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女间谍” 贝安加.谭案真相 作者 刘统
贝安加与谭展超结婚照。（资料图/图）
1946－1948年，中国国民政府设立十个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展开大规模审判。在广州军事法庭审判中，有一件意大利籍女间谍贝安加案，颇为引人注目。后来贝安加晚年出版了自传体小说《鸦片茶》，把这段经历写得活灵活现，耸人听闻。她前夫谭展超的子女谭雄飞、谭爱梅也写了《被遗忘的年代：寻找两个谭家与一个女间谍》（新星出版社，2016），引起不少读者的好奇。关于这个案子，广东省档案馆保存着完整的资料。我们可以从当年的历史文献中，还原真实的全过程。
结缘
贝安加（Bianca Sannino），自称出身贵族家庭，1918年生于意大利罗马。15岁那年，贝安加认识了在意大利留学的中国青年军官谭展超。接触一段时间后，她不顾家庭反对，嫁给了谭展超。所以她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夫姓，又叫贝安加谭。
谭展超1939年毕业于意大利加利波第骑兵学院。抗日战争开始后，作为中国军人，谭展超义无反顾地带着妻儿回到中国，在著名将领孙立人麾下任上校参谋。郎才女貌的跨国婚姻，却没有持续多久。贝安加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谭展超随部队进驻贵州都匀。在那里，谭展超又爱上了护士何懿娴。贝安加本来就受不了贵州的艰苦环境，于是她离开谭展超，去了上海。
1941年，贝安加带着四个孩子来到上海，上海的繁华和奢侈不次于罗马和巴黎。贝安加非常喜欢。但是她带的钱支撑不了多久，于是变成了交际花，融入上海的社交圈。这里有军火商，有发国难财的富豪，当然还有日本人。贝安加在这类人群中游走，拉关系，做走私生意。到战争后期，她看到日本人败局已定，又找到一个新靠山：法国维希政府驻广州领事西门。西门被她的美貌征服，与她同居，还声称在1945年1月与贝安加结婚。于是贝安加往来于上海和广州之间，做黄金、美钞的投机生意。
案发
贝安加间谍案的起因，是美军驻广州情报机关的举报。1946年1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通报：“美军葛雷中尉检举法国前驻粤总领事西门及意大利女子贝安加二人危害盟国，业经第二方面军拘留，暂交法领事馆看管。”决议：“饬广州行营将该犯引渡，交我军事法庭审判。”
葛雷中尉是美国设在广州的战略情报署（OSS）的调查员。他举报贝安加的同时，给广州行营情报处长汤炎光上校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说贝安加是个“危险及投机之妇人”，以其美貌献媚于日人。其中一位是高岛博士，而高岛的真实身份是上海日人与广州德国间谍海斯机关的联络员。
贝安加认识南京日军情报机关负责人矢崎将军。1944年，贝安加曾搭乘日本军机到南京见矢崎，想领一张许可证，以便搭乘军用飞机前往广州。若仅为与情人会面，理由牵强。实则飞南京是有“某种任务”。
贝安加经常宴请日本高官、伪政府要人。在金钱方面，她不断在上海广州两地从事黄金美钞买卖，以赚取佣金。
报告通过对一些证人的查访，证明贝安加不仅是一个替日本人搜集情报的间谍，而且是一个私生活放荡的少妇。
葛雷的“私人调查”报告虽然篇幅很长，但是缺乏直接证据。要将受访人这些引述传闻的证词，转化为“间谍罪行”的证据，未免有些牵强。
这些报告的内容从何而来？据贝安加本人的叙述，她是在1945年11月15日从广州登机回上海时，被葛雷中尉在天河机场拦截下来的。理由是她未携带国民政府广州行营的通行证，她被迫返回西门的住所。17日美军情报官员就登门将她逮捕。贝安加在自传中提到，她被押到美军OSS驻广州办事处，她的行李被打开，金条倒落在桌上。菲洛尔上尉指控她为日本人走私黄金，她说她做黄金买卖是为了养家，并说她是法国领事眷属，应该享外交豁免权，美军也没有理会。
移交
