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我年轻的时候,人们最崇拜“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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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老炮儿》这部电影之后,我跟今天的年轻人讨论了一番,当然主要是知识阶层的年轻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一个国家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整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崇拜老炮儿这样的人?

在我年轻的时代,没有人崇拜当官的,也没有人崇拜有钱人,更没有人崇拜知识分子,人们就崇拜这些流氓。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每天出门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的军挎包里应该有一块板砖,胳膊上也应该绑一把刀。

这其实非常像美国的大萧条时代,大家可以去看美国大萧条时代的电影,比如《美国往事》,在那种清贫的年代,年轻人确实就崇拜那些草莽英雄,崇拜那些能打能杀、仗义、讲义气的人。

在经济萧条的年代,穷人没有什么向上爬的社会阶梯,底层的人们没有途径往上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只有成为这样的“战士”和英雄,才能受人尊重,这也就是穷人阶层的希望所在。我想,这大概就是那个时代的人都崇拜老炮儿,崇拜流氓的最重要原因。

即便是我们这些生长在知识分子大院儿里的孩子,也避免不了这样的风气,因为我们总得去上学啊,在学校里到处都充斥着这样的气氛。所以我小时候也跟千百万的北京年轻人一样,每天都在做梦,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像一个“战士”一样冲锋陷阵,打完架以后往老莫餐厅或是哪个小餐馆一坐,弄几扎啤酒,跟兄弟们喝酒聊天,大家都敬佩我,混到老了,就成了老炮儿,一生受人尊敬。

电影《老炮儿》剧照

后来我到美国,无意中发现了一本教美国人学中文的书,书里的第一篇对话叫《在公共汽车上》,一方先开口说:“你丫看我干吗?”太搞笑了,居然连北京话里的“丫”字都出现了,然后对方回:“我看你怎么着?”一方再说:“你丫再看我,咱俩下车比画比画!”然后两个人就下车码架去了。

我猜这本书的编写者,说不定就是个北京老炮儿,因为这对话内容根本不符合美国国情。如果在美国的公交车上,你问一个美国人:“你丫看我干吗?”估计对方十有八九回答:“我觉得你长得特别漂亮。”接下去两个人就化干戈为玉帛,非常友好地聊起天来。

由此可见,北京老炮儿如果来了美国,肯定水土不服。

总而言之,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天天预谋着能有一个机会,让我也能跟谁瞪瞪眼睛,码上一架。终于有一天,这个机会来了。

那是元旦前夕,每个班都要排一出元旦晚会节目,都需要录音机,但是学校里只有一台录音机,我和班上的一个同学去借,于是就跟另一个班的同学发生了矛盾。一开始大家都没动手,只是用言语互相挑衅。

在打架这件事儿上,北京人和东北人还不太一样,东北人是一言不合上来就直接开打,北京人则不然。北京人在打架之前,一般都是先用语言“盘道”。这个“盘道”的意思,就是大家先口头上商量好打架的地点和规矩等。

就这样,为了一台录音机,我们俩就跟另一个班的同学盘起道了,对方问,咱们码哪儿啊?(咱们在哪儿打架呀?)我们俩说,咱们码后海(咱们在后海打)。

我估计对方的心情一定也跟我们俩一样,既害怕又兴奋,因为我读书的学校是北京四中,那是当时北京城里排名第一的中学,在北京四中读书的孩子都是好学生,用现在的话讲都是学霸,根本都没有打架经验。但就是我们这群学霸,心里的梦想也不是当什么教授和科学家,而是当老炮儿,当流氓。

于是我们俩和另一个班的学生商量好,双方各带二十个人,在后海码架。

回到家之后,我心里无比激动,夜里根本睡不着,整个人都被一种豪迈的英雄主义情绪所笼罩。但激动归激动,该做的准备也得做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俩上哪儿去找二十个人来帮我们码架啊?我们班上的男生肯定不行,那都是书呆子,哪儿能上战场啊?

