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行在苍茫的海上，美国人顾盛对这趟中国之行充满忧虑。这个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聪明多识，能言善辩。他有着高大的身躯，也有着强硬的性格。他对中国，多有了解，其兄长常年在中国经商，美国的传教士、商人们在中国的游历、见闻，也通过报章已经在美国引起一波波中国风潮。
他带着美国总统泰勒的亲笔信和“特命全权公使”的委任书而来，希望能与中国人谈判缔约。但让他担心的并不仅仅是缔约问题，还有是不是需要和中国人同桌共餐。在早前美国人的记录中，中国人的餐桌看似距离文明尚远，一本流行的小册子《中国旅行家》中记载，“狗肉、猫肉、蛇肉、青蛙肉或其他任何有害生物，他们都觉得是可以食用的东西”。
但顾盛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完成与中国缔约的目的——哪怕他不得不在中国的宴席上吃饭也“在所不惜”。
这是1844年，美国第一位访华的美国公使，在中餐的阴影里，开始了自己的行程。半个世纪后，李鸿章访问美国，吃的问题，在中美文化冲突中，仍然存在。
互相“投喂”
顾盛访华前，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最终以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奠定了英国在中国的特权地位。美国不想将中国的市场拱手相让，终于决定派遣顾盛赴华谈判，希望能签订条约，享有英国所享有的五口通商之权。
出发前，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特意给顾盛一道训令，要他向中国强调自己并非朝贡者，“你的政府从来不向任何国家进贡，也不希望接受任何国家的进贡”。
清政府时常将外国使者误认为朝贡者，这令美国政治家大为不满。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曾语带愤怒地写道：“他们自认为，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贸易方面，任何与自己来往的国家都应……以卑躬屈膝的方式表现出来。现在，是时候让这种反人类和反人权的暴行停止了。”
事实证明，这种忧虑并无必要，清政府并没有打算让顾盛进京。道光皇帝当时特别下谕旨，要求负责谈判的两广总督耆英务必阻止美使进京。原因也是因为朝贡意识。在清朝政府意识里，“大皇帝本是‘君临万国’的天下共主，不应当去接待一个非为朝贡的使臣”，历史学家茅海建分析道，也是从这段时期开始，清朝开启了由两广总督兼各国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的惯例。这样以来，也可以避免朝廷与西方使节直接接触。
由此可见，不但顾盛忧心忡忡，耆英也压力山大。当两个人终于坐到一个餐桌上时，氛围从一开始就是尴尬的。
中国人见面要拱手作揖，美国人则习惯握手致礼；美国人进屋就要脱帽，但他们发现中国官员完全没有摘下帽子的意思；中国人谈话时，并不避讳隐私，于是耆英张口便问起在座各位的年龄来，这让对方更加尴尬了。
这并非中国官员举办的欢迎宴会，而是耆英一行到了美国公使的府邸。为了表示对中国官员的尊重，餐桌上摆放了筷子。但耆英等人对西餐菜品兴致不大，倒是很喜欢餐桌上的香槟以及一种调配的甜酒。一番推杯换盏之后，双方皆有醉意。令美国人最难受的事情发生了——耆英的几位同僚，用自己的筷子夹菜喂给在座的美国人吃，以显示亲近之意。顾盛等人只好强忍着吃下，美国作者安德鲁·科伊在《中餐在美国的文化史》一书中写道，“出于‘报复’，美国人也往他们客人的嘴里塞食物”。
中美外交官员的第一次正式宴会，就在这一场充满好意与误解的互相“投喂”中结束了。
此后半个月里，双方展开拉锯式的谈判。顾盛非常清楚，中国官员对自己进京的想法非常担忧，甚至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自己。在谈判中，他一边强调必须进京递交总统亲笔信，之后又以此为筹码，令耆英在其他条款上让步。最终，双方做了一笔“等价交换”，顾盛放弃进京打算，耆英则同意条约里，美国在华通商、外交方面的诸多特权。这份条约，史称《望厦条约》。
“在清政府看来，中国首先是一个文化统一体，而不是一个国家实体”，汉学家孔华润（Warren Cohen）如是分析清政府的外交决定，“中国官吏更关心涉及礼节、仪式方面的问题，而把主权等等概念留给西方”。
