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llow Iris, Claude Monet）
一直以为拔苗助长说的是别人家的事，跟我没关系。我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多年过五关、斩六将锤炼出炉火纯青的应付考试的技巧，不管在哪里都是如鱼得水、雄踞一方的学霸。我是一棵茁壮的小苗，用不着父母师长来拔，自己就嗖嗖地往上窜。
不久前去附近的社区学院上艺术课才发现，可能，我也是拔苗助长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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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心血来潮在社区学院上课，是几十年头一次进正式课堂，也是平生第一次上艺术课，可以说是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但一走进教室，就暗暗叫苦：全班五十多名学生，全部，我是说全部，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除了我之外。
原来听说社区学院各色人等都有，年龄跨度大，中年人混迹其中不会引起轰动，没想到我运气不好，这门从巴洛克时代到后印象派的欧洲艺术史课程是个例外。
既然和同学们年龄相差那么大，当然有代沟。自然，我看不惯同学们对学习的冷漠态度。仿佛他们不去享受加州的明媚春光，却坐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教室，是外力胁迫，不是自己的选择；又仿佛在大义凛然地说：我已经来上课了，而且没打瞌睡，你还要怎样？
老师目测有六十多岁，是教室里唯一比我年长的人。为人师长，当然要设法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但面对台下的一潭死水他也一筹莫展，唯一可怜的杀手锏，就是向台下的学生发问。
第一堂课，讲“艺术是什么”。老师在墙上打出一幅巨大的哈德逊河学派的风景画问我们，“如果你走进一个朋友的客厅，看到墙上挂着这样一幅画，你会有什么反应？”
（Spring in Marin County, William Keith）
课堂里一片死寂。
老师不屈不挠，继续恳切地望着大家，重复了几遍他的问题。但还是没人说话。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举起手来说，“It’s beautiful!”
“对，很美，不是吗？这也是艺术最主要的目的！”老师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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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第一堂课开始，我就成了老师最贴心的学生。只要老师发问，不管他的问题多无聊，多琐碎，多简单，如果没有其他同学回答，我总会挺身而出，在最后关头帮他一把，打破僵局，消除尴尬。
以前做专职学生时，我也是好学生，但不是这种风格的好学生。我不是一个喜欢在课堂上发表意见的人，我擅长的是在考试时大放异彩。我本来就话不多，又因为做惯了好学生，完美主义的毛病已经深入骨髓，不愿在人前出洋相，暴露自己的无知和错误。
但时势造英雄。在艺术史课堂上，出于教室里的第二个成年人的责任感，我变成了发言最积极的同学。而且在回答了很多简单的问题后，我竟然开始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主动暴露自己的愚蠢了。有一次老师讲到法国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我举起手来：
“你能告诉我怎么拼写德拉克洛瓦的名字吗？”
“当然，D-E-L-A-C-R-O-I-X。”
我一笔一划把名字写在笔记本上，准备课后查找。两分钟之后，我发现原来德拉克洛瓦就是那个画卢浮宫的“自由引导人民”的大画家，我去年还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过他的画展！
（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 Eugene Delacroix）
有一天下课后和老师闲聊。老师问我是哪个专业的学生。我告诉他我没有专业，只是想上一门课好玩。老师又问我是不是要念学位，我说我已经在旁边的斯坦福得到过博士学位。
“我们这里的气氛大概不能和斯坦福相比。尤其是这个班，这么安静，It’s depressing！幸亏还有你在我们班上。”
“但我不想把所有问题都答了，应该给其他同学留下一些机会。”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非常高兴你在我们班，very appreciative。我每次问了问题，都在教室里找你，等着你回答呢。”
— 3 —
我看着老师镜片后的眼睛，想起了最近经常听到的村上春树的话：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我在同学们这个年龄时，一点不比他们强。只是因为年龄比他们的两倍还多，多年在职场摸爬滚打，才练就了更厚的脸皮和更主动的个性。
