训练计划和作战飞行都要经过他们批准，每架飞机必须飞满美国顾问规定的“外援飞行时间”，多飞了不行，少飞了也不行。美军给蒋军的军援物资存放在美军专用仓库里，领用时，没有美国顾问的批准，就是持有联队长开的条子也不发给。美国顾问还经常欺负中国人。一次，我所在的十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冷培树和几个军官到新竹市“外军俱乐部”去参加晚会。“空军顾问组”的美军顾问挑剔他们“礼貌不周”，指使佣人当场用瓶子把冷培树打得头破血流，缝了好几针。在台中空军基地，美国顾问汤姆生强奸了蒋空军总部一个上尉联络官的妻子，也无人过问。
蒋空军飞行员虽然是“天之娇子”，但在精神上生活上却遭受着折磨的痛苦。蒋军当局对空军飞行员控制特别严密。大队、中队都有“政治细胞”和特务组织，每个飞行小组还有秘密的“政治战士”。他们暗中监视飞行员的言行，背地给上面打“小报告”，用“备忘录”给蒋空军当局和特务机关打报告。如果谁被指控有“越轨”行为，就会停飞，甚至还会被逮捕。蒋空军飞行员的薪水是蒋军同级中最多的，但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六十年代，要维持一个三、四口之家的生活仍十分困难。我所在的大队二十九个飞行员中，就有十二个人由于怕结婚以后不能维持生活，以致年纪大了，仍没有结婚。
耳闻目睹无情的现实，我觉得自己追随蒋帮是受骗了，继续这样下去，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在那里当兵，就好象是官僚，资本家的看门狗。受罪卖命的是广大下层官兵，发财享受的却是少数高官显贵。
由于思想上的苦闷，我对大陆上的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与日俱增，我想方设法收听大陆广播，从广播里，我得到了许多难得的消息，祖国大陆日益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日益美好的佳音，通过电波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向往祖国大陆。尽管当时由于长期受蒋介石集团的造谣欺骗宣传，我对大陆广播的情况仍有点将信将疑，但是不管蒋帮怎样造谣，新中国越来越强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这是相信无疑的。在蒋介石集团统治下的台湾，是没有出路的。
我真正确定飞回祖国大陆，是在起义的前几个月。那个时期，蒋介石集团在台湾大学大搞“忠贞”大检查，“反共自觉活动”，弄得人人自危。这时候，一个以前同我在蒋陆军里当过兵的译电员，调到我所在的新竹机场当“保防官”。他为了讨好上司，把我曾经在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事情向上面报告了。当时，虽然没有停我的飞，但我感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坏，经常受窝囊气。好事没我的份，坏事老往我身上推。进行空靶训练，每次都要我拖飞靶。天气不好，大家不愿飞，就派我飞。我知道，象我这样没有后台的人，一旦被认为不能继续为他们卖命，就会一脚踢开。瞻念前途，不寒而慄。必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寻求一条生路。生路何在呢？是冲破牢笼飞回祖国大陆，还是留下来继续为蒋介石集团卖命？是应该决定的时候了。
我知道驾飞机去大陆，这当中埋伏着生命的危险，即使回到了大陆，也还会有许多困难。但继续留在台湾，又有何出路？危险还会更大。
我利用各种机会收听大陆机场和导航的情况。以前，我成天好象坐在针毡上一样，深怕一个命令逼着自己去送命，而现在，却天天盼望起飞的命令，以便寻找飞回大陆的机会。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得知明天自己将参加训练飞行，心里暗暗高兴。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心潮澎湃，脑子里充满了多少往事的回忆和今后的设想。尽管顾虑仍很多，但我飞回大陆的决心是定了，决不放过明天这个机会。
六月一日，台湾上空是雨后天晴。早餐后，我穿上飞行服，同大家坐汽车，来到了机场。那天，训练科目是带一个新飞行员进行单机攻击。我担任长机，新飞行作僚机。又一个难题摆在眼前，假如僚机这个尾巴甩不掉，自己飞往大陆的计划就要落空了。我检查飞机停当后，敏捷地跨进座舱，关好座舱盖，领着僚机滑行到跑道头，让地勤人员将机枪上好膛，准备蒋帮飞机追来时，进行决斗。我请示塔台：“强波佛来，等待起飞。”七点四十五分我收到塔台的命令： “强波佛来请注意，可以起飞。”我驾驶飞机滑上跑道，由北向南射向前方。僚机同我保持一定距离紧紧跟着。我打算飞到空域进行攻击训练时，设法把僚机甩开，然后直飞大陆。当我上升转弯正飞往指定空域的时候，耳机里传来僚机的声音：“报告长机，飞机油量表失效。”我向机场指挥台请求返航，指挥员同意。
