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哥在高中毕业后，返乡归家，准备报考重庆大学。这时候大概是1946-1947年前后。那时，我刚考入省江中初中部。我还清楚地记得他邀请我和三哥放暑假时到他家作客。于是，我们两人兴高采烈地顶着烈日走到了靠近四面山集市场口的杨柳湾。大三哥及其全家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以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度过了令人难忘的日子。
大三哥家的房屋和九柱房类似，不过没有坡度，完全位于一个平面上。他们家位于正对大门的左边相当于九柱房大伯父家的位置。正房中间是大厅，供奉家神。大厅隔壁连接几间卧室和饭厅与厨房。饭厅后面是大哥善德（字定邦）和大嫂以及他们的儿女们的卧室。与厨房连接的左边厢房是一个很大的工场，专门制作一种为祭祀等用途的燃香。大哥善德是经理，雇有几个工人。他们的祖母白发苍苍，神采奕奕，面貌慈祥可亲。他们的父母亲也都很友好，平易近人。除读书外，大三哥也练习拉二胡，他还教我们如何拉二胡的一些基本方法。有时候，我们到附近的堰塘去钓鱼，每人拿根钓鱼杆，钓鱼杆前端连接一根线和一个金属作成的钓鱼钩。先在堰塘边选择一片合适的地方，撒一些米引诱鱼儿来到我们计划垂钓的地方。在鱼钩上穿上一段蚯蚓作为诱饵。这样，就手拿钓鱼杆，把钓鱼杆前端连接的一根线以及穿上一段蚯蚓的钓鱼钩用力抛到水里，看着钓鱼钩沉入清澈的堰塘水中，这时候，一个预先系在钓线中部的一小段漂浮物如麦杆等较轻的东西就会浮在水面上以便观察有无鱼儿来上钩，漂浮物的移动就表示鱼儿上钩了。钓鱼者的希望和热烈期待鱼儿来上钩的心理颇富吸引力，那怕只是一条指头大的小鱼，当我看见漂浮物的下沉，提起钓鱼杆和上钓鱼儿激烈的跳动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当然，也有不少时间是在百无聊赖地等待，看着平静的水面发呆。这种情况下，我发生了一次意外的事情。
在读初中时，我看见五姐患沙眼病，好像很严重。经过多方治疗才逐渐好转。尤其在读了《生理卫生课本》以后，知道沙眼病是可以经过共用洗脸水和洗脸帕而传染的疾病。因而，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在洗脸时不洗眼睛。久而久之，双眼的周围皮肤就显得和脸上其他地方不一样了。开始，我总把童军帽前面向前伸出的帽檐尽量戴得低些以便遮住眼睛周围颜色变深的部分。后来，我自己找来了一面小圆镜，随时带着以便观察和仔细清理眼周皮肤的脏东西。那天，正在等待鱼儿上钩，无事可做，我就拿出小镜子来看眼睛。一不小心，小镜子就掉到草地上，并很快地顺着斜坡滚到堰塘水中。由于堰塘水清澈透明，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沉到水底的圆镜子，正对着阳光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我当时很懊悔，正在着急时，只见大三哥二话没说，立即脱光身上穿的衣服，跳入很深的堰塘水中，对着镜子，他潜水直到水底，硬是把镜子捡回来交给了我。很多年过去了，这件往事仍然令人万分感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大三哥游泳和潜水的高超技巧。正是这一过硬的本领在上述渡船遇险时得以逢凶化吉，死里逃生。多么难能可贵的救命本领！
大三哥天资聪慧，成绩优异，考大学本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然而，当时的教育很落后，无论是师资水平，还是教学质量，都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四川虽然是一个大省，但是只有成都，重庆两个大城市才有大学。加以省江中当时的教学质量远远落后于成渝两地，大三哥投考重庆大学的努力未能如愿。经过他的反复思考后，改为投考设在重庆的相辉文法学院（复旦大学留在重庆的部分，1950年并入重庆财经学院）。被录取后，他选修英语专业。他在大学学习期间，还不断写来长长的书信和我们谈及他在大学的情况。