抓捕和调查贝安加的是美国战略情报署海军中尉葛雷。在调查之后，美方没有审判她，而是将此案移交给国民政府广州行营的情报机关。这是为什么？
在此之前，美军破获了纳粹德国在广州和上海的间谍组织。逮捕了头目海斯及成员十余人，罪名是德国投降后他们仍为日军提供情报。法国维希政府驻广州总领事西门也是嫌疑人之一。但是西门受到香港法国领事馆的庇护，没有到案。贝安加是西门的情人，美军拘押了她。但是侦讯之后，美军情报人员看出贝安加只是个交际花，这些捕风捉影的证据不可能构成间谍案。所以他们将贝安加案件资料转给了广州行营情报处汤炎光上校处理。
根据葛雷的举报，广州行营将情况上报战犯处理委员会。1946年1月29日的委员会会议决定逮捕贝安加。1946年3月17日，广州报纸发表了一条轰动新闻：
意女间谍贝安加，在机场被我方拘获
著名的纳粹女间谍贝安加，意大利人，年约廿许，娇艳动人，与日籍著名间谍川岛芳子齐名。其寓居上海时，即与日本外事人员过从甚密，一度与法维基政府领事西门同居。月前在上海被捕之日人间谍供出其罪状，我政府即通令缉拿。广州行营经查得其行踪，即至广州机场逮捕。
这个新闻给读者一个误导，以为贝安加是在广州机场被捕的。《申报》驻广州记者梁风有门路，他联络了汤炎光上校，得以随行去博济医院采访贝安加，并作了报道：
贝安卡是怎样被发觉的呢？她是我政府在审讯上海被捕的欧人间谍中，由敌人间谍供出她的名字和罪状。我政府得飞机还没有起航，她便给我当局派人在机场当场逮捕。到现在已经四个月了，曾经由行营秘密的审讯过她一次，但外间完全不知道的。到后来她因为神经错乱，失去常态，请求外出调治，她才被送到长堤的博济医院去。
19日，记者随汤炎光上校审讯贝安加。她在答复汤上校问话的时候，也不断在表情。有时候微笑，妩媚地凝望着汤上校。而有时又双眉紧锁，在这段短时间里，她先后哭过四次。但是汤上校对记者说：“做作和表情是一般女间谍的惯技，她刚才那般样子，在我们已经是见惯了。这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实在是相当复杂的。”
谈到谭展超上校与贝安加的关系，汤说：“谭和贝安加结婚是事实，不过他们已经离婚了。1941年以后的事情谭自然是不会知道的。他实在不应该为她申辩。至于说她是贵族出身，犯不着当间谍，这也是不足作为根据的。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两名最出名的女间谍，都是出身贵族。再说她在战时来往上海、广州间，乘坐的都是民航机。你想，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关系，不见得来往那么容易吧。又说因为她的貌美，有许多人爱她不到而致憎恨，这显然是想把事情移到桃色纠纷上去。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说法，那就完全错误了。”
贝安加是被美国情报机关逮捕和举报的，但是美方放弃了审判权，把她转交给中国军方。对于广州行营来说，一个涉及间谍、汉奸、叛国等重大的罪名的外国女子被抓了进来，当然不能轻易放掉。如何定罪，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辩护
广州行营的第一步，是将此案转给广东地方高等法院。1946年3月21日，就在汤炎光讯问贝安加后，广州行营军事法庭给高等法院发了通知，将外籍间谍罪的海斯、贝安加案件清册及罪证共43件，转交给高等法院。理由是这些外国人不是军人，军事法庭审的是日本战犯，这些外籍嫌疑犯应该归入汉奸审判范围。
广东高等法院接过贝安加案，进入审讯程序。1946年5月6日，她首次被区炎年检察官侦讯。贝安加请求区炎年替她写一个《刑事辩诉状》。区检察官答应了她的请求，在听了她的申诉后，用中国法律文书的格式，代她写了一个长长的辩诉状。在自我辩护书里，贝安加说她在上海、广州与日本人交往、与法国人同居，都是生活所迫，并未参与任何间谍活动。美军葛雷中尉觊觎她的美貌，求欢未遂，诬告她是“间谍”，将其逮捕。她是中国军人的妻子，应该受到公正的待遇云云。贝安加将这个案件转述成“性骚扰”的原因，并且把早已离婚的丈夫谭展超拉回来，显示了她的心机。