我等僚机返航后，已经是七点五十五分，随即我加大油门，紧急爬高，上升转弯，很快就到了台湾海峡上空。我对准大陆航线，调整了无线电罗盘。“不好！”我忽然发现前方有三架飞机向这里飞来。我愣了一下，顿时警觉起来，难道发生了什么意外？我睁大眼睛观察着，趁这几架飞机没注意的时候，向右了个九十度的大弯，绕到他们的后面。我定了定神继续向前飞去，佯装巡航飞行。原来这几架飞机是我们大队的，正在进行空靶训练。我摆脱了这几架飞机后，松了口气。此时，飞机继续上升，高度表指示：15000米。我立即扔掉副油箱，突然改变航线，以最大的速度，朝着大陆方向飞去。当飞机飞出平时训练的空域位置时，机场雷达发现了，无线电里传来了地面急切嘶哑的叫声：“强波佛来，请注意，方向错了！方向错了！”“强波佛来，立即返航！”我横下一条心，根本不理睬。指挥所毫无办法，再三向我发出警告。我干脆关掉通话开关，任凭它狂叫。为了防备飞机追击，我当即操纵飞机迅速向大陆俯冲，很快接近大陆上空。
飞机越近大陆，云层也越厚。我把磁罗盘的指标调在福州航线上，打算在福州机场着陆。没料到天气越来越恶劣，突然下起雨来。云里的雨越来越大，闽江水面简直是水天一色。飞机座舱盖上直流水，飞机好似一艘潜水艇在水里钻。过去，我经常在台湾海峡巡航，对福州机场的位置是熟悉的，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今天碰上这么个鬼天气。这样坏的天气别说降落，就连飞行，没有无线电导航也是相当困难的。
我在大雨中艰难地飞行，完全看不清福州机场的位置，也不知福州机场导航台的波长，只好钻出云层，低空向龙田机场飞去。突然，我的眼前出现一团团火花，往地面一看，地面到处是高射炮的火光。我的飞机周围都是爆炸的烟火，炮弹从我飞机边擦翼而过。我急忙晃了晃机翼，然后再看看地面是否知道我的来意，但仍无丝毫改变。我只好拉起钻进云里，一连串的难题出现在我的脑海：天气恶劣；地理条件不熟悉，找不到机场着陆；飞机上的油不多，还能飞行的时间有限；不知道大陆导航台的信号……我沉住气，急迫地考虑着两个方案：一是，尽量找到机场，争取安全着陆，二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跳伞。我紧张地搜索机场，把油门缩小，延长飞行时间，尽量控制在云底层飞行，做到既能看清楚地面，又能避免地面发现自己的飞机。我两眼不时地观察地面，仔细地寻找机场。一会，油量表告急，红灯刺眼地直亮。在紧急时刻，突然，我发现离海边不远的右前方两点中间的方位，一条隐隐约约的白带。我加快速度，立即向那里接近，往下看，果然是条明显整齐的机场跑道。我毫无迟疑地将机头一推，迅速下降高度，从海面对正水泥跑道。正在这喜从天降之际，不想机场的大炮又对准我的机头打来。我只有超低空飞行，飞机擦着海浪飞入机场，进行紧急着陆。直到飞机停住了，我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看了看手上的表，正是九点零五分。我推开座舱盖，扔掉涂有国民党党徽的飞行帽，走下飞机，向机场上的人民解放军空军官兵走去。我对他们说：“我起义来了，请你们赶快把这架飞机转移。”人们热情地握着我的手，深情地说：“欢迎你投向人民。”晚上，我在日记本的扉页上画了一条从新竹机场到福建龙田机场的曲折飞行航线图，图的一侧端正地写着：“一九六三年六月一日，是我飞向光明的日子。”
我回到祖国大陆后，一切都感到很新鲜，看到的是亲切的面孔，听到的是热切的话语，这和世态炎凉、人情冷漠的台湾，形成明显的对比。
一九六三年六月四日，国防部在福州召开盛大的欢迎会，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宣布命令，并代表国防部授予我空军少校军衔，发给奖励二千五百两黄金的证明书。
六月二十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接见了我。叶副主席对我说：“你的起义，表现了对祖国的热爱，对光明的追求，是一个革命行动。祖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热烈欢迎你，并完全信任你。我们几位也诚挚地祝贺你。”我高兴地对他们说：“感谢祖国人民，感谢诸位首长，现在仍生活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大多数向往自由，向往祖国大陆，我是先回来了。”叶副主席勉励我今后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为祖国人民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说：“你现在还年轻，前程是无限光明的。”
六月二十五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那天上午，一辆小轿车把我送进了中南海金碧辉煌的大门，车在怀仁堂前停住了。周恩来总理满面笑容，英姿勃勃地大踏步从正面走过来，同我热情握手。周恩来总理拉着我坐在靠近他的沙发上，亲切地询问了我的情况。周恩来总理对我说：“祖国幅员辽阔，要说没有一点问题，那是象讲神话一样，今后你会经常遇到一些未曾预料的事情，应该有个精神准备，以防临时后悔失望。不过，要树立胜利的信心，情况是越来越好，我们确立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是极为正确的，也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要想一步登天，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坚信，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周恩来总理还勉励我学习好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非常关心我的生活，甚至对我怎样安家，怎样对待生活都一一作了亲切的嘱咐。