临解放前夕，由于父亲病重，我们都在乡间。大三哥也休学在乡下杨柳湾家里。他不时走到九柱房和我们见面。这时，我伯父的外孙张胤新为了纪念他的母亲石善全，在九柱房设立了一个图书室，取名“善全楼”，并把收集的各种书籍都存放在这里，其中包括有中学课本，小说书和文、理各科的参考书等等，大约上百本。书对于大三哥来说就是精神粮食，他每次来，都会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五花八门的书籍，读不完时，还借几本带回去读，读完后，再还回来。空隙时，他还很认真地编排了一个手抄壁报，除了他写的各类文章外，还从我读初中时写的作文中选择了一篇较好的编入这个壁报。他又请五姐为他的壁报画了一幅彩色图画作为刊头。功夫不负苦心人，这一充满大三哥心血的壁报得以张贴到四面山中心街道的墙壁上，供来往的人们观赏。
然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
我们的父亲去世后，我们便离开了九柱房，一家人四处而去，各奔前程。我经过一番奋斗，终于获得到泸州上学的机会。从此，离开了故乡，与大三哥也失去了联系。我离家时，三哥在古贤坝舅舅家帮工放牛。后来才听说，是大三哥颇费苦心，向他及时地传递了县人民政府税务局招收一个公务员的信息。三哥通过考试，在数以百计的应征者中脱颖而出，获得宝贵的国家机关公务员的工作机会。因此，正是大三哥伸出的有力援手把三哥从逆境中拉了出来，从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上世纪50-60年代，我在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担任耳鼻喉科住院医师。有一次在急诊室值班，护士杜子华突然问我：“石医生，你是否认识石善新？”可能是她从我的名字上想到这种可能的联系吧。“当然，很熟悉，他是我的大三哥嘛。”就在我作出这一肯定的回答后，她马上热情地讲起大三哥来。从她口中，我得知原来大三哥也离开了四面山，在宜宾卫生学校教授政治课，而杜子华正是他的学生。难怪人们常说“世界其实很小”。能得到大三哥的消息，令我喜出望外。杜子华对大三哥的为人与教学质量评价很高，她说大三哥不仅教学认真，而且讲课很有风趣，常常像说书人在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学生都很喜欢听他的课。这一席话令我百感交集，大三哥的音容笑貌和许多童年的记忆，不禁浮上心头，久久难以平静。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几十年已就这样弹指一挥间地飞走了。由于我后来独在异乡为异客，远隔大洋万里遥。直到2000年，我们兄弟姐妹4人才有机会到宜宾拜访大三哥。阔别多年突然相见，真是悲喜交加，感慨万千。想当年，分手时还是青春少年；看如今，再见时大家都老了，令人不胜唏嘘。当时，大三哥的肺功能已经很差，说话较多后，需要安氧帮助呼吸。但是，他仍然强为所难，热情地和我们交谈，问长问短，谈笑风生，不减当年。他还拿出一些过去的地方报纸来介绍他曾经发表在当地报刊上的短文与诗歌。我很能够理解他这种苦心，也钦佩他对于文学的坚持和热爱。这是一个胸怀壮志，抱着不负此生，力争用写作来流传后世的读书人的共识。大三哥满腹经纶，本应该有可能成为造诣深厚成绩斐然的文学作家，可惜时势弄人，人生苦短，如今时过境迁，只得望洋兴叹了。大三哥一家有2儿和3女，最小的第三代当时正在准备高考。
2000年5月我们兄弟姊妹四人与大三哥及其部分家人合影。前排右起第三人为大三哥。
2000年5月我们三兄弟在大三哥家，从左至右依次是笔者（善溶）、大三哥善新、三哥善浔。
很不幸，大三哥在2001年与世长辞。据八妹后来告诉我，大三哥还遗留一大本采用毛笔正楷书写的长篇小说，也不知有没有得以发表。八妹通过电子邮件寄给我一张照片，记载的是大三哥在1998年和老同学欢聚游古贤坝时撰写的一首长诗。有道是“睹物思人”，透过俊秀飘逸的字迹，我仿佛又看到大三哥亲切而温暖的笑容。
大三哥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