终于，耆英和顾盛达成了“共赢”的结局，《望厦条约》条款全部确定下来。1844年7月3日，耆英在签约仪式后，邀请美国人吃一点茶果。当顾盛等人进入宴会厅才发现，那可能是迄今为止，美国政要在华所能享受到的最丰盛的宴席——满汉全席。此前的互相“投喂”活动再次上演，宴席的最后，一盆味道鲜美的汤被端上餐桌。耆英端着喝了几口后，传给美国公使顾盛，随后，这一盆汤，一个个传遍了整桌人。
李鸿章的三个问题
整个19世纪末期，中国都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西方诸国争相以坚船利炮，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内部，也面临分崩离析的风险。但清政府对世界的认识却极为缓慢。以致当1896年，号称最懂外国人的李鸿章访问美国时，依然犯了耆英当年失礼的错误。
1896年3月，清廷认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出访欧美。美国当地时间8月28日下午两点，李鸿章乘坐的“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纽约，受到美国人的夹道欢迎，据当时美国媒体报道，他的船一靠岸，“人们如潮水一般涌到邮轮停靠的河边”，大约一百余艘大小各异的船只，作为“非正式的欢迎仪式”围绕在其周围。
正式欢迎仪式则更加隆重。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怀揣着美国总统的欢迎词，带领美国助理国务卿诺克赫尔等要员登上了“圣路易斯”号欢迎李鸿章。李鸿章如耆英一样，张口问起卢杰等人的年龄来，同时，他还询问了对方的财富情况。
虽然中美之间官方的沟通并不频繁，但民间交流却持续很久。就在顾盛访华前后，美国加州发现金矿的传言便在珠三角地区流传，成百上千的中国人赶到美国淘金。与他们一同进来的，还有中餐。
华人不愿意适应美国当地的饮食习惯，离开中国前，便将需要的食物打包带在身边——大米、干海鲜、腊肠等。他们也会就地取材，制作符合中国人口味的饮食。于是，第一批中餐厅就在美国陆续出现了——与其他餐厅相比，价格优势明显。在一个破烂的馆子吃上一份牛排、鸡蛋和咖啡，需要2.5美元，但在中餐馆里，1美元就能吃个够。中国人连老鼠都吃的传言，就在这种民间的餐饮交往中逐渐被戳破。
当李鸿章带着庞大的厨师团队抵达美国时，他的餐饮起居也成为美国报章关注的焦点。据记载，当天晚上，李鸿章的晚餐有燕窝汤、烧鱼、鱼翅和米饭，还有一杯淡葡萄酒。
第二天，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率政府要员来纽约造访，并设宴款待。但据纽约记者观察，李鸿章在公开晚宴上，几乎没怎么吃那些经典的法国菜，几乎滴酒未沾。晚宴主人可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让人准备了中餐：一份切成方块的煮鸡肉，一碗米饭和一碗青菜汤。李鸿章果然立刻吃了起来。
李鸿章一共在美国呆了十天，分别访问了纽约和华盛顿两地，期间宴请和社交活动不断。在与当地人交往中，他时不时会问到对方：“你是做什么的？你能挣多少钱？你住的地方离纽约有多远？”这些隐私问题令对方感到尴尬和不适，他却毫不知情。而当地华人、华商夹道欢迎时，这位中国派来的重臣则表情严肃，“没有什么好脸色”。
虽然有这些插曲，但李鸿章的到访，仍然在美国掀起了一波巨大的中国热，甚至美国人还造出一道以他命名的菜：“李鸿章杂碎”。
看起来，顾盛对中国人的态度和美国人对李鸿章的态度相差万里。但事实上，这两场隔了半个世纪的中美接触，恰恰反应了美国人对华政策的矛盾心态——他们既批评大英帝国在华的种种作为，又希望雨露均沾“我也有份”；他们既同情中国人在列强面前所受的欺侮，但又带着猎奇甚至厌恶的眼光看待这个古老的国家。
“猎奇者大肆宣扬西方人津津乐道的所有‘中国的’东西，如‘杂碎’……等等。他们强调别具风格的东西，‘中国每样东西都同我们相反’。男人穿长袍而妇女穿长裤。书是从上往下从右往左读的。汤是最后送上餐桌……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现象分别同经济生活水平和政治生活水平较低有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分析道，但他们同时也会用理想化的眼光看待中国人，“中国贤君明主的专制政治”、“对东方智慧的尊重”、“商人和传教士怀着中美之间结成‘特殊关系’的想法……结成一种超文化的友谊”。在这种矛盾的态度中，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逐渐变成一种“混杂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