区炎年检察官虽然代她起草了辩诉书，但案子还得公事公办。1946年6月29日，他向广州高等法院刑事庭提交了对贝安加的起诉书：
被告贝安加，意国人，前嫁我国人谭展超为妻，民国二十七年随夫返国，曾居住贵州省之都匀，三十年六七月间携子女往香港旋赴上海。因其夫在内地任军职，消息阻隔，接济断绝，经济发生困难，遂与日本政治部外事处斋藤少佐，日本外侨总联络官高轿（即矢崎将军），德国上海克尔特局之日联络员高岛及其他日人滨野、小谷等结识，受敌利诱，充其间谍，常乘敌飞机轮船来往上海、南京、广州、香港及广州湾等地，刺探盟国情报工作。去年十一月十七日经美军葛雷中尉在广州将之捕解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将案卷移送侦办。
就在贝安加即将受审的关键时刻，她的前夫谭展超出现了。
营救
事有巧合。贝安加被捕时，谭展超所在的国军新一军正好在广州驻扎。谭展超在报纸上获悉贝安加的消息，坚信她不会是间谍。于是他开始到处奔走，以丈夫的身份营救贝安加。他请求新一军孙立人军长给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将军发了一封公函，证明贝安加是谭展超夫人，“尚属善良”，请求宽大处理。
借贝安加在博济医院治病的时候，看管不是很严。谭展超到医院看望贝安加。这使贝安加看到了希望。她在晚年所写的《鸦片茶》中描述两人见面的场景：
谭走近我，爱抚着我的脸。拥抱着我。然后深吻着我。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手指在他的发间游走，重复呼喊着他的名字。
在这样的场合，却忘记了其他的犯人。两个人热情相拥，我们燃烧着。一瞬间我们被情欲占领了。我感觉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我们很快脱光了衣服，我感叹着被谭的身体所吞没。谭再一次让我受孕了。听到从楼下传来人声时，我们狼狈地分开了。
不知是贝安加心机过人，还是谭展超有意为之。这次做爱使贝安加怀孕了。1946年9月14日，经医生检查，开出了诊断书：“贝安加女士经本人诊验后，确系怀孕四月，极宜小心调治。”
这是关键的一招，使贝安加躲过了审判日本战犯的高潮时期。谭展超找到了广州天主教堂大主教巍茂畅，两人一起向广州高等法院方面提出请求，让贝安加保外就医，转到长堤的教会韬美医药调养。保证随传随到。1946年12月19日，他们的申请得到批准。
推诿
高等法院本来就不愿意接这个案子。他们的管辖权是汉奸案，贝安加的起诉罪名是日本间谍，理应交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审理。1946年12月25日，广东高等法院判决：“本件管辖错误，应移送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军事法庭管辖。”
皮球又踢回了军事法庭。军事法庭只好将怀孕的贝安加转到日本战犯拘留所。记者爱仪闻讯来到珠江南岸的太古码头货仓，这里是关押日本战犯的地方。记者写道：
意籍女间谍贝安加，因为年轻貌美，曾经轰动过广州和京沪。后来消息渐渐沉寂下去，人们也早把她忘了，以为她被解到上海去。可是从医院出来以后，她就被关押到战犯拘留所。房子小得可怜，仅堪容膝。本来是储物室，临时改做监房。贝安加是唯一女犯人，提起近来生活，她就非常愤慨：“羁押十三个月，没有一次公审，只是经过法院两次侦讯。有罪应该快点判决，无罪就快点释放。很快就过去了半年多，看样子可以搁置十年了。”
她的丈夫谭上校常常来看她，并且带了一个勤务兵，帮她做事、买东西，生活也相当舒服。然而失去自由，她脸庞失掉红润的颜色，形容憔悴，幸而还能保持漂亮。说到孩子，总有点黯然，到底离不掉母亲的慈祥。她还告诉我，过几天又要到医院去，大概下月初就要分娩了。
因为贝安加临产，广州军事法庭也审不了。1947年1月6日外交部致广东高等法院，催促尽快结案。1947年2月1日，广州军事法庭庭长刘贤年致电外交部，询问其为中国人妻，意大利国籍是否保留，涉及管辖权，请向意方交涉。外交部复电刘贤年庭长：“查意国法律规定，意国女子嫁与外国人为妻者，若取得其夫之国籍，即丧失其意国国籍。是意国女子已为中国人妻者，依我国《国籍法》，既取得中国国籍，即当然丧失其意国国籍。”