所以我们俩绞尽脑汁想了半天,最后决定去外交部大院里搬救兵。在我们所认识的圈子里,数外交部大院里的孩子最能打架,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基本都不在国内,他们的父母都是些驻外大使、驻外一秘和驻外参赞,这帮孩子从小就没有父母管,一个个无法无天。于是我们俩就到外交部大院找人去了。

结果我们俩到了外交部大院,一进屋还是看傻眼了,当时我们俩都是十七岁,外交部大院的那帮孩子顶多也就十七八岁,最大的也就高中刚毕业,但光从外表上看,我们俩和人家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外交部大院的孩子举手投足全都社会气十足,男生全都抽着烟,姑娘们一个个都打扮得很漂亮。

最让我们俩震惊的是,有一个外交部大院的孩子,特别自然地对一个姑娘说:“你今天晚上就跟某某某回去吧。”在北京四中,男生和女生之间还是挺有距离的,大家相互之间还处在暗恋和懵懂的阶段,虽然总想像老炮儿一样交个女朋友,但谁也不敢真的去跟女生搭讪,没想到人家外交部大院的同龄人都直接带姑娘回家了。

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剧照

但我们震惊归震惊,这次来的目的还没忘,就原原本本地把码架的事儿跟外交部大院的孩子们说了。对方听完特别豪爽地说,就二十个人?小菜一碟,哪天码?到时候我们肯定按时到,你们俩放心回去等着吧。

于是我们俩就带着震惊的心情回家了,晚上肯定还是睡不着觉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正式开战的那天,我该怎么表现啊?我是不是得先冲上去啊?因为架是我码的,人是我约来的,我不能躲在后面拖后腿啊,然后就在脑袋里幻想出了各种英勇拼杀的场景,最后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睡着了。

到了约定码架的日子,我们二十几个人,雄赳赳气昂昂地到了后海。结果在后海等了半天,对方居然没人来。

外交部大院的孩子们当场就气坏了,一个个感觉好像被人戏弄了。但其实我心里是暗暗松了一口气的,随着事情的不断发展,我确实是怕了,约了这么多人来,这一旦打起来,绝对不是小架,万一捅出什么娄子,我真承担不起后果。

虽然我心里挺窃喜的,但是外交部大院的这帮孩子不答应了,怒气冲冲地质问:“怎么回事儿啊?玩儿我们呢?”我赶紧跟他们道歉,安抚他们的情绪,说对方可能是怯场了,不敢来了,这次就算了吧,不打了。

结果外交部大院的孩子不肯罢休,小钢炮有小钢炮的规矩,说码架就一定要码架,哪有人到了最后不码的?不行,他们不来,我们就去北京四中找他们!

进了学校,我顿时就威风了,身后跟着一群流氓,雄赳赳气昂昂,从来也没那么厉害过,见到人就问,某某班的某某某在哪儿呢?不是说好了跟我码后海吗?结果我们找的那几个人一看这阵仗,顿时吓坏了,根本不敢见我们,直接躲到教导主任办公室去了。

就在我暗自着急的时候,一件令我更加措手不及的事儿发生了。在北京四中,跟我们同届的学生里,其实也有一群挺能打架的孩子,这些人每天都蹲在学校墙根底下抽烟,我跟他们没有什么来往。我正带着外交部大院的孩子在学校里乱转,偏巧就遇到我们学校的这群痞子了。

大家都是年轻人,血气方刚,肾上腺素旺盛,看谁都不服,整天想找人打架,结果我们学校的这群痞子一看,外交部大院的孩子手里都拿着各种家伙,比如自行车链子等,显然是来北京四中闹事打架的,两伙儿都不是善碴儿,没盘几句道,就叮叮当当打起来了。

我当时就傻了,这是什么情况啊?我领来的外交部大院的孩子,跟我们学校最能打的一伙人打起来了,双方都有二十多人,从教学楼的墙根底下一直打到楼顶,又从楼顶踹到楼下,打得满地乱滚。

整个局面完全失控了,最后教导主任也来了,学校里的保安也来了,还报了警。其实没等警察赶到,仗就已经打完了,外交部大院的学生心满意足地走了,因为他们觉得今天没白来,说打架就打了一场,他们也不管打的是谁,最重要的是他们跟我也不是特别熟。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既然是不熟的人,他们为什么这么痛快地就答应来帮我打架?其实那就是老炮儿的一种光荣,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想到去找老炮儿帮忙。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在北京四中导演了一场群架,外交部大院儿的孩子打完架一拍屁股就走了,只剩下我没地方可走,只能老老实实地等着接受学校的处分。

但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还有一种特别不可思议的虚荣心,一般情况下,比较大的处分都是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公开宣布,让全校的学生都听到。殊不知那些被处分的孩子心里并不觉得害臊,反而会特别高兴。

因为当广播喇叭里高声公布道,某某某因为打架而受到某某处分,你会感觉到全校女生火辣辣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她们都喜欢能打架的男生,那种感觉就像自己是接受人们崇敬和爱慕的英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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