周恩来总理关切地对我说：“你先成家，后工作。以前，你在台湾不愿成家，现在回到大陆，不一样了，一个人有国，也要有家。”我向周恩来总理表示，要记住总理的话，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人民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临别时，周恩来总理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殷切地叮嘱道：“你有事可直接给我写信。”周恩来总理一直同我走出门，把我送上车。
一九六四年十月，我经过一年多的参观学习，来到空军某航校飞行团担任副团长。
“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了一些极左路线的冲击，也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保护。一九六九年六月的一天，我正在农场劳动，突然接到通知，要我迅速赶回部队，那里来飞机接我到北京去。到北京后，空军政治部的同志告诉我，周恩来总理明天要接见刚从台湾驾机起义归来的原国民党空军上尉教官黄天明和学生朱京蓉，是周恩来总理让你来的，让你陪同接见。周恩来总理在和黄天明、朱京蓉谈话时，不时地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当周恩来总理关切地问我的思想问题解决怎样时，我回答说：“没完全解决。要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周恩来总理听了很高兴，鼓励我说：“回答很好，我们也一样，有些问题是需要反复解决的，希望你永葆革命青春。”
我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无论学习和工作都有一定的进步。一九七四年，我被任命为空军某航校司令部副参谋长。一九八一年，升任为副校长。一九八三年，因我年纪大了，改任航校顾问。我先后当选为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多次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最大信任和崇高荣誉。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我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更加精神振奋，感到三中全会的路线的确是振兴中华、开拓前进的路线，给人民增添了力量，给祖国带来了希望。伟大祖国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和幸福，我要在这有生之年，为祖国的统一和繁荣昌盛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 全文完 ◆
以上《牢记周总理的教诲》，原文簡體中文，製作底本爲西元1986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編印之「內部發行」非賣品空軍史料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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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寫過徐廷澤叛逃的原因，http://blog.xuite.net/jpfu0313/blog/39388220，但來源畢竟是另外一個中隊，所以比較缺乏細節。今天航史會請到周性初教官，徐廷澤叛逃時就是在周擔任分隊長的分隊，所以由他來講更能清楚了解當初的來龍去脈。
徐廷澤原來是陸軍，在大陸被俘過，後來考入空軍。他的個性固執，喜歡新竹月宮酒家的酒女，但是酒女嫌徐沒有錢(這點倒是自古以來沒有變過)，後來徐跟一位陸軍師長的太太搞七捻三，師長家裡幫忙的老兵看不過去，就責罵徐，兩人發生衝突，老兵就告到憲兵隊，憲兵隊也管不了這檔子事，就轉給空軍政戰部門，這一路交辦下來就到了中隊長余鐘禔的手上。
周教官記得徐叛逃前一天大夥正穿著短褲汗衫在打籃球，余中隊長過來召集全中隊，當面斥責徐。徐這下火大了，酒女老兵都瞧不起我，現在中隊長又當著全中隊的面給我難堪，所以決定叛逃。第二天他帶領一位新進人員飛行，照理說一般訓練不用上膛，但是他起飛前在跑道頭滑進上膛區由軍械人員上膛，等他chase學員落地後本來應該飛個小航線回來落地，但是他卻轉向西邊飛走了，等到地面發現時已經來不及攔他了。
徐廷澤編制上是屬於另一個分隊，但是實際上是在周的分隊飛行，事發之後，原來的分隊長記小過兩次，周記小過一次，余鐘禔中隊長則是從中校降階為少校，停飛轉總部地勤，後來退伍進了華航。由於徐曾經被俘，所以空軍所有曾經被俘過的飛行員全部停飛再調查。至於徐到大陸之後，後來從江西航校副校長職位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