翻来覆去讨论管辖权，关键在于贝安加究竟算意大利人还是中国人。外交部倾向于把贝安加作为中国人妻审讯。那就不是军事法庭的事情，再次转回到高等法院审理。刘贤年庭长做出管辖权不在军事法庭的处理，并认为该案证据不足，应做不起诉处分。为此，汤炎光上校很不高兴，怎么能这样不了了之呢？1947年4月16日，他给广州行营写了一个呈文，谈到对本案的处理意见：
案查军事法庭对本案之判决理由，根据中、意两国之国籍法，判决贝氏取得中国国籍一节，系属充分。惟关于贝氏与谭展超结婚部分是属正式结婚或与类似西门同样只姘居关系。如非正式结婚，法律上当不生效用。贝氏既不能取得中国国籍，且贝氏有利用与谭姘居关系，从中进行间谍行为之嫌疑。法庭对此并未重视，仅系凭贝、谭两氏口供采述，全案并无文件依据。如贝氏不能提出与谭氏结婚之证件，与其对中国国籍之取得无充分之佐证时，应以被告为外患罪案，仍由军事法庭讯办为宜。
谭展超此时已随新一军调往东北，闻讯后求他的意大利留学同学、时任中山县长的孙乾帮忙。4月29日，孙乾致电广州军事法庭作证：“贝安加与谭展超确系1936年10月7日在罗马梵蒂冈正式结婚。本人时在意大利陆军大学就读，因与谭君同学关系，被邀充任男傧相，参加结婚典礼。”
当初的检举人是美军葛雷中尉，广州军事法庭还是要找葛雷提供证据。葛雷回了美国，等于没有了原告，这案子还怎么审？军事法庭又想以管辖权为借口将案件移送高等法院，但是高等法院也不愿意接。
释放
广州军事法庭按程序上报南京国防部，国防部经过复审，1947年8月12日致电广州军事法庭：“被告贝安加既嫁与中国人为妻，取得中国国籍，不属法庭管辖，予以不起诉处分，核无不当。应予照准。惟被诉事有无罪嫌，仍应移送法院办理，希饬遵照处分。”
国防部同意了广州军事法庭对贝安加不起诉的决定，高等法院只好又将案件接回来。在贝安加已经度过产期，身体复原后，广州高等法院于9月20日第一次正式开庭，贝安加又重复了她的身世：如何在意大利爱上谭展超，与其结婚来到中国；如何因战乱分散，误以为丈夫战死，在上海广州过着漂泊生活；如何拒绝葛雷的求欢而遭逮捕，希望法庭尽早判她无罪，云云。
1947年11月21日，法庭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吴让庭长指出贝氏在1944年已经与其夫谭展超离婚，请她说明。贝安加称：在沪时并无充当舞女及卖淫媚敌情事，至搭乘敌机来往，只系搭乘民航机，而非军用机。至当日在沪与丈夫离婚，系托由两西人律师办理的。一切手续及经过情形，因言语隔阂，不大明白。法领事西门系属朋友交情，并无若何关系，请查明宣告无罪。
在法庭辩论过程中，主要还是辩论贝安加与谭展超和西门究竟有无正式婚姻，如有，则管辖权完全不同，处理方式也不同，辩护律师还是抓住她和谭的婚姻成立，和西门没有正式关系云云。因为间谍罪的指控没有证人出庭，广东高院的吴审判长裁定，贝安加的汉奸罪不能成立。1947年11月25日，广东高等法院宣判贝安加无罪。
这个判决是合乎实际的。贝安加只是一个交际花、投机掮客。她交往日本人、法国人，都是为了牟取一些私利，根本没什么政治头脑，当然也没有做间谍的本事。贝安加被释放后，即转道上海返回意大利，再也没有见谭展超。
到了晚年，贝安加出了一本自传体小说《鸦片茶》。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贵族名媛，怀着浪漫的爱情来到中国。无数男人仰慕她，追求她，甚至追求不成就陷害她。在监狱里她是正义的化身，面对邪恶毫不退缩，使得谭展超良心发现，二人旧情复萌。她说中国的军事法庭企图判处她死刑，是罗马教皇提供了帮助，指令中国枢机主教于斌向蒋介石求情。最后的宣判时刻，法官宣布因为蒋介石下达了特赦令，贝安加才死里逃生。当我们阅读了历史档案之后，只能说她的这些叙述很多都是虚构的。虽然她因为间谍嫌疑被捕，但中国的法庭对她的处理是公正的，关押期间对她的待遇也是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