这也是我们这些留学生的共同经历。我们一进职场就知道过去那种矜持的作风行不通。在职场的表现不仅体现在个人优异的工作成绩上，还体现在团队精神和影响力。影响力也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发挥出来，但那比较难；更简单直接的方式是在很多人面前发表意见。
但直到来上艺术史课，我才想到，要在大庭广众发表意见，办公室虽然有很多机会，但并没有提供宽松、友好、有营养的环境。
艺术史课堂绝对是一个宽松、友好、滋养人的地方。这里没有竞争，失败的代价为零。不管我怎样胡言乱语，畅所欲言，都不影响这门课得A（不得A也没关系），都会得到老师的感激，同学们都无所谓。
在公司则不一样。重要会议上都在讨论重要问题，又有事关职业成败的关键人物在场，有时候赌注很高；与会者都想抓住机会，表现自己，一个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竞争激烈。虽然为了进步，勇往直前不回头，但那种挑战自我的感觉一直不离左右。
比照艺术史课的轻松愉快，和风细雨，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我被拔苗助长了！拔苗助长的意思是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虽然应该尽一切可能避免这种现象，如果先天不足，又努力不够，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被一头扔进深水，哪里还有时间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慌不忙地、有机地、自发地成长？但被人揪住头发使劲往上长的感觉不会很好，在职场的某些感觉，就是被拔苗助长的窘迫。
原来，拔苗助长跟我们的关系比过去想象的要密切，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在那件事情上，不是在这个阶段，就是在那个阶段，人总有被拔苗助长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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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祖宗是把“拔苗助长”当成贬义词的。但拔苗助长可能并不是那么凶神恶煞。在今天这个知识爆炸、一日千里的时代，被拔苗助长是一个但凡有点追求的完整人生无法避免的经历。
既然无法避免，发现自己陷入被拔的境地时，就不必惊慌失措，怨天尤人。既来之，则安之。美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走出舒适区”、“挑战自己”跟“拔苗助长”之间只有很不明显的一条界限。
父母教育孩子时当然不想拔苗助长，但万一孩子不是三头六臂的全才，总有一天他还是会尝到被拔苗助长的滋味，不是被父母，就是被老师，或者被老板。给孩子提供良好的全方位的教育，是帮助他们减少这种尴尬的唯一途径。
一只桶能盛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木板。如果有一块木板太短，又想多盛一些水，就到了拔苗助长的时候。
当然那些最幸运的，是在挑战来临时已经做好准备，因此不必急急忙忙地一夜之间成长起来的人，因为那种滋味不好受。
更幸运的，是那种人到中年却糊里糊涂走进艺术史课堂的人。虽然对艺术还远远没学通，但在另外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上，却在经历了拔苗助长的窘迫之后，又获得了一次从容地、优雅地成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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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又问了老师一个暴露自己的无知的问题。老师多次讲过，古代的画多以历史事件、宗教和神话故事为题材，要看懂这些画观众需要受过良好教育，最好熟读经典。现代的画常常以普通人和日常生活为题材，雅俗共赏，不需要任何历史背景都能看明白。我们讲的这个时代，就是这种新旧交替的时候。
那一天，老师讲评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的名作《荷马的礼赞》。当他一个一个地指出画上的人哪一个是普桑，哪一个是莫里哀，哪一个是亚里士多德时，我举起手来。
（Apotheosis of Homer,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人是谁呢？难道安格尔留下了什么笔记吗？”
如果老师对我这个明星学生问出这种令人汗颜的低级问题有任何失望的话，他没有将这种失望表现出来。“如果你是安格尔心目中的观众，”他循循善诱地说，“你自然知道这些人是谁，因为这些人的画像你都应该见过。比如说普桑，就完全是复制了普桑的自画像。”
我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明白了，这幅画不是画给我这种人看的。我，就是那种没有文化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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